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学术成就和自学成才

钱穆的学术成就和自学成才

今年是我国当代国学大师钱穆诞生110周年。

钱穆先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六月初九（7月30日）出生于无锡县七房桥村（今鸿声镇）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里。7岁入私塾读书。10岁就读于荡口果育（今鸿模）小学，13岁考入常州中学后转学南京钟英中学。1911年17岁因病辍学。1912年18岁起先后在三兼小学、鸿模学校、无锡县第四高等小学、泰伯第一初级小学、后宅初小、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执教。1922年28岁起任厦门集美学校、江苏省立无锡第三师范学校、苏州中学国文教师。1930年36岁起从事高等教育，先后任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北京大学史学系副教授、西南联大教授、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华西大学教授、昆明五华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江南大学文学院长。1949年55岁赴香港，创办亚洲文商学院后改名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73岁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后改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班班主任兼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美国耶鲁大学名誉人文学博士。1990年8月30日辞世，享年96岁。

学术成就

钱穆先生著作等身，遗著有71种，1000多万字，涉及到史学领域的多个方面，正如清华大学刘桂生教授在他辞世后敬送的挽联中所评述：

由诸子入经学转史学据理学兼文学子学达经学明史学信理学诚文学雅心物而得精博一是代不数人。

爱民族及文化望复兴求流一盼富强思虑深大义明乡情重识见卓忧心切知行一贯阴阳两济世多后生。

钱穆对我国国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学术界尊之为“当代鸿儒”、“一代儒宗”“国学界泰斗”。其“成就之大，在国内无出其右”。

早在20岁，他在梅村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学校执教时，就在课余时间撰写了《论语文解》一书。后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而他的处女作《论民国今后之外交政策》，应上海《东方杂志》征文于一年前发表并获得了三等奖。随后他又将阅读浙江官书局刊行的《墨子》一书的批注汇集为《墨经语暗解》陆续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后来他在任无锡师范国文教师时，将他自学和教学《论语》、《孟子》过程中的心得，撰写成《论语要略》、《孟子要略》两书。《论语要略》对孔子“仁”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诠释，《孟子要略》对孟子的“性善”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两书均被上海商务印书馆收入《四书释义》中。

钱穆在无锡师范时教授《国学概论》，到苏州中学时又开设这一课程，他将讲义整理后集成《国学概论》一书印行。这部书阐述了自春秋至民国初年各个时代我国学术思想的主要态势。使读者特别是青年人对我国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能有大体的了解。因而印行后即被全国各中学作为教材。之后，他应商务印书馆的约请为《万有之库》撰写《墨子》、《王守仁》两书并在深研先秦各个学派的基础上，写成了《先秦诸子系年》一书。此书上自孔子，下至李斯，由史证子，考订年世，将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条分缕析进行了论述，对当时学术界一些人的疑古思想不啻是当头棒喝。著作问世后，声誉鹊起，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专程来访。

清末，康有为为了给他的变法说新制造舆论和出于今文学派的偏见，抛出了《新学伪经考》的论文，提出先秦的许多经书是由汉代刘歆伪造出来的。钱穆对此早有反感。他在深入钻研大量典籍的基础上，撰写了《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原题为《刘向刘歆王莽年谱》）对康有为的错误论断一一进行了指正，论证严密，廓清了刘歆编造群经的说法。《自序》发表于1930年3月南京《史学杂志》2卷1期，全文刊载于《燕京学报》第7期，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钱穆由此知名。

钱穆在厦门集美学校任教时就通读了《船山遗书》和明清多位思想家的论著，对清代以来学术界轻宋学甚至反宋学的做法和近代的西化思潮深为不满，酝酿写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于北大教学时完成书稿，商务印书馆于1937年5月出版印行。这是钱穆的又一部巨著，指出明清思想源自于宋学，论述了自晚明以来诸大思想家的学术思想。

钱穆在北大曾讲授中国通史，抗战爆发后在西南联大又开设这一课程。在此基础上他将课程讲义整理写成《国史大纲》，这部50万字的煌煌巨著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为大学教材。此书叙述了自虞夏至民国初年的我国历史，简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世运兴衰”和“人物贤奸”是先生史学的代表作。

尔后，钱穆的研究触角深入到国学的诸多方面，有历史地理，思想、文化，政治、佛学等等，撰写了多部著作。

1949年，钱穆旅居香港，创建了旨在“人文主义教育”“沟通世界东西文化”的新亚书院。教学之余，学著不辍。18年中，出版著作20余种。

1967年起，钱穆寓居台北。用4年时间完成了早在1964年就撰写的《朱子新学案》这一晚年的代表性巨著。钱穆推崇“朱子为孔子以后儒学之集大成者，其与四部之学皆有关涉。又曰魏晋以下，儒释道三家之相争，乃由朱子而融合归一，以下八百年，述朱反朱，亦莫不以朱子为中心。明乎朱子之学，则先秦以下中国学士关键，胥莫外于此矣”。《钱穆学术通义序》。这部100万字的著作，是我国理学研究的重大成果。

钱穆在台北除完成《朱子新学案》这一巨著外，继续对我国历史、文化、思想、人生、宗教等进行研究，印行成书30余种。

钱穆一生致力于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对我国历史学、文化学的探研和阐发，他对我国历史有着深厚的民族情感，这一情感是从他“对国家民族之一腔热血中来”，也是他对我国历史长年的积累与探研中来，正如他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史学》一文中说：“中国人读历史，则附随着一番对于其自己

民族生命之甚深情感。历史积累愈深，民族情感愈厚。”

钱穆认为，历史乃是人生之记载。因此，他对太史公在《史记》中开创的列侍体这一史法十分推崇。他在《张晓峰中华五千年史序》中读到：“史之本质虽在事，而事之主动则在人。历史记载人事，而人为事主，无人亦何来有事。”“事非一日之事，亦非一人之事，史事成于群业……故列侍一体，实为史书中之最进步最完备，而又得历史之真情实义者。”

钱穆在史法上重列传体的同时，十分重视史料，他认为：“无史料，使人又何凭而著史……盖史料之最大价值，即能保存历史之真相。”（钱穆《张海峰中华五千年史序》）。为此他在治史时十分严谨，对于历史上的人和事，都要在搜集、阅读、研究了诸多史料后方始落笔。

钱穆在治史时强调史义即历史的功能作用。他指出：“故史学在中国，乃成为一种鉴往知来经世致用之大学问”。（钱穆《张海峰中华五千年史序》）“史学家责任，正贵在此现实人生之治乱兴亡荣枯否泰之不断变动中，指点出此番人生大道理”（钱穆：《中华文化传统中之史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与历史是一种共生体。钱穆曾说过，文化即历史，历史即文化。因此，他在研究历史、论述历史的同时，总要论及文化。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他就提出了历史文化主义的民族观和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观。在后来的较长岁月里，他曾致力于文化的研究与论述。先后出版了《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多部著作。直到辞世前，还写下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绝笔文章。

钱穆的文化观与他的历史观一样，认为中国的文化精神“重在人，不在事，而尤更重在人之心。惟人心乃人事之主，而人心有此两大别，自然心与文化心，小我心与大群心”。他所说的自然心也即是小我心；文化心则是大群心，也即是人所称的“君子心”或“道心”。钱穆认为“人类有自然心，饮食男女，亦如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