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论与梁启超的_新史学_理论

地理环境论与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

武

军

（军事科学院

军事百科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９１）

〔摘要〕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受到多种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地理环境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梁启超不仅系统介绍了地理环境论的主要思想，还具体探讨了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之间的联系，并试图通过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解释中西文明的不同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认识的提高和深化。但梁启超并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只是将地理环境作为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一方面因素。

〔关键词〕梁启超；地理环境论；“新史学”理论〔中图分类号〕Ｋ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２６８９（２００７）０１－０１１１－０６

〔收稿时间〕２００６－１２－０２

〔作者简介〕武军（１９６４－）男，安徽凤台人，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二版军事思想门类主任编辑。

２００７年３月第２３卷第１期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

Ｍａｒ．２００７Ｖｏｌ．２３Ｎｏ．１

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理论的首倡者和主要奠基人。他本着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学术思想文化，对传统史学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创立了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与西方学术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主义思潮，近代社会学中的进化论思想，近代史学中的文明史学、英雄史观、地理环境决定论，以及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等近代社会政治思潮，都对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与梁启超原有的传统文化根柢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主要思想来源。本文主要阐述西方的地理环境论对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影响。

一、梁启超对地理环境论的评介

中外史学家、思想家很早就注意到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不同地区的地理条件、经济状况、社会风俗、人口等状况及其差别，为后来许多史学家所继承和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明清之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都是具体论述地理与历史之间关系的名著。西方古代思想家，从

“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到亚里士多德，也都对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有所论述。近代西方学者波丹、孟德斯鸠、黑格尔、巴克尔等人，进一步阐述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将地理环境论的思想系统化、理论化。波丹（ＪｅａｎＢｏｄｉｎ，１５３０－１５９６）认为地理环境、

尤其是气候条件对生活于其中的民族的性格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民族性格又影响到政治制度。孟德斯鸠继承和发展了波丹的观点，在《论法的精神》中用５章篇幅广泛地探讨了气候、士壤、地形和土地面积等地理条件与社会历史发展以及政治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系统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黑格尔（Ｇｅｏｒ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ｅｇｅｌ，１７７０－１８３１）在其名著

《历史哲学》中，明确地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的命题，深刻地阐述了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黑格尔认为，气候条件不同的地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大不相同的，“在寒带和热带上，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地形的不同，也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性格特征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各民族的历史进程。黑格尔特别强调地中海的重要性，认为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旧世界的心脏”。［１］（８５－９３）英国文明史学家巴克尔（ＨｅｎｒｙＴｈｏｍａｓＢｕｃｋｌｅ，１８２１－１８６１）在其成名作

《英国文明史》中，将地理环境的作用纳入历史发展规律的范畴，认为自然环境对社会财富的创造与分配、阶级的形成以及社会政治不平等现象的产生都有重要的影响。但巴克尔并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３月

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２］他认为，自然环境的作用与文明程度成反比例关系，只是在文明程度较低的非欧洲地区，自然环境才起支配作用；而在欧洲，自然是受人类支配的。

总之，在地理环境论者看来，地形、气候、土壤、领土面积和海岸线长短等地理条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极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各个民族、国家社会制度和文明进化程度的差异，都可以用地理环境的不同加以说明。１９世纪７０、８０年代，西方历史哲学中的地理环境论思想，作为一种新的学说，伴随孟德斯鸠、黑格尔、巴克尔等人的著作传入日本，被日本学术界所接受。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浮田和民在其所著《史学通论》中，专门设立一章，即该书第５章《历史与地理》，讨论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在长达２０页约７千余字的篇幅中，浮田和民广泛征引西方学者关于地理环境论的种种观点，并加以发挥，比较系统而具体地阐述了地理环境对历史的种种作用。日本学者岸本武能太所著《社会学》一书，也列有一章“社会与境遇”，论述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

２０世纪初，西方地理环境论的思想，被当作一种新的社会历史理论，随同浮田和民、岸本武能太等人的论著传入中国，在学术思想界产生强烈的反响。章太炎作为岸本武能太《社会学》一书的中文翻译者，就曾深受地理环境论思想的影响，在多篇著述中以地理环境解释社会历史现象，认为地理环境对于思想学术、民族精神、政治传统、风俗习惯等等都有影响。

与章太炎比较，梁启超受地理环境论思想的影响更为显著，对于地理环境论的宣传也更加卖力。在１９０１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梁启超曾经依据地理环境论的观点，将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作为历史发展的“公例”提出。他说，“地理与历史，最有密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高原适于牧业，平原适于农业，海滨河渠适于商业。寒带之民，擅长战争；温带之民，能生文明。凡此皆地理历史之公例也。”。［３］（４）１９０２年，梁启超连续发表了《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文章，结合中外历史，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地理环境论的思想。直到晚年，梁启超还著有《地理及年代》（１９２２年）、《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１９２４年）等文章，继续探讨地理环境与历史及学术文化之间的关系。

梁启超曾自称，其《地理与文明之关系》是“集译东西诸大家学说言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者”［４］（１０６）的而成。其实，《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从主要观点到许多

具体论述，基本上采自日本浮田和民所著《史学通论》的第５章《历史与地理》。［５］（３３－５２）当然，梁启超的其它几篇论述地理与历史关系的文章，还参考了别的资料。

归纳起来，梁启超在以上几篇文章中，对于地理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主要介绍了地理环境论者的如下论点。第一，地理与历史的关系如同肉体与精神的关系。“有健全之肉体，然后活泼之精神生焉，有适宜之地理，然后文明之历史出焉。”［４］（１０６）第二，人类文明起源于北温带。“盖文明之初发生，必在得天独厚之地。厚者何？即气候温暖，物产饶足，谋生便易是也。”“极寒极热之地，其人穷日之力，以应付天然界之游迫，犹且不给，以故文明之历史，独起于温带。”“热带之人，得衣食太易，而不思进取；寒带之人，得衣食太难，而不能进取。惟居温带者，有四时之变迁，有寒暑之代谢，苟非劳力，则不足以自给；苟能劳力，亦必得其报酬。此文明之国民，所以起于北半球之大原也。”［４］（１１１、１０７）第三，人类和生物界遵循不同的进化规律。“人类所以进化者，不徒恃物质上之势力而已，而并恃精神上之势力。故物类之争生存也，惟在热度之强盛，营养之足用而已。人则不然，恒视其智识道德，以为优劣胜败之差。”［４］（１０７）第四，高原、平原、海滨三种地形对人类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有不同的影响。“高原之特质，最适宜于畜牧”，虽然实行族长政治，“然终不能成一巩固之国家，故文明无可言焉。”平原地区以农业为主，“家族政治，一变为封建政治，行国变为居国，而巩固之国体乃始立。”平原地带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皆在数千年以前庞然成一大国，文明烂然，盖平原之地势使然也。”至于海滨，“征诸历史上之事实，则人类交通往来之便，全恃河海。”海滨有利于交通，促进了人类文明成果的传播与扩散，滨海国家因而“文明进步最速”。［４］（１０８、１０９）第五，地理环境对民族性格有深刻的影响。以海滨和大陆居民为例，大海“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而“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大海使人心胸宽阔，“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４］（１１０、１０８）因此，滨海居民比大陆居民更有活力和进取心。第六，地中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的传播与扩散起了重要的作用。位于亚、非、欧三洲之间的地中海，“使三大陆互相接近，互相连属，齐平原民族所孕育之文明，移之于海滨而发挥光大之，凡交通贸易殖民用兵，一切人群竞争之事业，无不集枢于此地中海。”因而，世界文明“以地中海为中心点。”［４］（１１０、１０８）第七，地理环境与精神文化也有关系。“凡天然之景物过于伟大者，使人生恐怖之念，想象力过敏，而理性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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