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会通之境——读《文学地理学会通》偶得

20　世界文学评论2014第2辑

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会通之境——读《文学地理学会通》偶得

杜雪琴

杨义先生集10余年之功，精心打造出一部论著──《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而贡献于学界，实乃“鸿篇钜制，照耀寰区”（皮锡瑞35）。此书一经问世，即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有着很大启发，因此有必要进行精细阅读，从而引发再思考。全书之精妙在于“会通”二字。《周易系辞上》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周易正义系辞上》79）意谓圣人见到天下事物的运动变化，并观察其贯通与会合之处，从而能够推行社会的典章制度。宋人郑樵的《通志总序》，主张学术之“会通”：“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郑樵1）明末学者徐光启上呈崇祯皇帝奏折《历书总目表》（1631），主张文化之“会通”：“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徐光启374）认为中西文化应当相互融合、相互补充，从而形成一种超越的新文化。杨义先生更是将“会通”之义引入文学地理学研究，讲求通观与通识，而执意打通古今、融通诸子、纵通俗雅，以此达至学术“会通”之境。本书在研究的方法与理论的创设上有着诸多精辟见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①“纵通”之研究方法；②“贯通”之学术理念；

③“会通”之生命境界。一、“纵通”之研究方法

作者将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而运用，其开篇即言：“文学地理学的学术方法，如今已经逐渐成为古今文学研究的当家重头戏之一。”（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序言》1）后设专章论及，再次强调其重要性：“文学地理学是一个值得深度开发的文学研究的重要视野和方法。”（杨义55）[1]①可见其对文学地理学所持有的极大兴趣；②可见其对此项研究所怀有的美好期待；③可见其努力以对作家作品的选择与解读而亲身实践之；④可见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的研究在当今学界已形成“风生水起”之势。[2]开篇《文学地理学的本质、内涵与方法》一文即言：“文学地理学在本质上，乃是会通之学。”（38）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不仅要会通自身的区域类型、文化层析、族群分合、文化流动四大领域，而且要会通文学与地理学、人类文化学以及民族、民俗、制度、历史、考古诸多学科。”（38）因而，在研究比较重大而复杂的命题时，应该“穿越多个领域，进行综合的会通的研究。综合的会通研究有三条思路：整体性思路、互动性思路，以及交融性思路。”（38）作者强调文学地理学的本质乃“会通”之学，那么，此处所言之“会通”应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言，而谈到研究方法，自然会想到方向、办法、门径或线路等。论文将作为研究方法的“会通”，理解为“纵通”之意。《楚辞七谏沈江》有

21杜雪琴：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会通之境

云：“不别横之与纵。”（林家骊258）这里的“纵”，有“直；从下到上或从上到下；南北之间”（《辞海》3279）之意，如“纵横”、“纵深”等，更多侧重于“术”，而指向线路、方向等。钱钟书先生曾言：“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学科。”（钱钟书，《诗可以怨》44）钱钟书先生突破了时空与学科的界限来研究文学及理论，其中“跨越”、“衔接”、“贯串”之视野与方法，正是我们所言“纵通”之精要：在于融会各种批评方法之所长，在于打通中外文化之经络，在于吸纳古今典籍之精要，在于时空纵横捭阖之妙境。《文学地理学会通》一书，作者以文学地理学作为理论视角，纵贯古今、融通中外、取精用宏，对纷繁复杂之历史年代学、人文地理学、文化人类学、哲学、美学、考古学、文献学、职官与姓氏等文化景观做整体观照，不断进行深层次的个案发掘与剖析，不断加以清理与还原，并努力推究和追问其中隐藏的多重文化本质，朝向真理的最高天宇而不懈攀登再攀登，正是“纵通”方法的丰富实践。表现有二：①各种批评方法的综合运用（指文学与地理、历史、政治、哲学、美学、考古学、人类文化学等学科的连接与沟通）；②“三条研究思路”的纵横勾链（指整体性思路、互动性思路与交融性思路的交叉与综合）。

此书由五部分组成，收录有16篇文字，是在整体性思路指导之下，各种方法互动、交融性综合运用的结果。全书有一个总体的思路，即“总论编”四文：侧重于对文学地理学的本质、内涵与方法，“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之根，先秦诸子研究与现代化文化建设的关系等问题的总体论述。此编纵贯古今、追根溯源，系统梳理和剖析了文学地理学理论的内容与方法，并明确其本质与内涵，成为本书的重中之重。其余四编则是对“总论编”中的相关理论问题，做不同层面的探究、论证与延伸。“地域文化编”四文，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探讨深受长江文明熏陶的屈原诗学，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文学，文学中国的巴蜀地域因素，吴文化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之对角戏效应等问题。“民族文化编”两文，从民族文化的角度，阐述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与西南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三维推进”问题。“中外论衡编”三文，分别从利玛窦、《四库全书》、上海世博会看西学东渐的400年，从历时的角度探讨东亚文化的合体形态，从文学认知的角度透视百年中国和朝鲜在文化精神上的同异分合与内在联系，均是比较文学方面的典范之作。“现代人文地理编”三文，探讨现代文学文体建设时期京派与海派之间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沈从文“凤凰情结”及小说之人文地理特质，文学翻译与百年中国精神谱系等问题。以上各篇论述翔实，内蕴丰厚，各具特色，且有一个总体的线索勾连（“总论编”），其余四编则从地域文化、民族文化、比较文化、现代人文地理等角度分而阐述，因此，形成“一总四编”的模式，创构了一个圆融的艺术图式。其总体目的在于：“从各个角度展示作者对文学地理学的本质、内涵和方法的思考。”（570）于此，全书既有对文学地理学宏观理论的阐释，也有对《诗经》、《楚辞》、李白、杜甫等中国古典诗学个案的解析，还有对鲁迅、沈从文、京派与海派等现当代作家及流派的论述；有古与今的链接，有中与外的结合，有地域与民族的融合，有中心亦有边缘，所有的分线索进而指向一个总的命题。由点而成一线，由线而成一面，由面而成一体，点、线、面相互连接、组合，而成为一个有序、有容的立体大空间，此所谓“纵通”。

钱钟书先生的学问之道亦在“打通”，而进入化镜。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in the usual sense of the term，而是求‘打通’，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转引自郑朝宗124）可见，钱钟书先生研究文学的方法乃是求“打通”，在于打破文学范围内时代、地域、文类等诸界限，在于整个文化领域的各个学科门类之汇通，正是比较文学视野之反映。“综合的会通的研究”采取的“纵通”或“打通”方法，正是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分支学科之一的文学地理学所运用的基本方法，要求古今中外、前后左右、上上下下、时间空间以及各个学科之间的纵横贯通。本论著亦是此种研究方法最为重要的实践成果之一：①注重文、史、经、地四学的互证、互释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