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女性文学在中国的发展

简述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
【内容提要】本文简述了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过程及经历的各个阶段。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女性意识的觉醒及其创作，成为中国女性文学的真正源头，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女性作家群的集体突击，整体性地完成了中国女性文学的奠基工程，并成为女性文学的第一座高峰。

20世纪的80年代，是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二个高峰；而90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完成了臻于成熟的多元发展。

【关键词】简述中国女性文学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文学界和社会上关于女性文学的讨论一直没有消停。

什么是女性文学?中国有没有女性文学?这两个问题，文学理论界至今意见歧异。

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有“性”的，即女性意识强烈的一类，作家以女性立场、女性视角、女性意识、女性话语看待历史、社会、生活和人生；二是无“性”的，即女性意识较少或者根本没有的那种文学创作，追求“人”和社会的主体价值；三是作家追求作为“人”和作为“女性”价值的双重自觉，即“人”的自觉和“女人”的自觉的统一，就是说作家在创作中既不偏重于“为人”的社会意识，也不偏重“为女人”的性别意识，而是从以上两个视角来考量社会历史，塑造人物形象，描述人生。

一性别与文学
自开天辟地，就有天和地，男和女。

古希腊神话中讲述的由月亮生出的具有男性和女性一切优点的“雌雄同体”人，在造反之后，被天神劈成两半，又由于宙斯的怜悯，将男女的生殖器官给了他们，使他们可分可合，可以生育后代。

这个爱情起源的故事，很大程度上却说明了当初男女的平等关系。

所以，性别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存在，性别关系应当是完全平等的关系。

人类有爱有恨，有了社会形态，也便有了文学和艺术。

当人类脱离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之后，妇女的社会地位开始发生变化，母系的“圣坛”让位于父系，从主导到从属，人类历史文化中的“平等”从此不再。

诚如徐坤所说，“我们在历史上能够见到的所谓‘人性’表达，全由男权文化一手操持，‘人性’几乎就是男权文化主宰之性，历史上的一切文化、哲学、政治、宗教、道德观念，一切文化学景点，以至于关于女性之躯体的修辞学，无不出自男性的笔下、男性权威的眼中。

当‘人性’的各个方面均由性别诠释和把持时，‘人性’就成为偏颇的、不完全的，由于缺少了占人口一半数量以上的另一半性别群体的认同和解说，‘人性’就会变得抽象而单一，这种解释对女性的要求就只有无条件服从，而不允许她们有自由思考精神和行为姿态上的独立。

”这就是人类女性命运的历史写照。

从“第一性”到“第二性”，这种社会地位的巨大变迁和女性生理的天然特性，导致出自女性作家之手的文学“性格”与男性作家创作的文学“性格”有了较大的差异，于是在文学史上自然形成两条流势不同的长
河。

“女性”这个被社会强行推入地狱的群体，虽然时时力图造反突围冲出“镜中之城”，但是，文化铸造的“紧箍咒”使她们丝毫动弹不得。

不过，在中国，文学作为心灵表达的工具，一条是“男河”一条是“女河”，这两条长河前者滔滔奔流，后者也在缓慢向前；前者基本覆盖和取代了后者这条舒缓的小溪。

虽然后者弱小，千年呻吟一路呼唤，但却坚强地生存着，不仅没有断流，反而还在那条中国文学的浩瀚江河中以自己的性别意识延续着“女性写作”的生命。

这两条河从很遥远的年代汇流一起，穿过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一直流到乾坤之内皆忧患的20世纪之初。

中国广袤的文化时空中散落着灿烂的文学之星，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女性作者，比如西汉的卓文君、王嫱、班婕妤，东汉的班昭、蔡琰、曹大家，魏晋的左芬、谢道韫、刘令娴，唐朝的上官婉儿、薛涛、鱼玄机，宋朝的李清照、朱淑真、唐婉，元朝的管道升、郑允端，明朝的朱仲娴、端淑卿、徐媛、王微、商景兰，清朝的徐灿、倪端璇、陈端生、吴藻、邱心如、沈善宝、秋瑾、徐自华等人。

这些具有不同女性气质的名字，是从历代文人创造的文山书海中翻检出来的，人数之众可以“数百”来计。

但这些倾诉哀怨、慨叹命运的女性作者，能像蔡琰、李清照在文学史上产生影响并占一席之地的，可谓凤毛麟角。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性写作在战乱、贫穷、落后的东方古国里不停地生长，“女性意识”也一直存在于“自画像”式的女性写作中和民间行为表述中。

这种“女性意识”同当今女性评论者所说的“女性意识”是不同的，
其表现大致有三：一是对爱情和婚姻自主的追求；二是对男女平等和生存权利的抗争；三是与男儿一样的爱国情怀。

南宋唐婉在被迫与陆游离异后写的名作《钗头凤》中说：“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无疑是对封建礼教摧残人性的血泪控诉。

五代后蜀妃子花蕊夫人在《述亡国诗》中说：“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宫中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这是何等气魄和情怀?柔肠万千的李清照，在金兵入侵宋王偏安国已不国时激愤地写下流芳千古的绝唱《乌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到了清末，“女权”不仅真正出现在秋瑾的文字中，并且还变成了口号和行动：她不仅反抗封建礼教对女性肉体和精神的束缚和残害，还唤起女性觉醒，兴办女学，创办《白话报》和《中国女报》，主张天地人生、阴阳平等、男女均权，进而以身许国，献身革命。

在秋瑾的诗文中，可以随处觅见其女权意识之光：“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

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

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

”(《满江红》)“祖国沉沦感不禁，间来海外觅知音。

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鹧鸪天》)“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以及她以恢弘之气概在《宝剑歌》和《宝刀歌》中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女性的英雄豪情。

秋瑾是从古代向现代演进的一位具有承前启后的女性，在女性写作上，其精神有了巨大转变。

中国一直潜在着“女权意识”和“女性文学”的思想资源。

性别意识，不仅无声地潜藏于民间，也潜藏于历代知识女性的诗文之中。

当然，那些明显张扬性别意识的文字记录虽属少数，但在中国妇女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方面却具有重要意义。

二女性文学在中国的发展
徐坤在《女性意识和女性写作》一文中将20世纪的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分为三个时期：一，“五四”时期的“娜拉出走”和新中国成立后劳动妇女“走出家门”是女性争取解放和人格独立的阶段；二，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新时期之后女性书写上的文化和精神“寻父”及对男权话语的颠覆阶段；三，20世纪90年代女作家重新书写母性史的阶段。

中国女性文学百年的发展过程不是文学本身的自然规律运动，它的每一个时期生存发展都紧紧牵系着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的变迁。

徐坤归纳所的女性文学的三个阶段，没有一个不是同政治、社会、文化思潮相联系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化运动和政治革命，唤醒了性别意识的觉醒。

但这种觉醒也只是局限在知识界，就中国广大普通妇女来说，仍然自觉地生存在封建礼教宰制之下。

在中国新文学文坛上，以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袁昌英、凌叔华、苏雪林、陈学昭、丁玲、冯铿、白薇、萧红等人组成的女性作家群，以其不寻常的思想之先锋性、艺术之现代性，在文学上创造了既有社会意识又有女性意识的多种文本形式和艺术风格，确立了中国女性文学的不同形
态格局，并形成自己的传统。

中国女性文学在20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经历了一个绝对“政治”时代。

由于政府行为，妇女问题作为共和国政治秩序的一个部分被确定下来，中国妇女解放的程度(诸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等等)，与世界各国相比，确实情况最好。

但是，妇女的“翻身解放”毕竟是相对的，就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而言，不要说一般男性，就是女性自己，也没有认识男女两性平等的真正含义，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实际，还没有真正意义的妇女“解放”和两性“平等”。

这种状况，对某些作家而言，可能模糊了她们文学创作上的认识，于是创作上得了“女性意识”的缺失症；另外，由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倡导，也使作家的创作大受影响。

在此期间，二三十年代的第一代女作家，有的去了台湾和香港(如苏雪林、谢冰莹、张秀亚、张爱玲等人)，有的“落伍”和沉寂( 如白薇和梅娘)，有的在转变了自己的风格之后继续写着“为人”的作品(如丁玲、草明、罗洪、白朗)，有的则依然故我地续写“童心”和爱的哲学(如冰心，虽然也写富有“政治”色彩的文字)；而从战争烽火中走出来的一群女作家，她们的创作虽然旺盛了一个阶段，但成绩突出影响大的作家不多，只有茹志鹃、刘真和菡子以及宗璞的创作显示了相当的亮色；还有像黄庆云、杲向真、葛翠琳、柯岩那样的作家，积极在为儿童文学创作做着富有成绩的贡献。

但是，严格说，这30年是中国女性文学的低潮期，这个时期的中国女性文学，好像一片干涸的土地，新中国的太阳下没有呈现出绚丽
的风景。

茹志鹃和刘真写了一些优秀作品，被评论界称为“南有茹志鹃，北有刘真”(这很像40 年代“南玲(张爱玲)北梅(梅娘)”之誉)。

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百合花》、刘真的《长长的流水》《英雄的乐章》、菡子的《万妞》《妈妈的故事》、宗璞的《红豆》等等，这些多为“出格”的作品，实际上是“建国文学”时期女性文学中比较出类拔萃的文学创作。

这些作品，有异于当时“世俗”之作，艺术上比较讲究，“人性”“人道主义”味道较浓，作家笔下流露出较多的女性意识。

在这里，所谓“女性意识”，不仅指她们细腻的艺术风格，更主要的是说她们的作品有了更多的女性情怀。

以上作品，多数受到过批评，其被批评的要害是“人性论”。

而“人性”，则是女性意识中一个重要方面。

与此同时，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杨沫的《青春之歌》虽然思想和艺术彼此相异，至今人们褒贬不一，但历史地看，它们在文学史上都是女性作家不让须眉的文学力作，体现了她们对人的命运和社会发展的关怀。

此外，其他女作家的小说、戏剧、散文、诗歌创作，一般比较平淡，总的来说，以“文学”阐释“政治”的为多，思想简单，艺术粗糙，较之于二三十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逊色不少。

这一时期，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台湾女性文学，也同样深受“政治”缚绊之害，把“口号”“标签”当艺术的情况同样相当普遍，比如那些“反共文学”，比如张爱玲的《秧歌》等。

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和中期，女性文学是中国新时
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首先读到了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抗抗的《爱的权利》《北极光》、宗璞的《弦上的梦》、谌容的《人到中年》、茹志鹃的《草原上的小路》、刘真的《黑旗》等名篇，思想、艺术、风格是新的，尤其还出现了“爱”，甚至开始有了“性”，这真是80 年代中国文学中的新鲜事。

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里，读者初步感到和听到了一种新的女性意识从远方走来的脚步声。

当时，在中国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多数女作家都自觉地关心社会和“人”的命运，也有些女作家，出于自觉的女性意识，以较多的关怀注视着“女人”的命运。

但就多数女作家而言，她们描写社会、人生的重大主题，而非局限于女性自身，这种写作趋势，不是因为她们没有突破“男性中心”的传统观念，而是作家当时在创作上对社会价值的追求。

在我们谈论女性文学时，较多地提到女性主体意识、女性自我意识和女性意识等不同说法，在我看来它们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心理符号根本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它们所代表的是一种同样的思想意识。

女性意识是女性相对独有的一种深层的有别于男性的观念，这种观念往往受着性别的制约。

女性意识有两个源泉：一是源于性别，二是源于所处的文化背景。

这两种“源”对作家产生不同的作用，前者是天性，是作家自然拥有的生理因素，由于天性的影响，其性格往往趋于母性的温柔、善良、作风细腻和具有更多的同情心，这一“源”所酿成的性格，使她们更关心“女人”的命运；后
者属于后天形成，这一“源”是社会现实赋予的，于是她们便具有同男人一样的社会性，对人生、社会、历史和宇宙便有了同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一“源”，使她们关心“人”的命运。

女作家的女性意识中的这两种不同之“源”，对作家的创作，对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时期，作用于作家创作中的表现形态是不同的，前者是指女性化，后者趋向雄性化。

这种情况，可以涵盖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全部创作。

20世纪末的女性文学大潮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家，她们的文学创作展示了中国女性的主体性。

女性作家的创作是发展变化的：张洁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到《方舟》、《红蘑菇》和《无字》(以及她的《上火》《她吸的是带薄荷味的烟》)，张抗抗从《爱的权利》到《隐形伴侣》《赤彤丹珠》再到《情爱画廊》，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创作上的变化。

而变化的核心是女性意识的加深加强，增多了女性“私人化”的“欲望”成分。

张抗抗擅于青春和爱情主题的创作(当然，社会人生的探讨也不少)，她曾说：“‘女性文学’有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不能忽略或无视女性的性心理；如果女性文学不敢正视或涉及这一点，就说明社会尚未具备‘女性文学’产生的条件，女作家未认识到女性性心理在美学和人文意义上的价值。

假如女作家不能彻底抛弃封建伦理观念残留于意识中的‘性=丑’说，我们便永远无法走出女人在高喊解放的同时又紧闭闺门、追求爱情却否认性爱的怪圈。

”。

她非常看重女作家的女性意识，认为这种意识是融入生命的元素，但不是武器。

她一直坚信创作中“人”的东西是第一位的，“女
性”的东西是第二位的。

在20世纪末的中国女性文学中，王安忆的创作和贡献很突出，她的创作实践颇能证实一个完整的女性文学。

王安忆的创作有两种类型：一是欲望书写型，她把女性置放在男女的爱情、性爱关系中，表现女性对生命欲望的感悟，以《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锈谷之恋》《岗上世纪》《米尼》《我爱比尔》为代表；二是民间叙事型，把女主人公安放在远离集体叙事的民间氛围里，表现对女性日常生活的关怀，以《长恨歌》《富萍》为代表。

“在王安忆的女性空间里，欲望书写和民间叙事呈现两极发展态势”，两者既有继承关系，又有异同。

“从女性的欲望书写到民间叙事的回归”，表现了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自己对女性世界的切身感受，“完成了由描写生命感悟到建构女性生命本体的发展历程。

”(注：张浩：《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2001年《中国文化研究》冬之卷。

)王安忆的创作经历了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即社会空间的转换历程，这种自然转换，也说明女性作家本来就有社会意识和女性意识两个层面。

当然，“三恋”等小说并不纯粹就是“女性意识”型的，它们其中当然也包含社会意识，而那些描写下层饮食男女生活的长篇小说，虽然充满了社会意识，但也荡漾着女性小说中少不了的“女性意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女性文学多元风格并陈的时代，不再像五六十年代中国人的衣裳，永远是蓝的流行色。

在我们的女性文学版图里，除了以上谈及的作家作品，我们
还可以读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只有一个太阳》、柳溪的《功与罪》、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宗璞的《南渡记》《东藏记》、马瑞芳的《天眼》、王旭烽的《南方有佳木》(《茶人三部曲》之一)、王海鸰的《牵手》、迟子建的《伪满洲国》、范小青的长篇、陈祖芬和李玲修的报告文学、凌力的历史小说、方方和池莉的新写实小说、石楠的传记文学等等，以及谌容、叶文玲、戴厚英、王小鹰、赵玫、程乃珊、残雪、陆星儿、黄蓓佳、唐敏、竹林、乔雪竹、胡辛、张欣、叶广芩、裘山山、舒婷、林子、傅天琳、张烨、王小妮、刘索拉、陈慧英、王英琦、李天芳、马丽华、斯妤、韩小蕙、叶梦、梅洁、皮皮、赵凝等作家的创作，还有以陈若曦、聂华苓、於梨华、赵淑侠、琼瑶、三毛、张晓风、丛甦、李昂、朱秀娟、廖辉英、苏伟贞、萧飒、龙应台、张曼娟、吴淡如、西西、施叔青、亦舒等为代表的港台女性作家方阵的创作，有的严肃高雅，有的通俗多情，但她们都是插花能手，一起完成了一个多姿多彩的文学花篮，共同建构了中国女性文学的美丽天空。

置身于万紫千红的女性文学的陈列大厦中，这就像走在大街上，前后左右到处都是漂亮的女性，她们有的端庄高雅，有的活泼可爱，有的穿裙子，有的穿西装，有的穿旗袍，有的短装入时，总之她们组成了一个美丽的女性世界。

总之，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性别问题是一个古老问题。

由于性别的不同，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有了男尊女卑，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21世纪。

存在，是文学的生命，性别影响了文学，因此，在中国的大地上，诞生了女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