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清代科举制度的废除

浅论清代的科举制度的废除

11历史师范班

范天文

201124143113

【摘要】：科举制度始于隋，完备于唐、宋，终于清。在中国前后存在了1300多年，它的存废曾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科举制的终结有着复杂的原因,一方面是近代社会转型,另一方面是科举制度本身危机重重致使废除科举制势在必行。科举制废除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科举制的废除促进了我国教育近代化和价值观的转变,但同时科举制度废除后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关键词】：清代科举制度特点废除影响

【正文】：

科举制度由隋朝开创，期间经过唐宋两朝的完备，是隋朝以后的各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分科取士而得名。汉代已有考试取士之法，但系临时措施，并未形成定制。隋文帝废除为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公元587年)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炀帝时始置进士科。唐代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又有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武则天亲行殿试，并增设武举。其由皇帝特诏举行者称制科。诸科之中，惟进士科为常设，最为重要。宋以后各朝科举制仅有进士科。唐宋进士科主要考试诗赋。到了清代，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洋务运动的发展，科举制度发生改变。1888年，清政府准设算学科取士，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1898年，加设经济特科，荐举经时济变之才。同时，应康有为等建议，废八股改试策论，以时务策命题，严禁凭楷法优劣定高下。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下令所有考试悉照旧制。

晚清时期，买官鬻爵和科举舞弊现象屡禁不绝(早在明景泰五年就出现了“捐官”制，买官一度被合法化)。当时中国的风气，读书人考不上功名的，不是去当幕僚，就是经商做买卖。当幕僚要托关系，会走后门；经商则自然需要一笔本钱，这两者对于众多的下层民众来说几乎是无法实现的空想。鸦片战争之后，“船坚炮利”的西洋舰队让国人猛醒。

1901年9月清廷实行“新政”后，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重提改革科举，恢复经济特科，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此时，科举考试已改八股为策论，但尚未废除。因科举为利禄所在，人们趋之若骛，新式学校难以发展，因此清廷诏准袁世凯、张之洞所奏，将育人、取才合于学校一途。终于在1905年，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分离。

清代是我国科举制度自隋唐创立以来的最完备时期。清朝的科举制度分院试（或称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进行。院试在府城或省直属卅治所举行。院试之前有两次预备性的考试，一次是由知县主持的县试，另一次是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府试及格者不论年龄都称为“童生”，所以由童生参加的院试又名为童试。院试分岁试和科试两种。岁试合格者称“进学”，具备生员的身份，一般称为秀才、附生或相公。岁试成绩分六等，一、二等方可参加科试。科试成绩也分为六等，也是一、二等才可以参加乡试。在岁、科两试中考在高等的秀才，由国

家供给廪膳，称为禀生。禀生之外增加的叫增生。

乡试在各省省城举行，每三年一次，称为大比，所以乡试之年又称为大比之年。考期在秋季八月，故称“秋闱”。发榜之时正值桂花开放，所以又称“桂榜”。凡是国子监和地方学校的生员都可参加乡试，考中的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乡试中举称乙榜，也叫乙科。中了举人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同时也有了参加会试的条件。

会试是全国性的考试，在乡试的第二年春二月由中央六部之一礼部主持，在京师即都城的贡院举行，因此又称“礼闱”或“春闱”。发榜时正值杏花开放，故称“杏榜”。乡试在子、卯、午、酉年，会试在丑、辰、未、戌年。参加者都是各省的举人，取中的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试同年四月进行，由皇帝亲自主考。殿试是唐代女皇武则天首创，到宋代成为定制。它是皇帝笼络读书人，加强皇权的办法，是为了防止考官与考生结成门生故吏之关系，使天下士人都成为天子门生的措施。清代殿试地点在今故宫保和殿。应试者是贡士，考中者统称进士。发榜时用金色榜面，故称金榜。所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就成了读书人的理想目标。进士分三甲放榜：一甲称赐进士及第，共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俗称鼎甲；二甲称赐进士出身，若干人，第一名称传胪；三甲称赐同进士出身，若干人。殿试之榜称甲榜。一个人在乡试、会试、殿试都考取第一名，就叫“连中三元”。

1905年9月2日，清廷奉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就这样突然结束了。诏令既出，举国上下，有喜有忧。五天以后，上海维新派《时报》发文，盛赞“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四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千年古制，十年改废。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割地赔款，应考十九年、刚被赐进士出身的康有为，痛斥科举使国人闭塞愚盲。过去闭关自守，愚弄国之百姓，尚可天下太平；如今海道大开，万国交通，竞逐富强，生死存亡之时，再以科举闭塞民智、窒息人才，亡国灭种，则指日可待。“……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国事危急，“立国育才，所关至大”，康有为提出了变通科举、兴办新学、徐废科举的主张〔6〕。此时西学出身的严复，也认识到中国不变法则亡国，而不废八股又不能变法。梁启超说得更明确：“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科举积陋已久，变科举、倡新学、开民智、求人才，在当时已有共识。庚子之乱后，清廷变法新政，封疆大吏张之洞(湖广总督)、刘坤一(两江总督)、袁世凯(山东巡抚)上奏，要求变通科举，其中张、刘会奏主张“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袁世凯则疏列十条，建议增实学科并逐年递减旧科中的岁、科、乡试名额。废八股、设特科、建立新式学堂，从变通科举到废除科举，从渐废科举到骤废科举，终于到光绪三十一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主稿，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同奏，请立废科举。待最后一根稻草压断了骆驼的脊背后，皇上只得诏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