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公共物品的概念与演变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公共物品的概念与演变

在西方公共经济学中，公共产品是所谓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西方公共经济学中没有不同于公共产品的公共物品概念，虽然也提到阳光、空气等人类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东西，但把它们称为天然产品，认为这类产品的获得不必耗费经济资源，进而把它们剔除了研究范围。然而，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集中，城市里的空气质量下降了，获得新鲜空气已经成为需要耗费经济资源的事情。

据报道，贵州省已启动制造“空气罐头”计划，计划以梵净山、雷公山等生态旅游景区为空气源，开发系列贵州空气罐头产品。

而且，从西方公共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许多作为公共经济主体的非政府组织或第三部门所致力的恰恰是环境保护，从而怎么能够只研究保护，而不研究被保护的对象呢？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研究公共物品，对于深化生产资料公共所有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

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研究公共物品，建立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正是体现了对这一要求的落实。

一、公共物品的定义

我们把阳光和清洁的空气称为公共物品。所谓公共物品，是指人们生来就有权享有的东西，其范围超过了西方公共经济学关于天然产品的规定，是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水源、基本的生存条件和迁徙的自由，甚至土地都曾是公共物品。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大量的公共物品或者被直接毁灭，如迁徙的自由和清洁的空气，或者被极不光彩的私有化间接地毁灭了，如公有土地。

一般而言，公共物品不需要供应，只有公共产品才需要供应。但是，公共物品可能会遭受损害，因而，对公共物品提供的保护也可以视为一种公共产品，例如，环境是公共物品，环境保护则是公共产品。但是，要使这种保护真正成为公共产品，首先就要认识到公共物品的存在。而问题恰恰在于，西方经济学只想从国有资产和公共财产的私有化即市场化中牟取暴利，根本没有意识到或者拒绝承认公共物品的存在。

实际上，西方经济学家也承认公有土地的存在或曾经存在。但是，他们大谈公共地的“悲剧”，说这样会导致公共地的过度使用，以便“道义”上支持掠夺公有土地使其归极少数人所私有垄断的行为，并使得“工人无权利用自然界和它的产品。”

但是，土地私有化的后果之一，“正如傅立叶曾指出的，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在所有文明国家中，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始终无人耕种”。

一方面，土地得不到使用；另一方面，很多人在饿肚子。在历史上，本来应当保护公共物品的政府，却去掠夺公共物品，以便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

200 年前英国贵族“清扫”领地的悲剧，在中国的一些强制拆迁的场合也出现了。据人民网 2010 年 3月 5 日报道，3 月 3 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发生一起惨案，一名七十岁的老妇人在阻止拆迁方施工的过程中被人殴打摔入沟内，此时挖土机刚好将土填入沟内，虽经家人奋力抢救，仍因被埋太久不治身亡。而在场的施工人员和警察对老人被埋不予理会，被村民指责见死不救。

马克思早就指出，“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总书记埃卡留斯起草的《土地和劳动同盟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男女工人书》中提出：“我们号召你们联合起来，组织起来，把你们的行动一致起来，并且在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到处宣布：‘土地归人民’，即归自然界礼物的合法继承人。任何一个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都不会让一小撮私有者去支配作为生活源泉的土地，把它当做任意蹂躏的对象。由全民选举并受到全民信任的政府是能够管理土地以造福整个社会的唯一力量。你们要力争使国家调用空闲的土地以移居失业者，从而为土地国有化奠定基础。你们再也不要让一英亩的公有地为了非生产者的私人利益而被圈起来。”

前面提到，随着时代的变化，像清洁的空气这样的公共物品的获得，不再是不用耗费经济资源。

清洁的饮用水也是如此。城市里的居民不再可能直接利用地表水，这就使得他们的饮水必须依赖自来水公司。于是，当由国外利益集团控制的自来水公司谋求高价时，就直接侵犯了喝水这一最基本的人权和生存权，甚至国家主权。城市的照明也不再是古代的火把，而是电灯，这就离不开生活用电。2007年 5 月 29 日，新西兰墨丘利电力公司切断了一家欠费

用户的电力供应，导致一位患病妇女赖以维系生命的电力驱动呼吸机无法工作，使她在断电3 个小时后死亡。

显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维持生存权的公共物品日益变得离不开经济资源的投入，但是，今天的人们与古代的人们一样，仍然有权要求廉价甚至无偿获得公共物品。这就使得提供公共物品也成为一项公共产品。据互联网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真理报》发表讲话：“一个把老百姓的居住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拿来拉动经济的政府，一定是个没有良心的政府，真正执政为民的政权，一定要把这三种东西当作阳光、空气和水，给予人民。一个国家不能变成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文明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而不是富人有多富。”这说明，老百姓的居住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属于公共物品，政府有责任以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让老百姓能够廉价享有和行使这些权利。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新帝国主义时代，一种新的公共物品产生了，那就是碳排放权。在世界气候变化谈判过程中，以美欧为主体的新帝国主义国家不仅拒绝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数百年里肆意排放的二氧化碳承担责任，反而联手加大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压力，试图通过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新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凭空规定碳排放权来迫使全世界人民为了生存生活而向掌握这种权利及其分配的新帝国主义者交纳贡赋，实现其全球帝国之梦想，最终全面建成新帝国主义。在这里，碳排放权的实质就是生存生活和发展权，是天赋人权，是跟阳光、空气和水同列的公共物品。这种公共物品不能让新帝国主义染指。

此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以另外的方式来妨碍人们享有公共物品。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断地延长工作时间，从而掠夺了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

微薄的工资也使得许多工人只能住在阴暗潮湿很难晒到太阳的地方。从而，缩短工作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降低房价和房租、提供公共绿地和公共活动场所，也就成为保障和提供公共物品所必不可少的要求。

二、公共物品的演变

“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在已经越过某一原始阶段的一切民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变成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经过了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导致的较高的农业发展阶段上，私有制又反过来成为生产的桎梏———目前无论小地产还是大地产方面的情况都是这样。因此就必然地产生出把私有制同样地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变为公有制的要求。但是，这一要求并不是要重新建立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共同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

式决不会成为生产的束缚，恰恰相反，它会使生产摆脱束缚，并且会使现代的化学发现和机械发明在生产中得到充分的利用。”

可见，自古以来，土地就是公共物品。虽然原始社会解体后，私有财产甚至私有土地越来越多。但是，仍然有很多土地是公共的。“古代土地公有制的残余，在过渡到独立的农民经济以后，还在例如波兰和罗马尼亚保留下来。

这种残余在那些地方成了实现向比较低级的地租形式过渡的借口。土地一部分属于单个农民，由他们独立耕种。另一部分则共同耕种，形成剩余产品，一部分用于公社的开支，一部分用作备荒的储存等等。”然而，“剩余产品的最后这两部分，以及最终全部剩余产品连同生长这个剩余产品的土地，都逐渐为国家官吏和私人所掠夺；原来的有义务共同耕种这种土地的自由的农民土地所有者，这样就变为有义务从事徭役或交纳产品地租的人，而公有地的掠夺者则变为不仅是被掠夺的公有地的所有者，并且也是农民自有土地的所有者。”

在欧洲一些地方，在公有的耕地和草地私有化之后，森林、牧场和水域还依然是公共的。在中世纪，那里的城市手工业者在公共森林中放牧牲畜，并且从这些森林中取得木材和燃料。

在 19世纪的德国，当俾斯麦首相用他那臭名昭彰的关于采集浆果的法令使西部各省符合于旧普鲁士容克的标准的时候，在德国西部和南部的人民意识中还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森林是公有的财产，在森林里，每一个人都可以采集花卉、浆果、蘑菇、山毛榉实等等，并且一般地说，只要他不做有害的事，他便可以在里面随意行动”。

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在英国仍然有大量的公有土地可供掠夺。议会每一会期都要通过一系列开垦公地的文件。“公地一块接一块被掠夺并且被改成耕地，这固然会提高农业生产，但是使无产阶级受到很大的损失。在有公地的地方，穷人可以在那里放驴、放猪或放几只鹅，孩子们和年轻人也可以有一个玩耍和嬉戏的地方。现在这种事情越来越少了，穷人的收入减少了，年轻人失掉了游玩的地方，只好上小酒馆去。”

在解放前的旧中国，农村也有许多公共土地。有些是政治性的，例如一些区乡政府所有的土地。

有些是宗族性的，例如各姓祠堂所有的土地。有些是宗教性的，例如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寺、观、教堂、清真寺所有的土地。有些是社会救济或者社会公益性的，例如义仓的土地和为修桥补路而设置的土地。有些是教育性的，例如学田。

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土地所有者完全是多余的。激进的资产者曾经在理论上发展到否定土地私有权，“想把土地私有权以国有的形式变成资产阶级的、资本的公共所有。然而，他们在实践上却缺乏勇气，因为对一种所有制形式———一种劳动条件私有制形

式———的攻击，对于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也是十分危险的。况且，资产者自己已经弄到土地了。”

公共物品，如土地，从公地演变为私地，再向公共土地演变的过程，其实也是公共物品所有权的演变过程。“一般说来，人（不论是孤立的还是社会的）在作为劳动者出现以前，总是作为所有者出现，即使所有物只是他从周围的自然界中获得的东西（或者他作为家庭、氏族或公社的成员，部分地从周围的自然界中获得，部分地从公共的、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中获得）。最初的动物状态一终止，人对他周围的自然界的所有权，就总是事先通过他作为公社、家庭、氏族等等的成员的存在，通过他与其他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他和自然界的关系）间接地表现出来。‘没有所有权的劳动者’作为‘基本原则’，倒不如说只是文明的产物，而且是‘资本主义生产’这个一定的历史阶段上的产物。这是‘剥夺’规律，不是‘占有’规律，至少不是舍尔比利埃所想象的一般占有规律，而是和一定的、特殊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占有规律。”

与资本主义制度从劳动者手里剥夺公共物品的所有权（或者说共有权）相适应，资产阶级学者，如“马尔萨斯干脆宣布，以往公认的每个生在世界上的人都有权获得生活资料的说法是完全荒谬的”。

然而，相反地，“无产者坚决相信，他们有勤劳的双手，他们正是必不可少的人，而无所事事的有钱的资本家先生们，才真正是多余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理应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

然而，也正是由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业革命，使得人的劳动生产力“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将实现这个转变。“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

这样一来，就可以“实现整个社会对一切生产资料———土地、铁路、矿山、机器等等———的直接占有，供全体为了全体利益而共同利用”。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公共物品才完成它的返璞归真但又是最高层面的终极演变，也就是说，使人类的社会生产力和全部文化在超越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上重新成为公共物品，进而使公共产品与公共物品合二为一，或者换句话说，使西方公共经济学中的公共产品成为不必要的、多余的东西。

三、小结

原始社会的土地公有制的发现，曾经是对那些以为私有制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法则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的沉重打击，对于公共物品展开深入的研究，也会起到同样的效果。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对公共物品理论的深入研究，将会像当年摩尔根对原始社会的研究一样，佐证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