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红利发展变化及其社会经济意义

2012-05-22

关

键

词

：

人

口

红

利

，

人

口

负

债

，

劳

动

力

抚

养

负

担

，

GDR

，

刘

易

斯

转

折

点

目录

1、理论背景 (2)

1.1、人口红利的概念建立 (2)

1.2、衡量指标 (2)

1.3、认知误区的辨析 (3)

1)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是否有必然联系？ (3)

2) 人口红利的经济效应全是优势吗？ (3)

1.4、刘易斯转折点 (3)

2、中国“人口红利”的发展变化 (5)

2.1、中国人口红利变化 (5)

2.2、中国人口红利发展的特征 (7)

1) 人口红利正在迎来转折点 (7)

2) 人口红利低质性未改变 (7)

3) 中国人口转变具有强烈的区域特征 (7)

4) 人口红利阶段性持续短暂 (8)

2.3、影响中国人口红利发展的因素 (8)

1) 人口控制政策 (8)

2) 教育普及度的提高 (8)

3)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与迁移 (8)

2.4、中国人口结构预测 (8)

1) 人口红利接近峰值 (8)

2) 刘易斯转折点迫近 (8)

3、中国人口红利的社会经济意义 (9)

3.1、充足劳动力供给创造的增长绩效 (9)

1) 改革开放创造条件 (10)

2) 国际产业转移带动工业和制造业蓬勃发展 (10)

3) 劳动力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 (10)

4、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转型的机会与挑战 (10)

4．1、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与劳动力成本上升 (10)

4.2、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经济转型 (11)

4.3、发挥人口红利、应对挑战的策略 (11)

5、结语 (12)

参考文献： (12)

1、理论背景

1.1、人口红利的概念建立

Andrew Mason（夏威夷大学教授）于1997年在发表于《亚太人口政策》（Asia-Pacific Population Policy）上的文章“人口和亚洲经济奇迹”（Population and the Asian Economic Miracle）中将东亚奇迹与人口年龄结构因素联系起来，首次提出“人口红利”（demographic bonus）.。

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将其视为“中间大，两头小”（劳动力人口比重较大）的人口年龄结构所带来的优势。此后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越来越多人用于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理。

“人口红利论”产生至今不到15年，理论尚不成熟，许多争议与看法尚未有定论。但普遍都认同的一点是，人口红利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过程中所带来的宝贵机遇。也有人将之称为“人口机会窗口”或“黄金人口年龄结构期”。

相对的，劳动力年龄人口比重较低的情况被称为“人口负债”，在现阶段的社会背景下，人均寿命越来越长，随着老龄化加速，人口红利终将被人口负债替代。

1.2、衡量指标

人口红利其本质是一种年龄结构的相对变化，一般而言，学术界采用劳动力抚养负担来衡量，也称“总抚养比”（GDR），即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15-64）人口数之比。也有的学者认为不同人口尤其是劳动力、老年人口和少儿人口的消费水平差异较大，因此数量上的比例并不能完全衡量抚养一个少儿或赡养一个老年人的真实经济负担情况，于是提出用劳动力经济负担来衡量的办法。

本文所采用的衡量指标为劳动力抚养负担，因为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抚养负担并不仅仅体现在消费上的物质供给和经济支撑，同时也体现在劳动力的精神抚养以及情感支持，通过抚养数量比更能反映真实的负担情况。

然而在现实中，通过年龄人口数之比并不能衡量实际的劳动力抚养负担，由于“所有劳动力全部参与就业”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必然存在一定比例的劳动力由于各种原因未就业的现象，例如相当一部分人口直到22岁仍在受教育。从抚养负担这个角度来看，这部分不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人口反而成为被抚养人口。因此本文采用的是理论抚养负担，仅作比较与参考，并非实际抚养负担。

划分“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界线为“亏盈平衡”，本文所采用的划分标准如【表1】，亏盈平衡区间的总抚养比为53-59。

人口类型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赡养比备注

人口红利＜44＜25.5 ＜18.5 人口暴利44-47 25.5-27.0 18.5-20.0 人口高利47-50 27.0-28.5 20.0-21.5 人口红利50-53 28.5-30.0 21.5-23.0 人口微利

盈亏平衡53-59 30.0-33.0 23.0-26.0

人口负债59-62 33.0-34.5 26.0-27.5 人口微债

62-65 34.5-36.0 27.5-29.0 人口负债

65-68 36.0-37.5 29.0-30.5 人口高债

＞68＞37.5 ＞30.5 人口暴债

【表1】人口类

型划分标准

资料来源[4]

1.3、认知误区的辨析

1)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是否有必然联系？

人口红利只是加快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利因素或有利条件，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尽管可以探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不可夸大这一因素的影响，更不可排除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事实上，技术进步、政策制度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长远和重要的多。

2)人口红利的经济效应全是优势吗？

实际上，就目前而言，人口红利至少存在这样几个弊端，一是“劳动力拥挤效应”。劳动力的庞大和劳动力市场容量的有限，尤其在当前金融危机下劳动力市场的萎缩导致一部分劳动力处以失业状态，特别是农村转移出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游荡在城市之中。生产性人口如果不能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反而会成为经济增长的负担。二是人口红利会导致社会消费力下降，内需不足，产生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三是人口红利的远期负外部性(人口负债)。四是人口红利的快速兑现引起了资源退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了经济损失。即时兑现是以未来世代人的利益为代价。这种经济损失不立即显现，而是作为一种成本遗留在未来经济发展中，造成代际矛盾。因此对待人口红利我们应该采取在充分利用机遇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把握潜伏的危机，尽量减缓人口红利的“副作用”与“后遗症”对经济与社会的冲击。

1.4、刘易斯转折点

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该模式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预示着人口年龄结构由“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从另一方面说，“人口红利”的消失并不意味着经济的萎缩，它既是经济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促进产业升级、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