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

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
张瑞璠
孔子是代表奴隶主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家。

他的政治主张的主导方面是“复礼”。

他讲的“礼”是指周礼。

“复礼”的实质涵义就是要恢复西周的社会政治制度。

但他并不是要求全盘回到两周，也认为应该有所改革。

他的改革方案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用“举贤才”来补充贵族世袭制。

所以他提倡“学而优则仕”，以培养“贤才”为教育目标。

奴隶制国家是依靠军事统治的。

而孔子所处的时代，奴隶主手中尽管仍然掌握着武器，但其势已成为强弩之末，威力实在很有限了。

孔子作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认为光是采用“杀无道以就有道”的武力镇压办法，不是最有效的办法，他很希望奴隶主贵族在统治策略上进行一些调整。

他说：“用行政命令和刑罚，迫使老百姓服从，并不能使他们心服；要使他们心服，还得依靠道德感化和礼的约束。

”所以他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

他解释说：“政”就是端正的意思，在位者本身行为端正，不发命令，事情也能办通；本身引为不正，即使三令五申，别人也不听从。

”所以他对人才的培养，最重道德修养，他所说的“贤才”首先要求是道德完善的人。

孔子是我国古代道德学的奠基者。

他的道德思想体系是同他的经济思想相联系的。

孔子处在奴隶制财富分配的等级制度已被严重破坏、贫富对立已十分尖锐的时代。

以鲁国为例，鲁公室享有的土地和奴隶，被以季氏为首的大夫所瓜分，出现了“季民富于周公”的局面。

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则丧失了进行再生产的最起码的条件，被迫逃亡，或起而反抗，“患盗”因此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孔子梦想挽回这种局势，于是在经济方面提出了“均平’的主张。

他说：“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论语·季氏》。

以下引《论语》只注篇名。

）朱熹注解说：“寡谓民少，贫谓财乏，均调各得其分，安请上下相安。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治国的根本问题在于财富分配要均平，分配均平了，就能达到社会秩序的安定。

“构谓各得其分”这个解释深合孔子的旨意。

孔子讲的“均平”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均平，不是“大同”，其实质是要恢复周礼的等级分配制度。

《国语·周语》记周襄王对晋文公说：“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

”韦昭注：“均，平也。

周礼，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

”这样按贵族等级依次递减，各得其分，就是孔子所主张的“均平”。

孔子就以“均平”的经济思想为基础建立了以“仁”为中心的道德学说。

《论语》中“仁”字出现了一百多次，孔子针对不同的情况，从不同的角度，对“仁”的涵义作了反复的解说，其中最能概括“仁”的基本要求的是“克己”与“爱人”。

“克己”即以礼约身，一切行为都遵守材的准则，“非礼勿视，非礼如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而最根本的要求是在财富的占有上谨守等级名分，克制超越利制的望欲。

在中国伦理学史上，孔子最先提出道德评价的标准问题，即“义利之辨”。

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里仁》）这里的“君子”是指有道德的人，“小人”是指没有道德的人，他们的分野就在于前者追求的是“义”，后者追求的是“利”。

孔子认为一个人的生活要有理想，有抱负，要努力提高精神境界，而在物质享受方面，则不宜要求太多太高，物质享受方面的要求多了，相反地会妨碍精神境界的提高。

他因此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里仁》）。

意思就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却以吃得差穿得差为羞耻，这种人。

就不值得一谈了。

孔子说他自己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却从这种清苦的生活中获得了精神的愉快。

他称赞颜回最为好学，具体地就表现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优，而回也不改其乐。

”（《雍也》）孔子认为颜回对待生活的态度，表明他的精神境
界远远高出于一般人之上。

孔子提倡“克己”，提倡“义利之辨”，但他并不是禁欲主义者，他并没有绝对排斥和的思想。

他曾说过：“礼以行义，义以生利①”，可见不是从根本上把“义”和“利”对立起来。

他实际上只是要求区分合义之利与不义之利。

他所反对和排斥的只是不义之利，即超越等级名分的利。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就反映了他只是反对不义之利的思想。

至于含义之利，即符合等级名分规定的利，则不仅不排斥，而且认为是应当享受的。

他说：“邦有道，贫且钱焉，耻也；都无道，富且资焉，耻也”。

（《泰伯》）这段话就包涵着这样的意思：不应得的富贵而得到了是耻辱，应该得的富贵而得不到也是耻辱。

但是，就对个人道德修养的要求来说，仍坚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谋求私利，即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被置于贫贱的地位，也应居之泰然，而不应从利己之心出发，要求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地位。

孔子认为“放于利而行，多怨”，（《里仁》）从利己之心出发，就必然要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社会的一切冲突就由此而起。

为了从动机上防微杜渐，所以他很少讲利，在道德领域内，对“利”作了全盘的否定。

如果说“克己”是属于自我修养的心理基础，“爱人”则是属于道德实践的客观表现。

克己而爱人就是道德修养的全部过程，也就是《论语》中所说的“忠恕一贯之道”。

朱熹解释：“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

实则“忠”也就包涵在“恕”里面。

意思就是要处处设身处地地为人着想：一方面自己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我，我也不如此对待别人，另方面，自己希望达到的，也帮助别人去达到孔子设想，每个人都能这样投身处地地为人着想，就不会有争夺，不会有怨恨，一个“均平”的社会秩序就能够出现和保持下妾。

孔子讲的“爱人”，有两个特点：
第一、以孝弟为本。

这是出于巩固奴隶制氏族血缘关系的需要。

“孝”属于亲子之爱，反映纵的血缘关系：“弟”属于兄弟之爱，反映横的血缘关系。

这一纵一横的关系的交织和延伸，即构成极其细密的宗法制度的图谱。

孔子继承殷周贵族伦理思想的传统，特别重视孝道，因而坚持“三年之丧”。

他所持的理由是：“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美”。

（《学而》）重孝可以增强血缘关系和氏族分子的向心力，这就是重孝的社会意义和作用。

宰予对此似乎还不太理解，提议改“三年之孝”为一年，以免防客正常的生活，孔子就严斥宰予为“不仁”，认为是在根本原则上犯了错误。

第二、“爱有差等”。

孔子说：“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富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日侵”。

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不能“过其所爱”。

“爱”要受等级名分的约束，超越了等级名分，在道德评价上，就走向了反面，变成侵犯他人利益的行为。

于路为（鲁邑）令，季氏征集民众挖长沟。

子路用自己的俸禄烧了稀饭给挖沟的人吃。

孔子就批评子路的作法是“过其所爱”；季氏也为此事责问孔子，认为子路是受孔子指使，存心争夺季民管辖的人民②。

这个例子说明“爱人”是有明显的阶级性的，并不是一视同仁。

《墨经》因此说孔子的“仁”是“体爱”，只是爱一部分人，不同于墨子主张的“兼爱”，爱全社会的人。

（“仁，体爱也。

”“体，分于兼也。

”）但是，对此还须作进一步的分析。

必须看到孔子讲的“爱人”是出于普遍地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愿望。

“爱人”作为一个道德原则，既具有阶级性，又具有普遍性。

它是在坚持区别不同阶级和不同等级的前提下，要求普遍推及于全体社会。

否则，对“为政以德”的思想就无法解释。

这里需要全面地考察一下孔子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

孔子作为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毫无疑问存在着鄙视生产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思想。

如樊迟请教如何种地种菜，他就骂樊迟为“小人”。

他虽然倡言天赋平等的人性论，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却又自相矛盾地认为劳动人民是天生“下愚”的人，并由此得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的反动论断，成为统治阶级施行愚民政策的依据。

这些都十分明显地反映孔子思想的剥削阶级本质。

但是，孔子的思想是很复杂的，他并非原封不动地继承奴隶主贵族对人民的态度，
把奴隶仅仅看作是会说话的工具。

在某种程度上，他也要求把奴隶当作人来看待。

举例说，孔子反对人殉，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平”！孟子解释，这是因为孔子不愿意看到用“象人”的东西来殉葬。

“家人”且不可，至于生殉、杀殉或杀祭这些对待奴隶的残酷行为，自然更在坚决反对之列。

又如：“子退朝，厩焚，伤人乎，不问马。

”（《乡党》）在五个奴隶才能换得“匹马束丝”的时代，马厩着火了，不关心马，而只问人有没有伤亡。

这些例子都说明在孔子心目中，已经提高了奴隶作为人的价值和地位。

他因此提出了“泛爱众”的思想。

这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人道主义的表现形式，从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这种人道主义的基础是关于劳动者在创造社会财富中的作用的认识有了提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要求保护劳动力，争取劳动力。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回答：“荀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颜渊》）很明白地把人民的为“盗”归因于统治者的贪婪无厌，横征暴敛，使人民失去了维持生活、进行再生产的最起码的条件。

为了使民心归附，社会秩序安定，孔丘认为必须改变政策，减轻赋税，“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就是“泛爱众”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

要探求孔子主张减轻赋税的用意，可以引证有若与鲁哀公的一段对话：
“哀公问于有若日：‘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导孰与足？’”“彻”是一种赋税制度，据《孟子》所记，是十分取一，这个成数是否可信，尚无定论。

但就对话本身的内容分析，“彻”总归比十分之二要少，这是没有疑问的；有着主张减轻赋税，也是很明确的。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有若主张减轻赋税乃是从发展生产、保护和增加税源着眼。

他的基本论点是：百姓富裕了，国家财富的收入就有了保证；百姓穷困了，赋税的来源也就枯竭了。

这就是“藏富于民”的思想。

这个思想在《大学》中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它概括出一条原则：“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以利为利”就是无限制地加重剥削，竭泽而渔，其结果乃是失去剥削的对象。

“以义为利”是有限制地剥削，细水长流，而按照《大学》所说的“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的逻辑，减轻剥削，则可以保护和争取劳动力，维持和扩大再生产，为国家提供更充足的税源。

由“爱有差等”到“泛爱众”，就是“爱人”这一道德原则所要求的调整全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的全部涵义。

其实质是力求在巩固氏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并使这种等级秩序保持一种近乎均衡、协调的状态，而避免“犯上作乱”的行为的产生。

这在孔丘看来，乃是符合贵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

“仁”所包涵的“克己”与“爱人”这两个方面前结合，就是孔子理想中的“贤才”所具有的道德品质。

这种道德品质的形成，是以对“礼”的作用和意义的充分认识为基础。

但仅仅认识了还不够，还必须通过不断的道德实践的体验，“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使“礼”从外在的约束力逐渐转化为内在的信念。

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显得之，必失之”（《卫灵公》）就是认为道植规范必须在转化为内在的信念之后，才能在行动中坚持下去。

信念的巩固树立是很不容易的。

孔子谓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

”颜回在孔门“四科”中以“德行”居首，而孔子并没有就肯定他对“仁”的信念已经达到水远能坚持不渝的地步。

这说明“仁”作为一种理想的道德品质，标准是很高的，所以孔子不轻以许人，但他又并不认为它是不可企及的，强调的只是要依靠主观的努力。

他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

”所以贯穿于孔子整个教育思想体系的是自觉性的培养和发挥。

“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就是自觉的道德信念在行动上的最高体现。

不求助于宗教的虔诚，强调以理性为基础，把主观自觉性提到最重要的地位。

这乃是孔子在道德教育思想上的最大贡献。

①《左传》成公二年。

②《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季孙相鲁，子路为郈令。

鲁以五月起众为长沟，当此之为，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要作沟者于五父之行而餐之，孔丘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曰：鲁君有民。

子奚
为乃餐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请曰：‘夫子疾由之为仁义乎？所学于夫子者仁义也，仁义者与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

今以由之秩粟而餐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立不知礼也！女之餐之，为爱之也夫扎，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受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日侵。

今鲁君有民而于擅爱之。

是子侵也，不亦诬乎！‘言未卒而季孙使者至，让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将夺肥之民耶？’孔子驾而去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