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会通之境——读《文学地理学会通》偶得

20　世界文学评论2014第2辑
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会通之境——读《文学地理学会通》偶得
杜雪琴
杨义先生集10余年之功，精心打造出一部论著──《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而贡献于学界，实乃“鸿篇钜制，照耀寰区”（皮锡瑞35）。

此书一经问世，即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有着很大启发，因此有必要进行精细阅读，从而引发再思考。

全书之精妙在于“会通”二字。

《周易系辞上》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

”（《周易正义系辞上》79）意谓圣人见到天下事物的运动变化，并观察其贯通与会合之处，从而能够推行社会的典章制度。

宋人郑樵的《通志总序》，主张学术之“会通”：“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

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

会通之义大矣哉！”（郑樵1）明末学者徐光启上呈崇祯皇帝奏折《历书总目表》（1631），主张文化之“会通”：“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

”（徐光启374）认为中西文化应当相互融合、相互补充，从而形成一种超越的新文化。

杨义先生更是将“会通”之义引入文学地理学研究，讲求通观与通识，而执意打通古今、融通诸子、纵通俗雅，以此达至学术“会通”之境。

本书在研究的方法与理论的创设上有着诸多精辟见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①“纵通”之研究方法；②“贯通”之学术理念；
③“会通”之生命境界。

一、“纵通”之研究方法
作者将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而运用，其开篇即言：“文学地理学的学术方法，如今已经逐渐成为古今文学研究的当家重头戏之一。

”（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序言》1）后设专章论及，再次强调其重要性：“文学地理学是一个值得深度开发的文学研究的重要视野和方法。

”（杨义55）[1]①可见其对文学地理学所持有的极大兴趣；②可见其对此项研究所怀有的美好期待；③可见其努力以对作家作品的选择与解读而亲身实践之；④可见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的研究在当今学界已形成“风生水起”之势。

[2]开篇《文学地理学的本质、内涵与方法》一文即言：“文学地理学在本质上，乃是会通之学。

”（38）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不仅要会通自身的区域类型、文化层析、族群分合、文化流动四大领域，而且要会通文学与地理学、人类文化学以及民族、民俗、制度、历史、考古诸多学科。

”（38）因而，在研究比较重大而复杂的命题时，应该“穿越多个领域，进行综合的会通的研究。

综合的会通研究有三条思路：整体性思路、互动性思路，以及交融性思路。

”（38）作者强调文学地理学的本质乃“会通”之学，那么，此处所言之“会通”应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言，而谈到研究方法，自然会想到方向、办法、门径或线路等。

论文将作为研究方法的“会通”，理解为“纵通”之意。

《楚辞七谏沈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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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不别横之与纵。

”（林家骊258）这里的“纵”，有“直；从下到上或从上到下；南北之间”（《辞海》3279）之意，如“纵横”、“纵深”等，更多侧重于“术”，而指向线路、方向等。

钱钟书先生曾言：“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学科。

”（钱钟书，《诗可以怨》44）钱钟书先生突破了时空与学科的界限来研究文学及理论，其中“跨越”、“衔接”、“贯串”之视野与方法，正是我们所言“纵通”之精要：在于融会各种批评方法之所长，在于打通中外文化之经络，在于吸纳古今典籍之精要，在于时空纵横捭阖之妙境。

《文学地理学会通》一书，作者以文学地理学作为理论视角，纵贯古今、融通中外、取精用宏，对纷繁复杂之历史年代学、人文地理学、文化人类学、哲学、美学、考古学、文献学、职官与姓氏等文化景观做整体观照，不断进行深层次的个案发掘与剖析，不断加以清理与还原，并努力推究和追问其中隐藏的多重文化本质，朝向真理的最高天宇而不懈攀登再攀登，正是“纵通”方法的丰富实践。

表现有二：①各种批评方法的综合运用（指文学与地理、历史、政治、哲学、美学、考古学、人类文化学等学科的连接与沟通）；②“三条研究思路”的纵横勾链（指整体性思路、互动性思路与交融性思路的交叉与综合）。

此书由五部分组成，收录有16篇文字，是在整体性思路指导之下，各种方法互动、交融性综合运用的结果。

全书有一个总体的思路，即“总论编”四文：侧重于对文学地理学的本质、内涵与方法，“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之根，先秦诸子研究与现代化文化建设的关系等问题的总体论述。

此编纵贯古今、追根溯源，系统梳理和剖析了文学地理学理论的内容与方法，并明确其本质与内涵，成为本书的重中之重。

其余四编则是对“总论编”中的相关理论问题，做不同层面的探究、论证与延伸。

“地域文化编”四文，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探讨深受长江文明熏陶的屈原诗学，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文学，文学中国的巴蜀地域因素，吴文化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之对角戏效应等问题。

“民族文化编”两文，从民族文化的角度，阐述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与西南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三维推进”问题。

“中外论衡编”三文，分别从利玛窦、《四库全书》、上海世博会看西学东渐的400年，从历时的角度探讨东亚文化的合体形态，从文学认知的角度透视百年中国和朝鲜在文化精神上的同异分合与内在联系，均是比较文学方面的典范之作。

“现代人文地理编”三文，探讨现代文学文体建设时期京派与海派之间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沈从文“凤凰情结”及小说之人文地理特质，文学翻译与百年中国精神谱系等问题。

以上各篇论述翔实，内蕴丰厚，各具特色，且有一个总体的线索勾连（“总论编”），其余四编则从地域文化、民族文化、比较文化、现代人文地理等角度分而阐述，因此，形成“一总四编”的模式，创构了一个圆融的艺术图式。

其总体目的在于：“从各个角度展示作者对文学地理学的本质、内涵和方法的思考。

”（570）于此，全书既有对文学地理学宏观理论的阐释，也有对《诗经》、《楚辞》、李白、杜甫等中国古典诗学个案的解析，还有对鲁迅、沈从文、京派与海派等现当代作家及流派的论述；有古与今的链接，有中与外的结合，有地域与民族的融合，有中心亦有边缘，所有的分线索进而指向一个总的命题。

由点而成一线，由线而成一面，由面而成一体，点、线、面相互连接、组合，而成为一个有序、有容的立体大空间，此所谓“纵通”。

钱钟书先生的学问之道亦在“打通”，而进入化镜。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in the usual sense of the term，而是求‘打通’，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

”（转引自郑朝宗124）可见，钱钟书先生研究文学的方法乃是求“打通”，在于打破文学范围内时代、地域、文类等诸界限，在于整个文化领域的各个学科门类之汇通，正是比较文学视野之反映。

“综合的会通的研究”采取的“纵通”或“打通”方法，正是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分支学科之一的文学地理学所运用的基本方法，要求古今中外、前后左右、上上下下、时间空间以及各个学科之间的纵横贯通。

本论著亦是此种研究方法最为重要的实践成果之一：①注重文、史、经、地四学的互证、互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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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论文学则以史实作为阐述的基点，述史事则以诗文曲径而通幽，谈文史则以经学为其辩证之术，论文史经则以地理学为方法与视境。

注重整体宏观的论证，是整体性思维的具体体现。

②融各种批评方法之所长，如文化学、类型学、语义学、文本细读、文献考证、图表解析、叙事分析等工具方法，交互而使用、量体而裁衣、因势而得法、顺手而拈来，因此进入一种看似有形却无形，法无定法、大而化之的方法论境界。

注重多样性方法的互动与互补，亦具有“互动性思路”的特点。

③注重各类材料的综合运用，既重视国学经典的解读，亦参考史家之典籍，还融合现代文学之案例，同时融会东亚朝韩等地理与文化，丰富而厚实材料的融会贯通、互证互释，从而使全书内容厚重而意蕴深邃。

注重多种材料的融通，亦是“交融性思路”的综合体现。

于此，本书最为突出的贡献之一，便是提出了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批评的方法，而生发出的“三条研究思路”，它们之间又相互纵通而彼此勾连，后来篇章探讨的诸多命题，如“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原凝聚力”、“边缘活力”、“太极推移”、“江河源文明”、“剪刀轴”、“汉字文化圈”等，均是在此研究方法之下缔结的重要成果。

二、“贯通”之学术理念
“纵通”可以作为文学地理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此种思想来源于作者一直坚持的“贯通”之学术理念。

如果“纵通”侧重于“方法”、“路径”，那么“贯通”则侧重于“交融”、“创新”。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杨义先生就明确提出：“返回中国原点，参照西方理论，贯通古今文献，融合以期创新”（杨义，《中国叙事学》492）的学术思想，不仅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而且以几十年如一日的亲身体验而实践之。

他亦有一个宏大的理论构想，那就是希望新的世纪能够建立起一种“大文学观”（567），2001年又提出“重绘中国文学（或文化）地图”之构想与此相呼应，其在“后记”中有言，这个命题要求六个“贯通”：“古今贯通、汉族少数民族贯通、地理区域贯通、陆地海洋贯通、雅俗诸文化层面贯通、文史哲诸学科贯通。

”（56）他认为学术生长点就在于一个“通”字：“做学问，‘通’字很重要，要下功夫做好‘通’字的文章，融通，汇通，贯通。

”（杨义，《学术生长点在于一个“通”字》2）接着他以现代文学研究为例：“寻找现代文学研究的生长点，关键之一也是讲究一个‘通’字……现代文学研究需要一种当代意识，现代文学学科要把现代和当代贯通，要把港澳台文学以及国内各区域的文学贯通。

”（杨义，《学术生长点在于一个“通”字》2）而更为重要还是，“现代文学学科要有潜力和活力就必须古今贯通”（杨义，《学术生长点在于一个“通”字》2）。

可见，“贯通”是作者一直秉承的重要的学术理念之一，而“古今贯通”则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这也应是作者之所以要在其著作中运用大量的古典文献、现代文学等资料之缘故罢？《汉书》有云：“亦其涉猎者广博，贯串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

”（班固622）《论语》有曰：“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朱熹30）两处引文中的“贯”字均为“通”之意。

钱钟书先生《管锥编》亦言：“艺之为术，理以一贯，艺之为事，分有万殊。

”（钱钟书，《管锥编》1279）意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领域都有一贯之道、不变之宗，应融古今于一体，汇中西于一心，从而观其同，存其异。

于此，“贯通”之意为，以“一”而贯彻其中，进而能够“融会”、“旁通”、“超越”与“创新”。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也在“贯通”二字，讲究时间、空间、文化、历史、哲学、雅俗等各类型，在上下勾连、纵横捭阖、左右组接的“纵通”之中，而进入“贯通”豁达之境。

本书探讨的十个命题（作者在“后记”中对此有具体阐述），均是在“贯通”理念指导之下，采取“纵通”之研究方法，围绕着总命题（“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而层层展开，步步为营，并环环相扣。

另九个小命题为：①展示汉族“中原文化凝聚力”的同时，强调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活力”；②解释南北文化相互融合时，揭示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间“太极推移”的结构性动力系统；③探讨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太极推移”过程中，揭示巴蜀和三吴两个功能有别的“太极眼”；④华夏文明的发育而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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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西羌、三苗分别从西线或东线向南迁徙，使云贵、湘西、川西发生文化“剪刀轴”效应，并延伸出茶马古道一类“剪刀把”；⑤将英雄史诗《格萨（斯）尔》定位为“江河源文明”；⑥与研究中国新疆与中亚的西域学相对应，探讨对中国东北、沿海、台湾地区以及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文化联系进行研究的“东域学”；⑦“南中国海历史文化研究”；⑧以《诗经》、《楚辞》、李白、杜甫诗歌、鲁迅、沈从文、京派、海派等为案例，开展对主要经典和主要作家的文学地理学个案研究；⑨激活、深化和拓展对中国文化之根本的先秦诸子学研究。

十个命题之中，有总有分、有详有略、有古有今、有东有西、有陆地有海洋、有河流有山川，每一个均自成体系而不拘一格，每一个均是原创性的独特发现，每一个却又与其他命题相关联。

十个命题又是他熔铸的不同类型之空间：“文学地理学既要敞开空间，拆解空间，又要组合空间，贯通空间。

有分有合，在动态中分合，是空间不至于流为空洞，而充满生命元气的基本原则。

考察其组合、贯通的形态，需从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入手。

”（10—11）他不断将之敞开、拆解又组合，组合、拆解又敞开，并加以融会贯通，同时引入文化生命之源流，贯以生命感悟之灵气。

他从中国人最发达的“诗”与“史”思维方式入手，将中国文化的“经”与“史”作为“文化的双源性”，以此为基础来打通古今中外文化之脉络，融通东西南北之空间局限，并汇通各个学科之界限，实现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现当代文化、世界文化三个维度的交流与融合。

其间，他融通了“两个源头”：①接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泉，将生生不息的学术生命之源流，“引滦入津”于现当代的文学领域，为之融入生机勃勃之灵气、浑厚精深之底蕴。

②接上了浑厚而广博之地气，为文学这片森林提供了日月精华之气韵、肥沃丰美之根基。

同时，两股源流汇聚而流向世界文学的大海，在这片广袤无垠的海洋空间里，他以世界文化的光辉成果来映照中国的现当代文化，又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灿烂与靓丽来丰富世界的现代性文化。

因而，他能够纵横驰骋于中原文化与边缘文明、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陆地文明与海洋文明、东亚诸国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之广博空间，进而渐渐走向学术与生命“贯通”之境界。

采取“纵通”之术，自然渐入“贯通”之境；达至“贯通”之境，自然引出“纵通”之术；而两者之最终目的，在于有所“创新”。

作者所言之“六个‘贯通’”（即古今贯通、汉族少数民族贯通、地理区域贯通、陆地海洋贯通、雅俗诸文化层面贯通、文史哲诸学科贯通），“引导出三个学术方法的原理：在文学研究通常使用的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在原本关注核心动力基础上，强化‘边缘活力’；在坚持文献坚实的前提下，强化对自身文明和审美的深度解释能力”（569—570）。

“三个学术方法原理”，正是他提出的文学地理学综合会通的三条研究思路，即整体性思路、互动性思路、交融性思路之具体实践。

“这三条思路所注重的，是深入区域之后，能够返回整体中寻找宏观意义；壁垒分割之后，能够在跨越壁垒上深化阐释的功能；交叉关照之后，能够融合创新。

”（38—39）“整体”之意义在于理论的宏观透视，“深入”之内涵在于典型个案的深化；只有有了“整体”的透视功能，方能深入到“个案”的研究；只有超越“个案”的深化之后，方能进入“整体”的观照。

作者注重“整体”与“个案”两者的交融：在论述“整体性思维”时，以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太极推移”为案例；在论述“互动性思路”时，以李杜论衡作为个案选择；在论述“交融性思路”时，以韩非、荀子、李斯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为例；因而，“整体”与“个案”两者之间，相互贯通、相互阐释、相互补充、相互转化，从而能够有效交融而力图创新。

正如作者所言：“互动力求交融，交融才有整体。

将完整把握、细致梳理出来的各种材料，进行定位定性比较挖掘，然后在贯通中进到一种化境，在交融中创造新的学理。

”（50）的确如此，现代世界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尤其需要强调自己民族国家的立场，以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整体性眼光，融会贯通一些具体专业的问题，因而，需要把博厚和专精融通成能够与世界深层次对话的学理体系。

只有这样，一方面才能在世界文化之林确立自身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才能在彼此的互动与交融中，创造出新的学术理论，进入“贯通”之化境。

想必在先生的内心深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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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唯其如此，才能产生一种“纵通”传统文化2000年的悠久历史，“贯通”中国文明精深、厚博、细腻之诗性世界，并站在世界环宇的星空高度，加以现代性阐释的宏大气度。

三、“会通”之生命境界
杨义先生的笔端饱蘸丰沛情感，可见出其对国家民族深爱之情义，亦可见出其酣畅淋漓之文气，同时可见出其生机盎然之诗意。

有议论，有说明，有抒怀，有感悟，亦有期盼；常常情真意切，常常议论风发，常常引经据典，常常文采焕然。

他是将文学研究作为一项虔诚的精神事业在进行，将自己的生命与学术的世界紧密相连，将其内在的灵魂与内在的精神诠释于其间，倾其全部心血去打通中西文化之命脉，并畅通文化与生命之经络。

因而，其论著并不只是一个又一个文字的机械组合，而是形成了多个散发着耀眼光辉的生命共同体，于此而言，洋洋洒洒近60万言的论著，融合了作者心性灵动与感悟之气，会通了作者诗人般的性情与圆融之情意，给原本严肃、灰色的学术理论增添了多种青春、活泼、绚丽的诗性元素。

赵一凡教授亦提到钱钟书先生在《通感》、《作者五人》、《论不隔》等文中，阐发的“通学”见解，他认为在钱氏心目中，“‘通’作为一种自由知识境界，即还我丰富人生”（赵一凡24）。

如此，杨义先生此著中的“会通”当是一种生命的境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以对人生的体悟作为探寻文化生命之根本
作者一直主张“感悟诗学”，认为感悟思维是中国精神文化中最具神采、极具丰富的资源，“它是在中国具有丰厚的文化资源的土地上，借助印度佛教内传而中国化的行程中滋生出来的一种诗性哲学。

它融合老庄之道、儒学心性论，尤其是禅宗以及理学的终极理念，形成了宇宙万象与心之本原互照互观、浑融超越而有得于道的本体参证的智慧生成过程”（杨义，《感悟通论》93）。

恰如此言，其著作正是站在广袤无垠的中国大地上，切入人生与文化、生命与宇宙的结合点，用心去反映、去感悟、去统摄、去描绘世间万象之力作。

他一如既往地立足于当今世界文化视野和理论的高度，并力图返回到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其中既有一个高远的理论视野，同时不乏切身的生命情感体悟。

正如其“后记”中所言：“人文学术，以探寻文化生命为基本。

文化经典的生命分析，是对研究者能力的挑战和实现。

一旦具有这种生命分析能力，看似枯燥的研究，就转化为享受智慧盛宴的乐事。

”（570）由此可见，作者将对学术的探讨看作自己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一以贯之的理念，便是以“感悟”化“学问”，以“学问”养“感悟”，真正实现了学术理念与生命体验的双向互动与交融。

（二）追求圆融中和的诗性哲学境界
作者一直在世界文学的星空里苦苦寻觅，寻求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之根本，而在此追寻的过程中，却处处闪耀着富有东方神韵的诗性智慧。

“总论编”四文是全书的“核心”之所在。

“文学地理学的本质、内涵与方法”篇，从宏观的角度详细论述文学地理学的“一气四效应”与“三条研究思路”，认为在辽阔的文化空间中，它为我们的研究输入源源不绝的学理动力。

而在论述文学地理学的四大内容（区域文化类型、文化层面剖析、族群分布、文化空间的转移和流动）时，分别以“七巧板效应”、“剥洋葱头效应”、“树的效应”和“路的效应”而喻之，既客观形象，又通俗易懂，同时又让人觉得趣味盎然。

“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之根”篇，认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妙在于“深厚性、原创性、包容性、丰沛性、丰美性”（179），为民族国家立下了万世不拔之基；“先秦诸子研究与现代化文化建设”篇，对先秦诸子及其相关文献进行生命分析与历史还原，厘清和破解2000年来学术史上遮蔽的、或没有认真解决的许多千古之谜。

各篇章之间分别闪现的是中华传统文化诗性之美丽、诗性之智慧、诗性之情怀。

三文的内容同时又指向“文学地图与文学地理学、民族学问题”篇，是作者主张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的一部分，旨在“画出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或文学的地图……这样的地图相当直观地、赏心悦目地展示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性、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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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博大精深的形态，展示中华民族文学的性格、要素、源流和它的生命过程”（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序言》1）。

其最为美好的期许便是：“如此绘制的文学地图，应该成为中华民族与当代世界进行平等的、深度的文化对话的身份证。

”（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序言》1）于此，书中各篇章之间形成了一个外在的圆形艺术结构，即其他各章无不围绕“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命题而一一展开。

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个内在的圆形精神结构，以重视中国自身风度和中国独特智慧的价值重建为中心，以还原中国文学文化的整体风貌及生命过程为主体，兼及东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发展状态，以此确立自我民族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并增加中国文化与当代世界对话的浑厚精深的文化底气。

除此之外，作者提出的众多小命题，每一个都可形成一个小的圆形艺术结构，如“边缘活力”说，是以“中原文化凝聚力”为中心；“太极推移”说，是以巴蜀与三吴作为“太极眼”；“汉字文化圈”，则是研究中国东北、沿海、台湾地区以及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文化联系的“东域学”；研究中国文化之根本，则是以“先秦诸子学”为中心；如此等等。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作者十分推崇中国哲学精微的生命体验和天人合一圆融境界的追求，他认为：“语言的精粹、意象的繁密、境界的圆融，是其天人合一之哲学框架中，生命体验的优化表达。

”（256）希腊哲学以“圆”为贵，《易经》有曰：“耆之德，圆而神”，《论语》意谓圆转、周备、无穷。

可见，作者在著作中建构一个个大的、小的圆形艺术结构，正是其圆融的诗性情怀、中和自在的哲学境界之深刻体现。

作者一再强调，文学地理学就是要让文学研究“接上地气”，同时实现地理与人文的耦合，并“关注人在地理空间中是怎么样以生存智慧和审美想象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生命的表达，物质的空间是怎么样转化为精神的空间”（6）。

从此种意义上来讲，文学地理学不仅让文学连通地理、天宇，更接通生命的源流，因此，文学、地理、天宇、生命四者融会贯通在一起，而形成多重复合的物质与精神结构，从而进入一种“会通”之境。

现代著名哲学家牟宗三以为：“接通慧命是一纵贯的意识。

”“如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种纵贯，方始真有历史意识与文化意识者，如是方是真能由历史之考究而接通慧命者。

”（牟宗三121）其又言：“所谓‘通’者，必是在‘事件’以外，能渗透引发这事件与贯串这事件的‘精神实体’，而此精神实体却即在‘天人之际’处显。

所谓‘究天人之际’即在透显精神实体而深明乎精神发展之脉络。

这就是接通慧命了。

”（牟宗三121）《文学地理学会通》一书，正是撷取、梳理、融合这杂乱无章而散落一地的，历代文人学者著述、诸多经史子集之中的聪慧、精妙、光华之思，将其在时空之中进行“纵通”、在理念之上进行“贯通”，并达致“会通”空渺之境。

先生自言：“中国人写诗讲究生命气韵的流贯，中国人感受世界，讲究人和天地万象的生命境界的融通，中国诗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命的诗学。

”（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33）如此，杨义先生所做的正是一种贯通“古今”、连通“天宇”、接通“慧命”的学问，可谓“地理之学”、“宇宙之学”乃至“生命之学”！
不可不联系早期《感悟通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有学者如此评价：“其间彰显了当代学人对自身文化血脉及其蕴含的根源性智慧的真诚体认，以及孜孜于现代学术创造的一种可贵的文化自觉。

”“浸透着令人敬佩的治学精神和生命体验，涵泳着现代学者对于未来学术走向的某些卓越性预见！”（吴子林98）《文学地理学会通》体现的研究方法、学术理念与学术精神，亦可与此著形成照应，可见先生为人为学之真诚、勤奋、严谨、敏锐、博厚与通达，却是一以贯之的。

作者融通天地、贯通古今、参透中西，不仅把握中国文化智慧形态的命脉，同时，站在世界文化之林审视与反思，于此，《文学地理学会通》又是另一部难得的原创之作。

他深切认识到：“文学地理学方法的介入，不仅使文学、文化研究增加新的材料，拓展新的视野，而且注入了新的智慧，展开了新的哲学境界。

”（571）其意有三：①“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深化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确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方法论上的意义，书中围绕中国的先秦诸子、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