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对话与探讨

20世纪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对话与探讨

——夏衍与高尔基

夏衍（1900年-1995年）的一生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是一个很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人物，堪称世纪同龄人。他是在五四新文学发展的第二个十年之初正式登上文坛，开始其文学活动的。从青年时代开始，夏衍就一直紧紧追随着时代的潮流，用实际行动回应着时代的召唤。可以说，他既是历史变化的见证人，也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

夏衍写了无数的作品，反映了我们中国20世纪政治、文学、思想上的变化，因此，对夏衍的创作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了解20世纪中华民族觉醒和崛起的那一段历史，并对中西方的文化作出比较和评价。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文化的冲击和输入，直接刺激了中国新的文化系统的形成，并且激化了新的文化系统同原先文化系统的对立与冲突，使中国新文化的二元化进程同中西两种文化的相互撞击纠缠在一起，并相互借鉴和融合。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与建设始终伴随着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冲突，以及中西两种文化的撞击。

生活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夏衍见证了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并参与其中：他亲身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接受过五四新思潮新思想的熏陶和新文化的影响，还积极投身中国文学创作中，与当代文人奋战在文艺前线。他曾赴日本留学多年，在留学期间，他真正开始在斗争实践中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捍卫者，并积极吸收借鉴欧美文艺、日本文艺，以及俄苏文艺的进步思想，拓展了视野，提高了知识技能，使其文化知识结构更趋完善。

自幼沉静务实的夏衍具有很高的学习能力和接受能力，他在日本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尤其是俄苏文学。当时的俄苏文学的译介在中国成为一个高潮，瞿秋白在《〈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中解释过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这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讨论研究俄国，于是外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因此，夏衍开始比较集中阅读俄苏文学作品，对此，他有过这样一段回忆：“当时我开始知道了一些苏联大革命中的英勇出奇的英雄，于是我很想追觅一些介在这两个时代之间的俄罗斯人民的典型与性格，我找到了高尔基，读了《夜店》，读了《太阳儿》，终于读完《母亲》而深深地感动了。”

回国之后，夏衍陆续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还撰写了一批评论俄苏作家作品的著作和论文，如《高尔基传》《乳母与教师——关于苏联文学》，等等。其中对高尔基的研究尤为突出，因为高尔基代表了“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的良心”，是中国进步作家学习的榜样。也正是在这种对话与探究之中，夏衍逐渐与高尔基心灵相通了。

之后夏衍一直奋战在民主革命第一线，用手中的笔写出时代的呼喊，与人民群众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也具有了较丰富的积累和坚实的基础。因此，他在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活动中，既能够及时准确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又能够兼收并蓄批判继承。在中西方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中，夏衍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成为一个在话剧、电影、报告文学、杂文随笔、翻译和理论批评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的“多面手”，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新文学大家。

夏衍曾把苏联文学称为“乳母与教师”，在苏联文学中他最推崇的作家便是高尔基了。他在自己的杂文随笔集中提到：高尔基是一个“教育了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文艺工作者，我们这一辈人，应该说没有一个不受过他的哺育和影响的。”正因如此，夏衍译介的外国文学作品中，高尔基占的分量是很多的，如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奸细》，等等。夏衍还写了为高尔基做了传——《高尔基传》，以及一些关于高尔基及其作品的评介文章。在《高尔基城的回忆》中，夏衍也高度赞扬高尔基是“俄罗斯和全世界最伟大的作家”。由此可见，夏衍对高尔基这个外国文学作家所持有的态度是不一般的。

从夏衍现存的话剧作品来看，高尔基对夏衍的戏剧创作的影响是较明显的。高尔基作品中的时代性和战斗性，崭新的主题和人物形象，以及在艺术创作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夏衍的话剧创作中都有或多或少的体现。高尔基的精神贯穿在夏衍的戏剧创作中，给了他不少的启示和灵感。

高尔基的创作以小说、戏剧成就最高。此外，还有传记、散文、诗歌、特写、政论、文学评论等。高尔基首先是个无产阶级革命工作者，他的创作多是为了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因此，高尔基注重戏剧作品的宣传功能和思想教导。在这一点上，夏衍与他是相同的。夏衍的剧作总是跟随着时代的脚步，号召人民相信自己的力量，正确对待社会制度问题。从夏衍对《上海屋檐下》所表现的“忧郁的感情，狭隘的感情摩擦，人事纠纷”的批评上，可以看出，他希望的，是人民可以用积极的态度去追求生活，为祖国的强大而努力。

其次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即利用典型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生活本来的面目的创作方法。高尔基在他的作品中一方面揭露批判了社会制度的黑暗和现实生活现象的丑恶，另一方面则展示了生活的远景，塑造了有理想的新人形象，给予读者希望与寄托。夏衍在戏剧创

作上走了一段时间的弯路，在1956年11月5日，夏衍对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海屋檐下》全体演员说，当其创作思想转变之时，他所认识到的是，“戏要感染人,要使演员和导演能有所发挥，必须写人物、性格、环境……只让人物在舞台上讲几句慷慨激昂的话是不能感人的。写《上海屋檐下》我才开始注意及此”。因此,夏衍之向着现实主义的转变,其含义乃在于兴起一种写出特定环境中的真实的人物性格的自觉。

第三是艺术性，高尔基固然对剧作的思想性和宣传性高度重视，但他并不把剧作简单化为时代的传声筒，而是将现实性和艺术性相结合。高尔基认为剧作应当力求“形式美和真实美的统一，”应当用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去感染人、教育人，这一点在夏衍的创作思想中也得到很充足的体现。夏衍的《赛金花》《一年间》《上海屋檐下》便将人物的形象刻画得十分丰满生动。

第四是戏剧的选材，夏衍和高尔基一样，首先涉足的是小市民题材。独幕剧《中秋月》、《都会的一角》，多幕剧《愁城记》《上海屋檐下》，皆是如此。夏衍力图通过在小市民题材的书写中寄托一个积极的主题，他对田汉陈述《愁城记》的创作缘起说:“我最初的目的是有感于现代知识青年中的确还存在着‘小圈子’倾向,又因想帮帮上海剧艺社的忙,决以孤岛上的知识青年生活为题材。又为着理解标金、纱花一类投机买卖的实情,我曾特找此道专家谈过。”[8而通过对小市民命运的书写，揭露时代本质的病态和黑暗，这一点也是阅读了高尔基作品之后，对高尔基创作手法的一种学习和借鉴。

总之，高尔基对夏衍戏剧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正如唐弢在《夏衍剧作集序》所说：“我觉得在夏衍同志的话剧创作里，又有我开头提及的高尔基的影响，时时起着作用。我指的主要是剧本的神态和格局，作家对自己创作的理解，他对人物的态度与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