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功能与大学精神

大学功能与大学精神

——访教育部党组成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顾海良教授

2010年，教育部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积极推进文化传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2012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再次指出，要“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培育大学精神”，表明了国家对大学文化建设与大学精神培育的高度重视。大学文化处于民族文化的前沿地位，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精髓与核心。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大学功能的拓展，大学精神也相应地发生改变。那么，应该怎样理解大学功能与大学精神？大学文化建设应该如何推进？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教育部党组成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顾海良教授。

记者：诚如您多次提到的那样，要理解什么是大学功能与大学精神，首先要有正确的分析思路。我们应该从怎样的思路或分析路径出发，来把握大学功能与大学精神？

顾海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想把思路倒推一下，从现代大学的制度和体制谈起。在这里，首先需要把制度与体制作区分，制度作为大学里一种根本性的东西，影响着体制，同时二者又有所不同。即便是两所制度相同的大学，体制也可能存在极大的差异，所以世界上很难找到两所体制上完全一样的大学，各所大学都有自己不同的体制。理解制度与体制的区别，是我们理解现代大学制度和体制的出发点。

那么，现代大学的制度和体制又由什么构成？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关键之一就是硬件，这个硬件指的就是大学的功能及其实现程度。关键之二就是软件，指的是与大学功能相对应的大学精神构成。对于这一问题，国外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理解是有启发的。高等教育经济学在考察大学教育服务产品价值时，一般认为，教育服务产品价值的大小由三个决定性因素构成：一是大学能够提供知识的系统性、完备性和前沿性，这是我们通常讲的教学水平、科研水平；二是大学精神，即校园文化如何；三是校友资源，以已经离开校园的校友作为一种文化价值、一

种教育意义、一种促使在校师生奋进的力量。对于大学教育服务产品价值来讲，假如以上三点可以成立，那么，后面两点就可以归到大学精神的范围。

大学精神与大学功能又共同缔造了现代大学的制度与体制。大学功能与大学精神归根到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也就是说，经济社会的发展决定了大学的功能，再通过一系列环节间接地决定了大学精神；大学功能则直接地决定了大学精神。在这里，不仅大学功能和大学精神是现代大学制度和体制的基础，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可能直接地对现代大学的制度和体制产生影响。

以上是我们理解大学功能与大学精神的基本思路。说得通俗一点，即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大学的根本基础，大学功能与大学精神是大学的基本构件，二者又共同构成了现代大学的制度与体制。我们需要从经济社会的发展来理解大学功能与大学精神，从大学功能与大学精神的综合来理解现代大学的制度与体制。这不仅是理解大学功能与大学精神的基本思路，也是一种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

记者：对于什么是大学功能，有人认为主要是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功能，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大学功能主要是人才培养。针对不同的声音，请谈谈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顾海良：前面谈到，大学功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我首先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对大学功能的沿革作一个简要的划分。

一般认为，大学功能的沿革主要有三个划分标志：一是18世纪60年代，以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二是19世纪80年代，由化学、力学、电磁学等发展引起的科学革命；三是20世纪40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相应地，大学功能的发展也分为三个阶段：1760年以前，大学是生产力功能的古典大学，大学的功能主要是人才培养，人才培养通过知识传承得以实现。在这个阶段，由于现代意义上的物理学、化学等学科还没有独立出来，数学和天文学这样一些相对独立的学科也还处在雏形。因此，大学中的知识传承主要是人文知识的传承，特别是宗教文化知识的传承。也就是说，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前，人文知识传承占据了学校的主体，而知识传承的目的是人才培养。

但是，这种状况在工业革命后发生了变化。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现代意义上的物理、化学等学科开始独立，并逐渐自成体系，作为独立门类的科学开始进入大学。1880年以后，德国洪堡大学进行的科学研究开创了大学功能的新境界。至此，大学功能不仅有知识传承，还加入了科学研究的元素。在工业、技术等进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洪堡大学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洪堡精神得到了

极大的发挥，这使得科学研究在大学功能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显著。同时，科学研究又推动了电学与电磁学的发明，解决了电的储藏与输送问题，使得电学成为新的动力能源，极大地推动了第二次科学革命。

由此，科学研究的力量就彰显出来，洪堡精神也开始在世界各国的大学广泛传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880年到1920年间，很多美国留学德国的“德归派”，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这个阶段以前，美国大学按英国大学的模式复制，主要是人才培养加上知识传承，但“德归派”把德国大学的科学研究带到了美国，使得1880年到1920年成为美国大学的重要转型期。与洪堡科学研究基于科学体系本身的研究不同，由“德归派”进行的科学研究开始面向社会现实，在大企业、大农场中寻找研究的课题。也就是说，同样是科学研究，洪堡的科学研究是从科学的学科体系中找课题，比如化学、物理学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而美国的科学研究是从社会发展的问题中找课题，这就产生出科学研究的新方向，也产生出科学研究的社会服务功能。1920年到1940年，美国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得以极大发挥，例如，一些需要开发研究的大型辛迪加、托拉斯，开始从大学中寻找解决工业实践问题的方法，甚至有很多大型企业把研究所送给大学，以研究大型企业自身关心的课题。这一时期，大学功能不仅有科学研究，也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出社会服务。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大学功能已经由人才培养拓展到知识传承、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在这四个功能中，又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知识传承、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为人才培养提供支撑力，同时，这四者合一，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学功能的新起点。

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西方的一些大学，特别是美国的大学，出现了第五种功能。在第五种功能中，又包含了三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一是“智库”建设。上世纪60年代初，肯尼迪政府上台以后，十分重视美国大学的“智库”建设，即在美国的大学中建立研究所为政府的发展、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智库”建设的最直接动力是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的上天，美国由此看到自身科学研究与苏联的差距，因而以大学“智库”的建设来进行弥补和追赶，这种“智库”在社会上就起到引领作用。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美国大学建立研究机构，为政府的发展、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二是“旋转门”制度。所谓“旋转门”制度，指大学的教授不仅做研究工作，而且还出任政府方针、政策的代言人。“旋转门”的一边，是这些大学教授经常在公众中进行解说，根据国内形势分析国际形势，根据现状对未来作出预测，并对即将要出台的政策以“放气球”的方式进行谈论；“旋转门”的另一边，是大学教授到政府部门中就职，以政府官员的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