浅谈中国外交史以及对我的启示

浅谈中国外交史以及对我的启示

中国的外交远不是从鸦片战争前才开始，几千年来华夏政权一直与周边的游牧政权、农耕政权乃至南洋西亚欧洲的政权发生过断断续续的官方接触，即使是在近代与欧洲人的官方往来早在18世纪就已经开始。严格的说起来，鸦片战争并不是中国开始与西方有外交关系的起点，而是清王朝被迫遵守西方外交规则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东方专制国家与西方近代化文明国家发生激烈的碰撞，外交上的冲突也是导致鸦片战争发生的原因之一。

清政权是一个由边疆落后部族建立的政权，尽管在建立过程中任用了大量汉人知识分子，建立政权后也大部分采用汉族政治体制采用汉族的文化，但是清政权带有大量的落后的野蛮原始部落的痕迹，采取狭隘的民族政策，文化上也是以高压为主。知识分子并不能像明末一样研究经世致用之学，精力放在严重脱离社会的考据上面，高层知识分子更是唯知空谈，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如一潭死水。在对外交往中，清政府重在防弊，担心内地反清组织与海外华人发生联系，也担心他们从已经进入东方的葡萄牙人得到军事技术。到了后期西方的“无君无父”的共和政体更是让清政府感到恐惧，将会对清政府赖以统治的思想体系造成颠覆性的冲击。因此，清政府厉行锁国政策，对外通商口岸几经变更，也只局限在广州一地。

到了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对外观念依然没有根本性转变，采取被动应付态度，连近代外交最寻常的互派常驻使节都畏如蛇蝎。后来虽然设立了总理衙门，但是没有懂国际法及近代外交规则的人才。外国人苦于找不到能够顺畅沟通的交涉对象，清方也找不到懂“洋规矩”的人，双方难于正常沟通，于是出现了赫德代表中国与法国谈判、蒲安臣作为代表中国出使欧洲等令人惊讶的事。即使有懂办洋务如李鸿章等一两人，但是作为总体的清政府外交机构及其人员水平很低下，清政府驻外使节也深居简出，不参与社交活动，只是作为形式存在，没有履行一个公使应尽的责任。当然了这只是前期的情况，后期有所好转。

尽管到了民国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外交人才，但是中国外交现代化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时期，与东邻日本迅速进入角色有很大差别。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值得深思，说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势是不准确的，正因为他们对外部世界及其可能会对自己统治造成的冲击有相当了解，所以他们才采取避免接触外界的政策。任何统治者对于维护自己利益都不会是愚蠢的，清政府亦然。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的外交政策及战略日益成为牵动整个国际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外界对中国外交的关注也日益强化。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大庆之年，新中国外交也走过了60年不平凡的历程，此时对中国外交进行一个评估可以说适得其时。

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60年中国外交可以大致分为两部分——前30年是反对外部威胁、巩固国家独立、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30年；后30年则是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周边环境，促进发展的30年。60年来，中国外交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民族尊严和利益方面的成就是值得肯定的；近30年来，中国外交在推动中国融入世界、保障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和先进经验等方面也是成绩斐然。

外交的历史命运和国家的历史命运是休戚相关的。相对于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来说，60岁的共和国还很年轻；但就现代中国外交的历史而言，这60年的外交历程却是意义非凡的。早在清代以前，历代虽有礼部、鸿胪、典属国等机关处理外事，但与近代国际关系的外交意义相去甚远。清朝立国之初，虽然礼部和理藩院有着部分外交职能，但由于清朝长期推行闭关锁国政策，这两个机构并没有发挥外交的作用。鸦片战争以后，从清朝的总理衙门、外务部到北洋政府外交部再到中华民国的外交部，虽然外交机构和机制在逐步完善，但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性质没有变，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始终处在列强的操控之下，没有独立的外交人格。1949年新中国成立彻底改变了近代屈辱外交的状况，第一次以独立自主的外交角色登上国际舞台。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磨炼，现今的中国已经是一个熟练运用现代外交游戏规则进行现代外交的大国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恪守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早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就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中国现行宪法也明确指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60年来，国际格局风云变幻，中国的外交政策也随之不断调整，然而，中国外交独立自主的基本立足点没有变，中国外交“和”的理念没有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始终是中国外交工作的基石。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稳步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国外交也在探索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理论，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同时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认识时代本质,顺应世界潮流

新中国60年外交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时代”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的判断合理与否,是决定中国外交成败的首要条件。把握时代的本质特征需要全面认识和理解世界政治主要潮流的发展方向,合理判断它们在各个阶段中的影响和相互关系。世界政治潮流的内涵并不是单一的,是由几个大趋势构成的,它们是相互影响和变动不居的。世界政治格局通常都是在几个大趋势的相互激荡、相互抵消或促进的共同作用下,通过重大事变实现难以逆转的飞跃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的世界政治,因为苏联解体及其阵营崩溃可以大致分为冷战和后冷战两个时期,但决定世界政治的主要潮流在本质上并无大的变化。这些主要潮流包括五个基本方面。

第一,世界强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冷战时期主要表现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各自控制的军事集团的对抗与对峙;在后冷战时期主要表现为一超多强之间复杂的合作与竞争。第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及大批新独立国家出现,并最终形成世界政治中一些新的力量中心。第三,现代化潮流的全球快速扩展。第四,科学技术持续跨越式进步,不断地改变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和思考方式,也在改变大国政治的存在和发展方式。第五,内容不断变换但从未终止过的意识形态斗争。

新中国外交60年的主要经验和教训之一,就是要尽量避免在时代问题上出现认识的片面性,甚至会导致全局性的错误。而这种片面性一般都是因为忽视或过度强调世界政治潮流的某个方面造成的。以前30年为例,毛泽东比较重视民族解放运动及其前途和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后来大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