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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美学的审美现代性

自从20世纪初中国美学步入自己的现代思想建构行程以来，各种美学问题的提出与探究，几乎总是先在地同中国人在社会剧变、国家困厄面前所产生的民族性生存焦虑相纠缠。现

代民族国家的振兴期待，社会文化统一体系的重建愿望，民众自觉意识的大声呼唤，大众

生活幸福的规划设计……所有这一切，都非常明确地流露在20世纪中国美学种种具体而

微的理论思考中；现代中国美学家们竭力想要借助美学的精神能量，严格而理性地框范、

引导甚至建构现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新的生命改造活动与生活希望。所以，尽管20世纪

中国美学发展中一直存在着某种功利主义与超功利主义的冲突和矛盾，但深入分析，我们

却能看到，不管是持守激进人生改造意志的美学主张，还是保持了相对静观内省立场的各

种美学理想，它们实质上都持守了一个最基本的文化立足点，即以“审美”作为人生理想

的生命活动，以“审美化/艺术化”为社会进步和文化建设的最后归宿，因而美学上功利

主义与超功利主义的分化最终不仅没有集结成大规模的理论对抗，相反却出现了两种美学

立场长期并存，共同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基本理论发展路线的局面。如果说，功利主义

美学观着重把“美”和“艺术”具体落在了人生行动的崇高性实践方面，那么，超功利主

义的美学理想则重点突出了“美”、“艺术”的社会和谐功能。这样，无论过去一百年里

中国美学表现了怎样的理论分化，但从根子上说，主宰20世纪中国美学方向的，始终是

一种“审美救世主义”的理想情怀。现代中国美学力图把对于社会人生问题的认识要求与

实践改造，当作具有充足理由律的美学本体论，以此来实现现实生活与人生经验的精神疗治——美学家往往十分乐于充当这样的“社会精神医生”。这里，我们便可以

发现，如果把20世纪视为中国美学开始自身现代建构尝试的起步期，那么，这期间一个

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当理论内部的“救世情结”和学术追求上的“社会/人生改造冲动”从外部方面强烈制约了美学的内部建构努力，美学在20世纪中国便呈现了一种特定的

“社会学症候”——面对强大而急迫的外部社会压力，理论建构本身的内在逻辑反而失去

了它的现实合法性；对于“审美”、“艺术”的强调，成为特定历史、社会的集体意志表现，而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和作为个体自由意识的选择与行动，则因此消失在美学对于“社会”这一集体利益的原则性肯定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美学的现代理论建构，实际从一开始就非常鲜明地指向了“社会本体”的确立方向，成为一种坚定地站在

社会群体意志之上的美学追求：它把社会改造的目的、人群关系的改善以及人生幸福的不

懈奋斗等社会性的价值满足当作为美学唯一合法的现代性根据。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一个最大缺失：在社会实践意志、集体理性的高度扩张过

程中，美学一方面表达了社会现代性的外部实践需要，另一方面却忽视了审美现代性问题

的内在理论建构意义。因为毫无疑问，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来说，社会现代性实践所要

求的，是群体的社会自觉、统一而不是个体的生命自立、自由，是社会规范性而不是个体

选择性，因而，追求社会现代性之实践满足的美学所集中体现的，便只能是那种超个人的

社会意志、超感性的集体理性实践。而与此不同的是，审美现代性的核心却在于寻找社会

本体、集体理性的超越前景，寻找并确立个体存在、感性活动的本体地位。因此，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