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原的人格美

论屈原的人格美
作者：张淑珍（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08级5班）
摘要：诗品出于人品，风格即人格，中西诗学都注意奥人格对艺术的境界、格调起着直接的决定作用，这种“德”“言”互谐的传统审美理论，尤其可以通过伟大作家的实践得到令人信服的印证。

屈原，正式以其“言若丹青”的发愤之文，“直若砥矢”的悲剧人格实现了人格与诗格的交融。

那么“处于同一时代，为什么只出现屈原这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诗人？为什么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只发生一次屈原式的、震烁千古的自杀？”①我认为删，最根本的还是应从屈原的人格尤其从他的个性气质来找原因，即把屈原当作一个人，从屈原的主观方面来回答许多被遮蔽的问题。

按李建中先生的说法，人格有三个纬度的内涵，即心理学的纬度、伦理学的纬度和审美学的纬度。

所以，本文对屈原人格美的探究主要是从其（气质性格删去因后文只从道德人格与审美人格两个方面进行论述），道德人格，审美人格这两方面对其人格妹的体现及原因展开讨论。

关键词：屈原；人格；道德；审美
屈原是把自己整个生命溶入到诗里去了，他的诗真率地表现着他的为人、他的个性和他的气质。

可以说他的人即是诗，他的诗亦如其人。

透过他的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许多方面和我们有着共同呼吸、共同爱憎的人。

在这篇文章里，我要将屈原的人格美忠实地描绘出来。

一，屈原的道德人格美删
（一）独立不迁
“独立不迁”，是屈原人格美的核心。

这四个字出自屈原早年的作品《橘颂》。

《橘颂》前半赞颂橘树的美好品质，一开头就说：“后皇嘉树，橘徕(来)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后半借橘树寄托自己的人格，又说：“嗟尔幼志，有以异兮。

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

”“独立不迁”是贯穿全诗的主题思想。

它包涵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对养育了自己的故乡的热爱与依恋；另一方面是在政治斗争中坚持原则、决不随波逐流的严正态度。

屈原一生的所作所为，便是“独立不迁”的最好注释。

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美政”理想，屡遭打击，毫不动摇。

正如他在《离骚》中所说的：“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他也曾打算像战国时代一般士大夫那样周游列国，去寻找了解自己的君主。

但是，对于自小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的深挚感情，使屈原不能他迁，最后只好身投汨罗，以死来殉自己的祖国和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

《渔父》的中心思想也是“独立不迁”。

不过这首诗人多以为伪作。

王逸既说是“屈原之所作”，又说是楚人追记屈原与渔父的对话，本来就自相矛盾。

但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已采取它的内容作为事实来叙述，因此可以设想，这篇作品的文字虽不一定出自屈原之手，而渔父与屈原的问答却实有其事，屈原的答话可以作为了解屈原思想的可靠资料。

渔父问屈原何以被放逐，他答曰：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又问他：“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歠其醨?”他答曰：
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

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和屈原的对话代表两种不同的人生观。

渔父大概是一个逃避现实的隐者，楚狂接舆一类的人。

他不满意社会的黑暗，但他的态度是与世推移，随波逐流。

屈原则不然，他要保持自己的清高和清醒，不肯同流合污。

这当然会陷入孤立，但他不怕孤立，决不为投合世俗而改变自己的态度。

正像他在别的诗里一再表示的：
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涉江》) 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

(《涉江》)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离骚》)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离骚》) “独立不迁”的人格还表现为对于正直的追求与维护。

在《离骚》里，他特别标出自己的嘉名“正则”；他批评那种“背绳墨以追曲”的行为，发出“伏清白以死直”的誓言。

在《涉江》里，他表示“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在《抽思》里，他说“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在《怀沙》里，他又说“内厚质正兮，大人所盛。

”这些诗句都表明，屈原的独立是要立得正、立得直。

因此他很赞赏“婞直”，《离骚》说：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天乎羽之野。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
这是女媭劝告屈原的话，女媭把婞当作一个正直无私而惨遭杀害的典型，来比喻屈原，劝告屈原不要走他的道路。

从这里可以看出，屈原是把婞引为同调的。

《九章·惜诵》也讲到：
晋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谗而不好。

行婞直而不豫兮，功用而不就。

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忽谓之过言。

联系上下文可以看出，屈原对“婞直”显然是同情和赞赏的。

在《天问》里，屈原很为婞抱不平：
鸱龟曳衔，婞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受鸱龟的启发筑堤治水已有成绩，本应让他按照原来的意图以达到成功，为什么天帝却要加刑于他?屈原对天帝发出质问，对婞加以颂扬，态度是十分鲜明的。

屈原对于婞的认识，不同于儒家的正统观念。

在儒家的典籍中，婞一直是反面人物。

《尚书·舜典》和《孟子·万章上》都把他和共工、獾兜、三苗合称为“四罪”。

共工等三人被流放，惟婞被殛于羽山，大概他是罪大恶极了。

那么，婞到底犯了什么天条呢?《山海经·海内经》说：
洪水滔天，婞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婞于羽郊。

《国语·晋语》也说：
昔者婞违帝命，殛之于羽山。

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

原来他的罪过就是违背天帝的命令，私自窃取了天帝的息壤去填洪水，以拯救人类。

这样说来，他简直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从屈原对这样一个英雄表示的同情与赞扬中，可以看出屈原自己人格的崇高。

屈原明知自己的结果会和婞一样悲惨，但是他决不屈己从俗，而始终保持着“独立不迁”的人格。

（二）上下求索
屈原不仅是一个热情的诗人，还是一个冷静的哲人，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许多既成的事实，老辈留下的传统，都要经过他自己的理性加以思考，然后决定取舍扬弃。

大胆怀疑，大胆探索，追求真理，热爱真理，是屈原最鲜明的个性特点。

《天问》一共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涉及天文、地理、历史、政治等许多方面，集中地表现了他的怀疑精神与探索精神。

关于“天问”二字，历来解释不同。

王逸认为“天问”就是“问天”，屈原借着问天“以渫愤懑，舒泻愁思。

”洪兴祖说：“天固不可问，聊以寄
吾之意耳。

楚之兴衰，天邪，人邪?吾之用舍，天邪，人邪?国无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此《天问》所为作也。

”他们都以为《天问》像《离骚》一样，是寄托忧愤之作。

这种解释固然符合屈原作品总的思想感情，但并不完全切合《天问》的实际内容。

《天问》所提的问题其实包括两类：一类是知识性的，如“何所冬暖，何所夏寒?”“一蛇吞象，厥大如何?”另一类是政治性的，如“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何恶辅弼，谗谄是服?”那些知识性的问题是很难同屈原的愤懑愁思联系起来的。

再从屈原发问的方式来看，也有两种不同的问法。

一种属于不明而问，如“增城九重，其高几里?”“东流不溢，孰知其故?”目的在于弄清答案。

另一种属于不解而问，如“比干何逆，而抑沉之?雷开阿顺，而赐封之?”明明有现成的答案，屈原对它提出怀疑和质问。

那些纯属不明而问的问题，也很难说有什么渫愤的意义。

王逸和洪兴祖说《天问》整首诗是渫愤寄意之作，未免失之笼统了。

王夫之《楚辞通释》的解释比较通达：
原以造化变迁、人事得失，莫非天理之昭著；故举天之不测不爽者，以问憯不畏明之庸主具臣，是为天问，而非问天。

……抑非徒渫愤舒愁已也。

王夫之认为天问是关于天的问题；天指天理而言，大自然的变化和人事的得失统统属于天理的范围。

这是很可取的。

在我看来，《天问》是屈原站在哲学的高度，思考宇宙和社会的规律，所留下的一份记录。

按照汉朝人的解释，“天”本有至高无上的意思，《说文》：“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

”关于“一”，《说文》曰：“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

”屈原《天问》的“天”字也含有最高、最初、最大的意思。

《天问》就是对于统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最高、最初、最大的规律的疑问。

林庚先生说：《天问》问的是“开天辟地大自然的历史”和“上古各民族的兴亡史”。

这是很有见地的。

这样理解，我们才能懂得屈原写作《天问》的真正用心，并从中看出屈原博大深邃的怀疑精神和探索精神。

《卜居》是不是屈原的作品还有争论。

我个人相信王逸的话，是“屈原之所作也”。

退一步说，《卜居》即使不是屈原所作，那作者“离屈原必不甚远，而且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人。

这在研究屈原上，不失为很可宝贵的资料。

”②
《卜居》也是一篇问题诗。

“卜居”二字的意思是通过占卜来决定自己的去从，如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所说：“居，谓所以自处之方。

”它以第三者的口吻，写屈原被流放以后心情十分烦乱，不知今后应当怎样为人处世，于是求太卜郑詹尹为他占卜：“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

”屈原遂即围绕“孰吉孰凶?何去何从”这个中心，提了一大堆问题：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媮生乎?……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
屈原是不是真的不知所从，要靠郑詹尹的占卜得到答案呢?不然。

从屈原提问的口吻中，从一正一反的对比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爱憎。

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应当走哪一条路，他是十分明确的。

所以这是明知故问，是对为善而凶、为恶而吉的世道的抗议。

朱熹说：“屈原哀悯当世之人习安邪佞、违背正直，故阳为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将假蓍龟以决之，遂为此词，发其取舍之端，以警世俗。

”③王夫之说：“托为问之蓍龟而詹尹不敢决，以旌己志。

”④蒋骥说：“其谓不知所从，愤激之词也。

”⑤他们都说到了屈原的心里。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整首诗就是一个大问号。

它是围绕着楚国的出路何在、自己的出路何在这两个重大问题来写的。

好像一首乐曲中的两个主旋律，这两个问题反复出现，不断地寻求着合理的答案。

《离骚》在开始之后不久就指出了楚国前途的危险：“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他希望楚王离开那幽昧险隘的小路，跟随他走上国
治民强的大道。

但是楚王不能体察他的忠诚，反而听信谗言将他疏远了。

接下去他用大段文字陈述自己的忠诚，表达自己的愤懑和忧痛。

他曾想放弃政治斗争，但又不能忘怀于国家的前途。

女媭劝他与世人同流合污，他更无法接受。

于是“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他向帝舜陈述了自己对夏商周三代兴亡规律的认识，并从中找到了楚国的出路：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

夫惟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就重华陈词是全诗的枢纽。

此前是往事的痛苦回忆，是激越的内心独白，感情好像一团乱丝一样纠结在一起。

此后，对于历史经验和政治现状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他决心以他所得到的“中正”再作一次努力，来挽救祖国的命运。

他被一种新的希望鼓舞着，充满信心地开始了漫长的求索。

诗歌从此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显得明快而辉煌：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

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

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

但是无论在天上或是地下，他的求索都没有结果，他的理想仍然得不到实现的机会。

于是他请来灵氛和巫咸为他占卜，并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决心离开楚国到别处去实现“美政”。

他又兴致勃勃地出发了，一直向西飞去，忽然在晨曦中看到故乡，就连他的仆从和马也因眷恋故乡而感到悲伤，不肯再走了：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他自己更是宁可死去，也不肯离开故国了。

屈原并不是一个屈从于命运的弱者，他不断地寻求探索，想要扭转楚国江河日下的局面。

他发现了真理，看到了光明，但是既得不到君主的信任，也得不到大臣们的支持。

他手中的真理，他指出的光明，都不能用来拯救自己的祖国，而只能眼看着祖国一天天沦亡下去。

虽然如此，屈原这种上下求索的精神，以及体现在这种精神之中的人格美，仍然是十分可贵的。

（三）好修为常
不论是“独立不迁”还是“上下求索”，都贯穿着一种执着的态度。

这种执着，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于美的追求。

屈原把自己的政治思想称为“美政”，把理想中的君王称为“美人”，把理想中的贤才称为“众芳”，就连他笔下的水神山鬼，也无不体现着一个“美”字。

这种对于美的追求，用屈原自己的话说，就是：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离骚》)
好修，一方面是坚持美好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是培养自己美好的人格。

就美好的人格而言，既包括内质的纯正，又包括外表的芬芳。

所以《离骚》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修能，就是修态，是内美的外现。

内美与修态相统一，乃是屈原追求的目标。

屈原多次写到自己的服饰，他采来各种香花芳草，做成衣裳和佩饰，象征在自己身上培植各种美好的品德。

《离骚》说：
擥根木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

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不吾知其亦已矣，苟余情其信芳。

《涉江》也说：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

这些香花芳草、高冠长铗，都象征着屈原人格的完美与崇高。

屈原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为了修养自己的人格，他经常展开内心的斗争。

女媭的责备，灵氛和巫咸的劝告，都曾引起他思想上的矛盾与斗争。

《离骚》说：
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他知道“好修”如同自己加给自己的鞿羁，又招来了嫉妒与诽谤，但宁死也不肯改变。

好修以为常的屈原不能容忍丑恶与庸俗，他是一个无情的揭发者与批判者，对腐朽势力的贪婪、嫉妒、偷乐、荏弱、鄙固、追曲、周容，作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

他说兰芷和荃蕙的蜕变，就是不好修的缘故：“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离骚》)在临死前所写的《怀沙》里，他还直言不讳地斥责那帮腐朽势力说：
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

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

……邑犬之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

屈原在那帮丑类中间，卓然独立，保持着自己的清白与纯洁，是无论如何也不肯与他们同流合污的。

（四）悲壮殉国
屈原为什么选在五月五日投江？这很可能是对舜帝美德的追慕。

对于身处昏暗乱世而又忧国忧民的屈原，舜帝时代那样纯任自然的古朴和谐社会，想必是企羡不已的，因其在诗作里大力歌颂。

《离骚》里十二次写到尧、舜、禹，《天问》里用二十五行诗句写到大禹。

即便到临终前，屈原在《哀郢》中依然对尧、舜、禹的禅让美德念念不忘：“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

众谗人之嫉妒兮，被衣以不慈之伪名。

”
屈原在“岁星年”即太阳神年的吉月及礼祀太阳的吉日出生，他自称是太阳神的子孙，屈原内心的骄傲和自豪是无与伦比的。

在屈原的作品里，舜帝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任务，可见舜帝对于屈原是一个太阳般的任务。

因此，舜帝的死日在其心中非同寻常。

并从内心深处对屈原产生重大影响。

屈原本就是一个注重外表，讲究内美，追求象征，乐于比兴的浪漫诗人。

一个对自己的生辰含义和象征如此看重的人，那他也据不会对自己的死日随便了事，必定会精心选择自己的死日。

所以，就有意在舜帝祭日及太阳开始升起的这一日投水。

他的死是其跟个美的具体显现。

屈原之死，首先是悲壮的爱国之举，其次是对高尚的气节、神圣的人格的捍卫！同时有事对黑暗政治统治最强烈的控诉、最有力的抨击！
二、屈原的审美人格
（一）发愤以抒情的创作观念
屈原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复表达“陈情”（屈原希望“陈情”达之昏寐的君王，期望对楚国能够起到震衰起弱的作用）的目的：
就重华而陈词。

（《离骚》）
结微情以陈词兮。

（《抽思》）
所以，司马迁认为乃是对现实的不满而产生忧愁怨愤，并通过创作来释放忧怨的激情。

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更集中表达了他对屈原的体察：“发愤以抒情”的创作观念，首先注重的是个人情意的感性抒发。

屈原深知愤激之言必然会影响自己的政治生命，但坦荡磊落的心灵容不下任何渣滓。

可见，屈原之发愤抒情是其悲剧人格的必然延伸，屈赋实现了诗格与人格的交融。

发愤以抒情的创作观念，既注重个人情意的感性抒发，又强调直接批判现实社会政治的理性精神，与《诗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庸精神是大异其趣的。

林庚说：“他只是一种自然的呼唤，一种生命走向真理，走向永恒的光明与美丽；那正是真与力的合一，美与善的交织，他因此感动了无数的人们。

……这伟大的人格。

就这样，永远成为一首解释不完的最美的诗章。

”⑥这种观念，既将中国文学由集体创作推向个人独立创作的新阶段，又启迪后世文人诗格与人格的交融，在诗中表现自我，忧患人生，通过诗歌的境界展示人格的境界。

屈原的这种创作观念在后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共鸣。

（二）愁神苦思的迷狂心态与创作观念
在高尚的人格和“发愤以抒情”的创作观念的支配下，屈原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奇异的个性气质达之与诗歌创作，常常表现出愁神苦思的迷狂心态和创作心理。

可以说，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除了杜甫笔下的盛唐“醉中八仙”外，难以找到可以和屈原这种创作个性媲美的艺术家，更何况屈原这种迷狂心态是以愁神苦思为底色的。

柏拉图说：“诗人是一种轻飘的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作诗或代神说话。

”⑦这一观念在西方有深远的影响，尤其是随着非理性主义的盛行，它有了更广泛的影响，如尼采的酒神精神，叔本华的迷狂理论，弗洛伊德的作家与白日梦等等都强烈认同艺术创作中迷狂的心理活动。

屈原激情的爆发都在被疏和放逐之后，一《离骚》、《天问》和晚年江南创作为标志。

自疏或见疏是屈原人生第一次严重创伤。

此时，对个人政治生命的忧虑盘桓于心，因而不断回顾自己的政治道路，表白自己的赤子中心，指斥群小党人的蒙蔽君王;同时也对楚怀王的回心转意寄予厚望，所以自在“两美其必合”的人生信念支撑下，对自己的自尊心、自信心充分展示，对内美修能反复强调，上下求索为君求贤。

但这一切终归迷茫，他的疑问太多了，这种情思郁积已久，与日俱增。

当它蕴藏的心理能量达到饱和状态时，创作的激情如火山般爆发，使诗人进入迷狂状态，因而我们就看到《离骚》、《天问》不朽的幻象型艺术的华章。

屈原创作迷狂的第二个表征时极度张扬自我。

他对自己的高贵出身、崇高的理想、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求索精神和内美修能毫不掩饰，即使是他的焦虑、恐惧、留恋、彷徨等负面情绪，也一一形之于笔墨。

更重要的是，他在极度张扬自我的时候，往往表现出愁神苦思的本色。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里揭示出屈原创作迷狂的第三个特征：重言。

即屈原在作品里反复出现的意绪、意象、语词甚至相同或相似的语句。

它显示了屈原思维兴奋和跳跃性强的一面。

屈原创作迷狂的第四个表征是，语义朦胧，语词多义。

造成这一表征地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还是与作者的情感状态有关。

党作者情绪饱满、激情飞扬时，词不达意、言不及义的情形便会产生，这既是言意内在矛盾的体现，也是诗人诗性智慧的极致，它往往传达出诗人难以名状的深刻体验和丰富的意旨内涵。

（三）感伤审美品格的确立与延伸
很多人认为，屈原是愤世嫉俗、刚烈决断的，那是基于他自沉汨罗的最后一跳。

其实，屈原更多的时候是哀怨、忧郁、无奈和柔性的叹息。

他的内心冲突是激烈的，但他并没有将自己内心感情的激烈冲突转化为对社会秩序的决裂，因而并没有荆轲式的一往无前、惊心动魄的刚劲搏杀。

常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离骚》）
抚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

（《卜居》）
司马迁和班固都注意到屈赋令人悲伤的审美效应，并因悲悼屈原其人而使屈赋流传接相遇后世。

正是屈赋这种普遍的感伤哀怨，经由儒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诗教阐发，奠定了中国文学感伤审美品格的基础。

屈赋的感伤品格是屈原悲剧人格的诗化表现，也现实了中国文学基本的悲剧品格。

从屈原的悲剧冲突看，他身上所体现的内心激烈的冲突和他与社会秩序的冲突表现一种哀怨、凄凉和无奈，一种柔性的叹息。

其内心激烈的冲突更主要体现为死亡焦虑，而外在冲突表现为他的美政理想与现存社会污浊不堪的矛盾。

本质上看，屈原的美政理想是对圣君贤臣、君臣遇合这种德政理想的追求，并未脱离儒家内圣外王的模式，因而他从来就是在君王和国家意志的范围内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不可能让他以愤激的行动背叛君王，而只能以无可奈何的哀叹抒发情怀。

在不触动社会总体秩序的前提下，以道德的善恶为双方矛盾的悲剧冲突模式，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悲剧冲突模式。

在《窦娥冤》、《赵氏孤儿》、《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