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治制度的五大优势

中国政治制度的五大优势
宋鲁郑
新中国1949年成立以来，在时代需求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前提下，不断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

这种特色，与目前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和激发革命动荡的阿拉伯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美国驴象之争），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

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

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

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

而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

中国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长期、渐进、内生性演变的结果。

今天的中国，人才全国性选拔的适用范围已扩展到最高领导层。

最高权力的更替具有以下特点：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异地任职、年龄限制、立法和行政机构的差额选举、定期更替。

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异地任职”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立法和行政机构的差额选举、定期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

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

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制定长期的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地选出最优秀的人才，不仅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还能避免大众贪欲，差额选举、年龄限制、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中国政治制度的五大优势
1.有效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
中国的制度优势之一是，建立在能力为基础之上的全国性选拔、长期培养和历练、年龄的限制、定期的更替、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差额选举。

以新一届领导人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例，他们均经历过长期的基层任职考验，并于2007年进入最高权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因为对国情、政情、民情了如指掌，所以可以立即开展针对性的施政
措施，根本没有西方新领导人至少长达半年的熟悉情况的阶段。

相反，在耗资巨大、通过大众投票方式产生领导人的西方，能力往往不是第一位的。

影响选举的因素众多，如宗教信仰、性别、种族、形象、是否会做秀和演讲、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等，而最重要的能力却被边缘化。

像奥巴马，唯一的从政经历是州和联邦的参议员，连一天的市长都没有做过，却被选出来管理整个国家。

中国不存在西方式的宪政空窗期。

在西方假如出现换人或换党，新的领导者必须等上数月就职后才能展开施政。

而一些议会制国家，假如选举出现争执或者无一党占据优势，则往往长期无法组成政府。

虽然都是从全国选拔人才，但由于制度原因，西方却不能从全国的层面使用人才。

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

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

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更造成政策的非连续性。

而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则完全不存在西方这种体制性弊端。

所以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

2.保持政治独立并拥有最终的决策权
2013年中国召开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了大部制改革，铁道部也在其内。

由于历史的原因，铁道部对国民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2003年和2008年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也曾试图对其进行调整，在种种阻力下未果。

但铁道部最终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走进历史。

连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试图解决“控枪”这一美国的老大难问题。

2012年12月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发生震惊全美的枪击案。

于是，奥巴马把控枪与移民改革定为其第二任期的两大施政重点。

之后，奥巴马为“控枪法案”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政治资源，参与对国会议员的游说工作，而且做了重大的妥协。

然而，鲜活的生命抵不住严酷的政治现实，最终，这个已经打了折扣的禁枪法案胎死腹中。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体制很鲜明的特点是一直保持了政治的独立性和最终的决策权。

在西方，民众、资本和权力三种力量博弈的最后结果是以普选为特征的民主制度。

民众通过选票获得了对政治的控制
权，而普选导致的高成本又为资本提供了影响政治的空间。

至此，政治权力成为弱势，民权和资本的权力事实上主导了西方各国。

目前的中国，虽然三种权力的博弈日益激烈，但至少在全国一级，政治权力仍然有最终的决定权。

所以，一些很困难的决策、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都能够执行。

至少从现实角度看，一个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导的制度和一个以追求福利为核心的民众主导的制度，其合理性、有效性要远远低于相对中立的政治权力主导的制度。

3.高效的执政和强大的学习、纠错能力
低效率一向被认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

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

其优点理论上曾被认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误。

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却是不仅有低效率带来的弊端，其最终决策由于受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妥协的影响，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无法阻止入侵伊拉克，没有办法防范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无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经实行了100多年的对财团政治捐款的顶额限制。

在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后，即使进行修正，也无法消除其后果，更无法回到危机前的状态。

目前来看，更深层的危机是这种制度也阻碍新科技的产生和应用。

比如，奥巴马上任伊始就决定发展高铁，结果到现在依然没有实现。

在佛罗里达州规划的第一条短线高铁，尽管是由联邦政府承担大部分费用，但由于高速公路和航空利益集团的反对，最终化为泡影。

批复的加州高铁，论证（实是各利益集团博弈）竟然长达8年，而建设周期更是长达20年。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恐怕等到建成之日，已是技术淘汰之时。

显然，一个不被财团绑架和影响的政府才可以做出更中立和理性的决定。

4.中国政府是一个更负责的政府
一谈到中国，西方往往套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说辞。

这实是意识形态的想当然，与当今政治实践不符（众多民主国家存在的严重腐败就是例证）。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没有认识到“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责任”。

在西方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

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又推卸责任是前者造成的。

不仅如此，对跨越政党任期的项目，往往会首先被牺牲掉。

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的2011年预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什时代的登月计划，而这个登月计划已经耗资91亿美元。

在西方国家，许多官员是选上来的，因而有任期保障。

只要不违法，即便决策失误，或者不作为，都不影响任期做满。

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再被追究。

而在中国，高官问责制日益完善，官员不称职或者失职、犯错，随时会被追责。

5.在转型时期中国对腐败的有效遏制
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人性腐败。

西方的民主，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必须要有钱。

政治人物接受了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

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败的刚性原理。

而在中国，官员的任命受诸多因素影响，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等等，但这种开支和大规模的选举所需要的费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财团没有直接的关系。

他们上任后的腐败主要是和人性的贪婪有关，收入不高和法规监督不完善则是外因。

但从客观上并没有必须腐败进行钱权交易的刚性原由。

当然，中国的腐败之所以相对于其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在现行体制下，有能力对腐败现象进行打击。

虽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无法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准，但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时期内，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

现在名列亚洲廉洁排名第二的香港，上世纪70年代腐败严重，当时的港英殖民政府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打击，竟然引发香港警察暴动，将廉政公署占领。

对腐败的有效遏制，根据西方的经验有三条。

一是经济发展。

可以高薪养廉、建立完善的银行监控体系。

二是完善法制。

三是钱权交易的合法化。

我们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败的那些国家都是最贫穷的国家，而做到比较廉洁的都是富裕国家。

一向不被西方视为民主国家的新加坡，亚洲廉洁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

因此，中国在经济发展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在一党制没有腐败刚性的前提下，也同样会达到或接近新加坡也就是全球领先的廉政水准。

中国制度经得起西方质疑
中国以不同于西方的模式成功崛起，对西方最大的威胁不是经济竞争而是政治制度。

冷战结束二十多年后，一方面是中国成功崛起，另一方面西方却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中。

西方在不得不承认中国制度有效性和合理性的同时，也从多个角度对中国制度发难，特别是从根本上对中国的制度提出两个尖锐的质疑：中国模式无法解决权力的和平交接、中国模式无法避免政治强人和个人独裁的出现。

而中共十八大使中国再度实现了制度性和平权力传承，以无可辩驳的说服力验证了中国制度的成功和成熟。

中国建立了现代的监督体系。

如，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为核心的国家权力监督;以行政监察监督、行政复议监督和审计监督为核心的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以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监督为核心的司法监督;以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及纪律检查委员会为核心的党内监督;以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监督为核心的社会监督;以日益开放、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媒体为核心的新闻监督。

诚然，中国的监督体系仍然处于完善之中，与民众和社会的期待还有距离。

然而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来临，则有效弥补了中国现行监督体系的不足。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并通过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成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令中国成为全球特别是西方特别关注之地。

中国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会被过度聚焦和放大。

信息时代的来临，也起到类似的作用。

特别是互联网和手机的高度普及，以其无所不在的优势和开放性、快捷性、低成本的特点，成为社会所有成员监督和表达意见的平台。

同时，网络也可以令中国任何一地的问题迅速曝光，高效处理，有效强化了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

衡量不同制度的标准实际就是三个方面：是否能够产生优秀的领导人、是否能够充分了解国情、是否能够排除资本的制约而做出有效、符合长远利益的决策。

从这三方面来讲，中国创造的制度文明要远远优于西方。

对于中国制度的表现，这里引用即将离位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干事帕斯卡·拉米在2013年6月底接受法国《快报》杂志专访时所评论的：自从邓小平在1979年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呈现出很多优点，中国是40年来在经济领域犯错误最少的
国家。

中国经济体制主要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中国的贫困人口在过去的40年大幅减少。

中国开拓更高制度文明
西方这种制度发展到今天已弊病丛生，日益无法适应全球化的挑战。

西方目前的民主制度有两个难以解决的困境和普遍面临的种族与宗教的挑战。

一是西方的政策受制于普通的选民。

选民只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对于事关长远、全局甚至全球的事务并不关心，也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

在西方这种制度模式下，民众可以通过选票迫使政治人物接受并非理性、甚至完全不合理的诉求。

二是西方的政治还受制于财团。

西方的选举民主，决定了必须有巨额的选举资金，而唯一有能力提供的只有财团。

虽然最后是选民在进行投票，实际上投票开始前，资本已经进行了“初选”。

那些获得财团青睐的候选人才可能脱颖而出。

他们胜选后，当然必须进行回报。

金钱不仅在选举时介入政治，更重要的是对政治日常运作的渗透和影响。

最后，西方民主制度模式正普遍面临种族和宗教的严重挑战。

在某一种宗教或种族占主体的国家，民主制度已经没有多少存在的意义：选举结果早已决定。

就算美国这样强大和富有的民主国家也是如此。

中国制度文明充满生命力的崛起将是21世纪人类最伟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变革。

今天的中国，在重新走向富强的同时，也将再一次为人类开拓出更高的制度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