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品中探析袁枚的“性灵”

从作品中探析袁枚的“性灵”

在我看来，性灵的本意是指人的心灵，一个作家写好作品的真正关键在于，要努力抒发出自己的心灵，表达出自己的真情实感，这样才能使作品有灵性，从而更好的走进人的心灵。对于作家袁枚的研究，从他的作品入手，去探索他的“性灵”，我觉得可以对作家袁枚进行很好的的探析。

“性灵说”是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张。它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为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要直接抒发诗人的真实情感，是对人自然心声的流露。

袁枚是一个独来独往、思想解放的人。他习惯于表现自己，所以他有自己的的思想。因此，他从不为其它的思想所束缚，而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建立了他的性灵说。袁枚“性灵说”的理论核心是从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出发的，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有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的要素。下面就通过袁枚的作品中来探析一下袁枚的“性灵”。

（一）袁枚创作的“真情”要素

首先谈谈袁枚的亲情诗。袁枚绝对是一个具有真性情的人，他对祖辈、父母与兄弟姐妹有着极深的感情。

袁枚于乾隆四年考中进士，在衣锦还乡后祭奠祖母时作了一首诗，名为《陇上作》，回忆起幼年时“忆昔童孙小，曾蒙大母怜”，祖母期盼着袁枚“玉陛胪传夕，秋风榜发天”时，但终有“望儿终有日，道我见无年”的时候。等袁枚真的高中进士，祖母已经驾鹤西归。袁枚在中了进士后回到杭州完婚，在祖母的墓前悲泣，“返哺心虽急，含饴梦已捐。恩难酬白骨，泪可到黄泉。宿草翻残照，秋山泣杜鹃。”由此可见，袁枚与祖母的感情极深。

再有袁枚对于生活是随性和看淡的。从他的《随园食单》中就完全可以看出。

辞官归家后，袁枚在随园过了近50年得闲适生活。那么袁枚在随园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根据记载袁枚一生纳妾众多，有姓氏记载的就有十人，据说袁枚八十大寿时还纳了一妾。他活到82岁，可他的妾却大多短命，所以他都是陆陆续续的纳妾，家人也先后离他而去。也许真的是生死经历得多了，所以在天性中真的有安然生活，不怕生命终结的境界。

我觉得袁枚的生活就是在享受，不管生活中有什么烦恼，他都始终在享受。我想生活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享受的过程，似乎已然超脱，对许多事情都看淡了。

袁枚是一个真性情之人，在他眼中，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从他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就能感受到这位文人云淡风轻和乐观开朗的性格。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是随着自己的心意走，他不怕别人说自己，不怕别人笑自己，只要自己想，就去做。我想正是由于他这般的坦率随性的性格，才更好的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出那种真性情来。

（二）袁枚创作的“诗才”要素

谈到诗人的才能，自然涉及到先天资质与后天努力的关系问题，袁枚对二者虽不偏倚，但更重视先天的因素。至于音律格调，就相对次要，他曾明确表示：“诗文自须学力，然用笔构思，全凭天分”，“三分人事七分天”。袁枚论灵机，表现出重天赋，轻积学的倾向，这是他对天赋与后天努力关系的基本观点。

在袁枚看来，“笔性灵”尤其的重要，一个有才质、气质的诗人才更容易把握诗歌的创作规律，才能更好的把真情融入到作品中，创作出好的诗篇。如在作品《随园诗话》第七卷里记载：诗有音节清脆，如雪竹冰丝，非人间凡响，皆有天性使然，非关学问。袁枚认为诗是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具有一定的高度，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把握的，在他看来有时某些没有吟过诗的人却可能是真正的诗人，而一些读书万卷、精通诗词创作规律的文人反而不能写出真正的好诗。

“性灵”既指性情又包括“笔性灵”的含义，表现为才思敏捷。在作品《随园诗话》中认为，“诗文之道，全关天分，聪颖之人，一指便悟”。袁枚主诗才、天分，但并不丢弃学问，他指出“凡多读书为诗家要事，所以必须胸有万卷者”。只是目的不在以书卷代替灵性，而是“欲其助我神气耳”。基于主诗才与灵性，《随园诗话》颇重视性灵者创作构思时所产生的“灵机”“兴会”这一灵感现象，并推崇艺术表现的自然天成、毫不雕琢。对于诗歌艺术形象则主张有“生气”或“生趣”，即灵活、生动而感人，因为“诗无生趣，如木马泥龙，徒增人厌”。欲有“生气”、“生趣”，则语言需生动传神，“总须字立纸上，不可字卧纸上”；表现手法以白描为主，“一味白描神活现”，反对“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以免扼杀诗之生气、生趣。

（3）袁枚创作的“个性”要素

真情还与个性相关, 有个性就是“ 有我”、“ 有我”才独具特色, 富有创造性。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提讼的“ 至于性情遭遇, 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 畏古人而拘之也”。把表现自我摆在古今关系之上，无论古今，都有佳作名篇可学，诗人的察赋、生活经历不同。“人人有我在”，模仿前人就束缚了自己个性的发挥，丧失了真情实感。

袁枚“性灵说”表现性灵，抒写性情，其最重要的意义是强调真实，也就是强调个性。他主张诗人必须具有鲜明的个性及艺术表现要个性化或有独创性，就构成了性灵说内涵的有一重要因素。《随园诗话》卷十说：人闲居时，不可一刻无故人，落笔时，不可一刻有古人……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拟古人，何处著我。他所谓的“独立”、“著我”并不是离开古人，而是通过学习古人，达到自成一家，诗歌的本来意旨在于抒发一己的性情。并且在艺术构思和表现上要“出新意，去陈言”，风格不拘泥于一格，鼓励诗人发扬独创精神。

袁枚笔下的“性情”一般指情，但“性情”有的指个性，如《仿元遗山论诗》写：“从古风人各性情，不须一例拜先生。曹刚左手兴奴右，同拨琵琶第一声。”“曹刚左手兴奴右”是“从古风人各性情”的例证，这里强调的是他们各自的思想气质、艺术修养等方面的个性特征。诗人要有独自的个性，表现为诗人具有独自的思想，生活、艺术方面的积累，有其自己的审美感受，并采取别出心裁的艺术构思，艺术手段反映其抒情对象的特征，从而形成独具一个的作品。

袁枚的“性灵说”顺应了时代进步的潮流，突破程朱以来传统理学的观念，使诗歌从“仁义道德”的藩篱下解放出来，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强

调“自我” 。在他笔下诗歌不再是卖弄学问、考取功名的工具，而是用一颗性灵的“赤子之心”加上富有才华和激情的诗句，书写个人对生活的感受，见识与情趣。

同时袁枚的性灵说也强调抒写人的真性情，肯定人情人欲的合理性，对于人的本性和自然情感予以特别重视。历来由于儒家思想的束缚，人们鄙视个人情感，认为描写男女情感不登大雅之堂，尤为贬斥艳诗。即便写爱情, 也要讲比兴寄托。就是诗经中的爱情民歌，也要被曲解为美刺之作。袁枚坚决地否定了这个传统。他把表现人情，包括男女之情。作为文学的中心内容。认为艳诗、宫体也是诗中一格，有其自身价值，不可排斥。其创作更是大量抒写情诗，甚至包括一些为正人君子深恶痛绝的冶游之作。就其作品来看。凡其性情中所有, 便无不可入诗。而不必顾及什么。袁枚对人性的维护和审美观照, 体现了一种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