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汉代文教

（五）问难、距师
王充对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的盲从、迷信学风进 行了尖锐的批评。他强调治学一定要有“问难”精神。问难 不同于一般不明白时的提问，而是质问，提问者是经过个人 思考，有自己的看法的。问难的对象没有限制，甚至可以是 圣贤。他认为：“苟（如果）有不晓解之问，造难孔子，何 伤于义？诚（真正）有传圣业之知，伐（讨伐，批评）孔子 之说，何逆于理？”他撰写了《问孔》、《刺孟》等文章， 列举若干例证，说明圣贤也不可能事事正确，也并非每句话 都无懈可击。而弟子当时不知问难，后人又盲目附和，使义 理不明，损害的正是圣贤之道。为此，王充感叹：“凡学之 道，距师为难。”距师即与师保持距离，也就是不能完全附 和老师，要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距师并不是拒师，王充更 没有彻底否定孔子等圣贤的意思，他提倡的是追求学术真谛 的精神，是勤于思索、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当时独尊儒术及 师道尊严盛行的环境下，更是具有反潮流的突出意义。
2、兴办大学,培养人才 (兴学校以养士，行教化美习俗)。
与独尊儒术相联系，董仲舒提出要兴办学校， 培养人才。认为“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 玉而求文采也。”而兴学校的重点是办好中央的大 学，大学是“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还 对如何办好大学提出意见，要求“置明师，以养天 下之士”，并加强考核选拔，“数考问以尽其材。” 公元前124年武帝为博士弟子设弟子，太学正式成 立，初博士14位，弟子50名，汉末达3000人。 在办好太学的同时，地方教化也很重要。因此 他建议“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 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从而达到“教化行 而习俗美”的目标。就是说，通过地方办学，来推 广社会教化，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对于稳定统治 来说具有尤为重要的作用。
（一）论教育的作用
王充与董仲舒类似，也把人性分为三种(性三 品)：有生来就善的，即中人以上的人；有生来就 恶的人，即中人以下的人；有无善无恶，或善恶 混杂的人，即中人。但人性的善恶，并非受命于 天，而是由自然的“气”构成的（唯物），人性 “秉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他认为生来就善 或恶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是中人，中人之性可以 通过教育使之定型。生来就恶的人也可以通过教 育使恶为善。因此，他特别强调统治者应该重视 教育，发挥教育在治国化民中的重要作用。
第五课 董仲舒与汉代文教政策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是西 汉最著名的儒家学者，有“汉代孔子”之称。生于一个富有藏书 的地主家庭，学习十分刻苦， “三年不窥院”，学识渊博，遍 通五经，尤精于“春秋公羊学”。景帝时任博士，在学界有很高 声望，开始讲学活动，且创立了“下帏讲诵”的教学方式。汉武 帝即位，让各地荐举贤良之士，董仲舒得到荐举，并与汉武帝连 对三策，颇受汉武帝欣赏,从而奠定了汉代的文教政策，并对后 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在仕途上不顺利，主要从事讲学活动。 晚年辞官居家，不问家产，一心著书立说。董仲舒的著作大部分 都散失了，流传下来的只有《春秋繁露》一书。
3、改革官制,选举贤能 (重选举以选用贤才)
董仲舒认为任官之法十分重要。吏治败坏是 同“任子”制、“纳资”捐官和累日取贵、积久 致官的做法分不开的。他建议选举贤良，“量材 而授官”。这个建议直接推动了汉代察举制的创 立。 董仲舒的上述建议，适应了当时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发展的需要，被汉武帝采纳，不仅促进 了汉代思想的统一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而且对整 个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和文化教育都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六）论“圣化” 董仲舒认为一个优秀的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言传身 教，即所谓“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又）慎其行”。 要掌握时机及时施教，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掌握教学分量 和进度，即要做到“齐（剂）（调和、调节）时早晚，任 多少，适疾徐”。要循序渐进（“造而勿趋”）。要勤于 考核、督促，但又不能让学生感到苦不堪言，挫伤了其学 习的积极性（“稽而勿苦”）。要观察了解学生，因材施 教（“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这样，就可以轻松地 达到教育的目的。董仲舒将这样的教育称为“圣化”。 他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教学思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注意言传身教，遵循教育规律，使教学出神入化， 从而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第六课 王充的教育思想
王充（约27-97年）字仲 任，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 人，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 想家和教育家。他出身“孤门 细族”。八岁入书馆，学习 《论语》、《尚书》，学业优 良。二十岁左右入京师太学。 王充不崇拜权威，怀疑神学化 的儒学，广泛阅读百家之书， 采取批判态度，独立钻研。他 曾出任郡、县小吏。但因为为 人耿直，不愿随俗附和，索性 辞官还家，一生大部分时间在 研究和写作中度过。王充的著 作现存的仅有《论衡》一书， 是以“疾虚妄”的态度来写作 的，宗旨是“立真伪之平”， 即讲求真实客观，反对虚假浮 夸。
一、三大文教政策的建议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认为，保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必 须首先统一思想，他依据《春秋》“大一统” 的思想来阐发了这一见解，说：“《春秋》大 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而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 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于是，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实现思想 的统一，即“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 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 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察举制
汉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前 196 年，汉高祖刘邦下求贤诏，令从 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把察举 作为选官的一项制度是从文帝开始的。文帝前元二年（前 178）下诏 “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十五年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 良能直言极谏者”（《汉书•文帝纪》）。 汉武帝进一步把察举发展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一是对于察 举人才的标准有了明确的新规定，凡儒家以外的各家均不得举，开创了 以儒术取士的标准。二是取士包括德行、学问、法令、谋略四个方面的 内容。三是察举分岁举和诏举两类。岁举为常科，每年推举。科目有孝 廉和秀才。诏举，是由皇帝下诏察举人才，是临时性的特科，重点选取 专门人才。 无论岁举孝廉、秀才还是诏举贤良文学，到中央以后均需经过考试。 考试办法有对策（命题考试）和射策（抽签考试）两种。对策多用于考 试举士，射策多用于考试博士弟子。考试实际是量才录用。 察举制在西汉到东汉初曾起过重要作用，为封建国家选拔了大批有 用之才。以后随着政治日益腐败，察举不实的现象渐趋严重。到东汉晚 期，已成为豪强或官吏安插私人的工具，完全失去了网罗人理想的培养目标是“鸿儒”。他把人才分 为四个层次：第一是“鸿儒”，能独立思考，著书 立说；第二是“文人”，独立思考能力略逊，但文 才尚佳，善于写一般的奏章公文；第三是“通人”， 文笔谈不上，但能博览古今，知识渊博；第四是 “儒生”，连博览也谈不上了，只能掌握一门专业 （一经），从事教学而已，这是人才的最低档次， 只比没文化的俗人强一点。 看不起专经传授的教师，讥讽这类人是鹦鹉学 舌，就像“门人”、“邮者”一样，毫无自己的创 意成果。可见王充特别推崇研究能力和创新意识， 这固然是出于他对当时经学教育的强烈不满，但轻 视一般传授知识的教师，也是片面的。
（四）学以求知
王充坚持唯物主义立场，认为天地之间没有 生而知之的人，学习是获得知识的惟一途径。当 然人与人的禀赋不同，但不学是不可能得知的。 他指出：“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 不问不识。”“知物由学”可谓古代最有价值的 认识论命题之一。 王充认为，学习应是感性认知与理性思考相 结合的过程。其中耳闻目见的直接认识是基础， 否则就可能被虚假浮夸的东西所迷惑。所以他强 调：“须任耳目，以定情实。”但仅凭耳目，得 到的只是表象而已，还必须将感性认知提高到理 性的高度，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他说：“故是 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王充兼论感官与 思维的作用，使古代学习理论上升到新的高度。
（三）论三纲五常
“三纲”、“五常”是董仲舒提倡的道德教育 的基本内容。“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五常”是道德准则，是相对抽象化、理想化的； “三纲”则是道德规范，是高度具体的、必须遵从 的。董仲舒认为“王道之三纲，可达于天”，把 “三纲”及其相应的忠（臣）、孝（子）、节（妇） 等封建道德，说成是上天赋予的，是违背不了的。 董仲舒的这一理论被后人称为“名教”，毛泽东将 其概括为君权、族权、夫权，再加上封建迷信的神 权，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 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四）论正谊明道 “谊”即“义”。如何对待“义”和“利”的关系， 这是儒家重要的论题。孔子就讲过“君子喻于义，小人 喻于利”，确定了重义轻利的基调。董仲舒继承了这一 观点，他明确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 不计其功。”将义利之辩扩充到动机和效果的关系上， 作为道德修养的原则。凡事讲究动机的合理性，有值得 肯定的一面。但只讲动机的合理性，不计较效果的主张 则是片面的。而且正谊明道，就是要引导民众只遵照封 建伦理道德，而不得追求自身利益和需求，对统治阶级， 也要求他们注重封建王朝的大局，而不要过于追求个人 和眼前的功利。 董仲舒的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朱熹将其作为 “处事之要”，写进白鹿洞书院，更扩大了其影响。
（二）论教育的作用 人性学说是董仲舒论述教育作用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人性是 “天”赋予人的一种素质。天有阴阳，人性也相应地包含性与情 两种成分，即：性属阳，是仁的、善的；情属阴，是贪的、恶的。 而善的成分并非就是善德，它必须通过教育，才能继续发展成为 人的善德，即所谓“性非教化不成”。可见，董仲舒认为人性中 兼有善恶的因素，教育的作用就是发展人性，使人成为善人。 同时，董仲舒认为，教育的任务应由“承天意”的帝王来承 担，把教育看成是王者的权力，以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为此， 他还提出“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 性”与“斗筲之性”。所谓“圣人之性”，是天生的“过善”之 性，是一般人先天不可能、后天不可及的。“斗筲之性”，是无 “善质”的，生来就“恶”的，教化无用，只能采用刑罚的手段 来处置他们。而 “中民之性”，也就是万民之性，是“有善质而 未能善”，必须通过王者的教化才能成“善”。董仲舒关于人性 以及教育作用的思想，立足于以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为对象，主 要是为其“任德教而不任刑罚”的政治主张提供理论依据，同时 又留有推崇圣贤和镇压所谓恶人的余地。
（五）论“强勉” 董仲舒认为，一个人治学和进德，全凭自己主观努 力。对治学来说，只有勤奋努力，锐意进取，才能达到 “博”与“明”的境地。对进德来说，只有严于律己， 强勉行道，才能“积小致巨”，积善成德，成就大业。 因此，他主张“强勉学问”、“强勉行道”，所谓 “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 而大有功。”董仲舒主张“强勉学问”、“强勉行道”， 是要鼓励人们积极主动并持之以恒地按照封建伦理道德 的要求去修身养性。但是，他强调进德修业要靠主观努 力、勤奋刻苦、脚踏实地，而且要持之以恒，显然符合 学习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