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记忆观 社会学与档案学的双向审视

摘要档案记忆观不仅是指从社会记忆、集体记忆视角对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工作者的系统认知，而且也是从档案学视域对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及其建构的独特认知。

其思想内涵主要包括：档案是建构社会记忆的不可替代要素；档案工作是建构社会记忆的受控选择机制；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记忆的能动主体；档案记忆促进身份认同。

关键词档案记忆观；档案；社会记忆；身份认同
社会记忆、集体记忆是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学等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

20世纪末以来，档案学界也进入社会记忆、集体记忆的研究领域；而且，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以及各国以档案机构为主体的各类记忆工程的实施，逐渐形成了“档案记忆观”。

2012年，冯惠玲将档案记忆观的基本观点初步归纳为：“档案是建构集体记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要素；档案工作者有责任通过自身的业务活动积极主动地参与集体记忆的建构、维护与传承；档案工作者的观念、工作原则与方法对于集体记忆的真实、完整与鲜活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
档案学者一般认为，档案记忆观是从社会记忆、集体记忆视角认识档案性质与价值，设计档案工作内容与机制，定位档案工作者功能与角色。

笔者认为，档案记忆观不仅是指从社会记忆、集体记忆视角对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工作者的系统认知，而且也是从档案学视域对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及其建构的独特认知。

档案是建构社会记忆的不可替代要素
1．档案是社会记忆的一种重要形态
社会记忆的载体形式和传承方式有很多种，但它主要通过各种社会文化实践（如节日、仪式、风俗、习惯等）和物质文化载体（如档案、图书、雕塑、建筑、艺术品等）在关系互动和时空要素中得以传承。

其中，物质文化载体是实现社会记忆跨时空和跨群体传播的重要依托。

“我们记忆什么与我们如何记忆是直接相关的，即记忆的内容和记忆的载体、媒介和技术方式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包括档案在内的文献记录是被普遍认可的一种记忆形式。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也说：“历史是上千年集体记忆的证明，这个记忆依赖于物质的文献以重新获得对自己过去事情的新鲜感。

”
档案是人类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副产品。

作为“物质的文献”和固化的信息，档案是一种承载社会记忆的工具与传递社会记忆的媒介，这一功能主要源自于它承载着一定的文字、图像等记录符号。

符号的意义代表了一定客体的信息内容，
档案作为一种有意义的指称而实现着客体信息与主体思想之间的相互转换，充当着主体观念地掌握客体的中介。

更确切地说，档案“能够以具有共同的、普遍意义的感性形式将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凝固起来、固定下来并得以延续和传播，成为不同地域不同时空的人类活动相互联结的纽带”。

如肯尼斯·福特（Kenneth Foote）所言：“不像那些短暂出现或刚出现马上就消失的口头或非口头行动，具有物理耐久性的实体、人工品和文献能够让他们跨越人、地点和时间的限制”，“档案可以被看作一种超越时空的人类交流方式”。

在某种意义上，所有档案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长时间地保存和传播信息，实现记忆的传承，这也构成了档案作为一项客观存在在社会记忆体系中的独特地位。

在档案学家看来，从社会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学者对社会记忆形态的划分中，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推导出，档案是社会记忆的一种重要形式，表1所示。

而且档案作为社会记忆的一种形态，具有本源性与回溯性的统一、多样态和多媒介的统一、连续性和累积性的统一、层级性和互构性的统一、静态性与动态性的统一、历史重构与历史定格的统一等五个特点。

2．档案对社会记忆的建构作用
档案不仅是社会记忆的一种重要形态，而且与社会记忆相互作用。

一方面档案对社会记忆具有建构作用。

这里所说的“建构”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通常所说的收集、保护、传承、展现、传播、控制、再现、强化等含义。

保罗·康纳顿认为，“记忆的恢复借助了外来原始资料”。

肯尼斯·富特更直接地指出，档案可以被视为一种延展人类交流时空范围的重要手段，与其他交流手段（如口头表达和传统仪式）一起，帮助信息传递，从而维持记忆的世代相传。

约翰·施瓦兹（Joan Schwartz）和特里·库克（Terry Cook）称，“记忆，和历史一样，根植于档案中。

没有档案，记忆将会摇摇欲坠，过去的知识也会消退，共同经验所带来的荣誉感也会消散。

”因此，档案能够帮助当下和未来的人认识、回忆、重构“过去”。

档案具有社会记忆建构功能，这个理念在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获得各国档案学者的共识——“档案在文化记忆、个人记忆和基因记忆的遗忘、构建、重构和恢复中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寻找遗忘记忆和发现过去记忆事实真相的重要载体，是知识的存储器，是知识咨询和转换的媒介，是保护过去、记录现在和联系未来的桥梁。

”相对于其他社会记忆的要素，档案凭借其本质属性——原始记录性，所建构或参与建构的社会记忆更为可靠、真实。

如冯惠玲所言：“在这个建构过程中，档案资源是一种经过沉淀的最基本、最稳定、最深层的要素，它给关注者提供事实、关联、依据和理性，通过这种方式浸入每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当中。

”事实上，档案在发现或者恢复面临遗忘威胁的记忆时，作用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主要是因为“档案作为历史记录能够影响社会记忆的形成并予以补正和校
验，这恰恰是其他事物和行为（如纪念仪式、口述历史以及文学作品、电影、图片、音乐等各种刻写的符号系统）所不能替代的优势”。

因此，档案是建构社会记忆的不可替代要素。

3．社会记忆对档案的反作用
另一方面，社会记忆对档案具有反作用。

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是因为传承社会记忆的需要，尤其是突破人脑记忆的不准确性、短暂性的限制，而制作了记录，形成了档案。

如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第三次浪潮》中指出的那样，“第二次浪潮文明冲破记忆的障碍。

它传播了群体文化，保存了系统的记录，建造了上千座图书馆和博物馆，发明了档案柜。

一句话，它把社会记忆扩展到人们大脑之外，找到了新的储存方法，这样就冲破了原来的局限。

”可以说，档案的起源即是人类记忆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丰富，面临以大脑为记忆载体的瓶颈时而寻求突破的必然性结果。

社会记忆还影响档案的内容，即影响哪些事物能够成为档案。

如巴斯蒂安（Jeannette A. Bastian）所指出的，“档案可以使集体记忆变成实在且能被感知，这是档案工作的价值体现，并且能有效提升档案的价值；集体记忆提供了一个通往过去的选择路径，这个路径可以帮助我们充实档案内容”。

而且，由于档案受权力影响，掌握国家统治权和社会话语权的阶层决定了哪些信息被记录、归档，哪些记忆能保存、利用。

所以档案内容不是客观的全面，而是难免主观的片面。

4．档案不等同于社会记忆
档案作为人类活动过程中生成的副产品，并不是为了后期被用作证据或是记忆而产生（虽然它在后期确实可以作为证据或记忆来使用，但这并不是其生成的直接原因）。

因此，虽然档案学界普遍承认档案具有记忆属性，但就像档案不等于证据本身而只能被用作证据一样，档案不等于记忆本身，档案通过社会的制度选择、思想认识和情感认同才成为社会记忆。

因为“历史档案是死的，是不可更改的认识的积累，社会记忆则是活生生的，它从情感的视角体验过去”。

社会记忆是一个经历信息接受、体验分析、储存、新信息输入、激活再现或遗忘、交融产生新意义等环节的循环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动态循环的主观建构过程，这种解释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特性决定了其不能等同于物质性的存在，即不能等同于档案和史实本身。

档案工作是建构社会记忆的受控选择机制
1．档案馆对社会记忆予以选择性保存
和传统档案观念下将档案馆仅仅视作“客观中立的保管人类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文件的场所”不一样，在档案记忆观下档案馆被视为记忆的存储库和唤醒人们回忆的场所。

所罗门群岛的居民曾以“属于记忆的房间”（House Belong Memory）来描述他们的民族档案馆。

特里·库克用“记忆宫殿”对档案馆进行描述，并称“全世界档案人员，仍然在建造记忆宫殿”。

日本国家档案馆副馆长大滨彻也认为，“档案馆的确是一个记忆的殿堂。

通过档案馆，国家的公民根据保存的记录回想国家的记忆，为了确认作为一名国家的公民，他们的身份。

”因此，国际档案界普遍认为，档案馆是保存社会记忆、个人记忆的最权威场所。

兰德尔·吉木森（Randall Jimerson）提出了四种不同的记忆类型，即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和档案记忆。

他强调，档案记忆不同于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它既是一种长时间保存个体或集体记忆的媒介，依赖于个体、集体对其进行解释然后形成对于历史的解释性记忆；同时，它也体现了档案馆作为一种社会记忆建构的社会选择机制。

这种社会选择机制的存在是因为档案馆需要通过对档案的鉴定与筛选，按照现实的需要，决定哪些历史需要保存下来，哪些历史不应该存留，哪些要广为传播，哪些要严密封锁，从而形成一定的馆藏结构，遗留后世，确立档案的历史话语霸权地位，这实际上就为社会选择和框定了记忆的基本内容。

而且，档案馆通过对馆藏档案的开放利用和传播，进一步发挥着对社会中的记忆过程进行搭桥、引导与控制的功能。

布莱恩·欧文斯（Brian Owens）称：“查阅档案文件可以厘清对过去的记忆，为我们提供把自己与前事相连的资料。

档案文件能够用先前的一个现象确定我们的身份，或者用相关的真相改变甚至粉碎我们的个人记忆。

保存在档案馆里的书面文字具有确定和改变我们信以为真的那些记忆的力量。

档案机构开放文件可触发社会记忆，无论是阅览这些文件还是传递开放这些文件的消息。

”
可见，某种意义上，作为保管档案的“记忆库”，档案馆的工具价值就体现在它是人类创建的社会记忆控制系统。

这里隐含着一种理念，即档案馆参与了到社会记忆的选择与控制之中，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2．档案馆对社会记忆的选择受权力控制
自古以来，档案都是国家权力的产物和象征。

档案学者一般认为，文字的发明和国家的产生是档案起源的两个基本条件，即随着阶级的出现和国家的形成，为了管理国家和大规模生产，进行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或战争，国家需要记录作为管理和交际的工具，因而发明了文字。

国家机关利用文字记载和传达各种事务，于是产生了文书，它们被保存起来便形成了档案。

可见，档案从一起开始就是国
家权力的产物。

在古代中国，档案被“登于天府”“置之宗庙”“藏于金匮”，赋予了神圣性和神秘性，打上了政治和权力的烙印。

在古代西方，档案被称之为“国家的胸甲和灵魂”“君主的心脏、安慰和珍宝”，体现了档案的统治武器、权力工具性质。

而且古代中西方，档案利用只是少数统治者所享受的特权。

直至今天，档案工作的国家、政治、权力属性仍被反复强调。

1955年国务院通过的《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即是冠之以“国家”名义。

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仍然强调“档案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工作”。

当代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档案学家充分论述了档案与权力的关系，指出档案被权力所影响和控制。

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说，自古以来，掌权者决定谁可以说话，谁必须保持沉默，即使在档案材料中也是如此。

历史从来就是统治阶级、胜利者、精英的历史，是官方文字的历史，记忆被权力所规训。

社会各群体对权力尤其是话语权的争夺，既延伸至也体现于社会记忆的选择性保存和限制性利用之中。

如雅克·高勒夫所言，“集体记忆成为了发达社会与发展中社会、主流阶层与非主流阶层为权力、生活、生存、发展而激烈争夺的一部分”。

因此，凡尔纳·哈里斯（Verne Harris）认为，档案远不是对现实的简单反映，而是构建个人和集体发展过程的动态窗口，更是现行权力关系更迭和调整的重要工具。

档案从其产生之日，就带有意识形态性质。

档案馆在统治阶级和权势阶层的控制下，有选择地保存社会记忆。

在我国，档案馆工作是档案事业的主体，而档案室工作是档案事业的基础。

在西方，档案工作也从档案馆阶段向前延伸至文件形成之初。

因此，不仅是档案馆在权力控制之下，选择性地建构社会记忆；而是整个档案工作是建构社会记忆的一种受控选择机制。

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记忆的能动主体
1．档案工作者参与“记忆”与“遗忘”
记忆总是伴随着遗忘而存在，对记忆的理解离不开对其对立面“遗忘”的理解。

每一个记忆的行为都涉及遗忘的要素，社会对于遗忘的需要并不亚于其对记忆的需要，不管是刻意的遗忘（可能源于遗忘某段充满痛苦的过去，也可能出于统治阶层强化统治的需要），还是无意的遗忘（可能源于对某类记忆的不重视，也可能来源于记忆载体的缺失）。

将档案视为一种“为保存而遗忘”的手段实际上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如果我们承认档案是作为记忆载体而存在，那么选择将文件保存在档案馆中本身就是一个对特定记忆进行选择和对另外一些记忆进行销毁的过程。

当然，档案在“社会遗忘”上的作用显然不仅仅体现为“为保存而遗忘”，在压制性遗忘或清除性遗忘时，也需要对既有的档案等记忆载体进行破坏或销毁。

换言之，体现主观性的保存记忆行为或是遗忘记忆行为，都无可避免地指向对档案的保存或销毁，这也使档案超越其体现在形成和管理上的客观性与中立性，而更加具有社会和文化上的主观性和情感性。

档案工作者作为“文件生成者和文件存储机构之间、档案和用户之间、过去概念和现存文献之间的中介者”，在选择和鉴定把哪些文件放入档案机构时，便已然参与到社会“记忆”或“遗忘”的建构中。

乔伊·帕尔（Joy Parr）说，历史诠释始于历史学家在档案馆阅览室打开档案盒那一刻。

从某个档案盒里历史学家只选择阅读某些案卷，只注意某些作者、群体或地区的文件，然后利用这些文件建立特定的叙述和诠释框架。

对此，特里·库克认为，现实情景远比乔伊·帕尔描述的更令人震惊——“主要的历史诠释行为并非发生在史学家打开档案盒之时，而是档案工作者装盒之际”。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档案工作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决定社会的哪些方面或哪些群体将会被未来所记忆，其思想观念、工作原则和技术方法对社会记忆的真实、完整与鲜活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当然，这些思想观念、工作原则和技术方法本身会受到各种要素的影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及其个人经验的积累等。

2．档案工作者应成为积极的社会记忆建构者
从社会记忆理论来看，档案工作者在决定社会是“记忆”还是“遗忘”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因而，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档案工作者实现由“被动的文件保管者”到“积极的记忆构建者”的角色转变。

特里·库克认为：每一份文件都是由其生成者形成的，然后由档案工作者呈现或是表达的；“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

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仅有义务保护或记录过去，还有责任把未来的需要和期望铭记于心，唯其如此，才更能反映社会的‘价值’而不只是某些重要用户或传统用户的价值。

因此，档案工作者要牢记自身的历史责任，增强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主体意识”。

上述这种角色转变实际上是对传统档案工作者作为“客观的”“中立的”“无偏见的”保管者角色提出了挑战。

早在1970年，霍华德·兹恩（HowardZinn）便首次对档案工作者的“中立性”进行了批判，称“所谓的中立，就是一个虚假概念，对档案事业固有政治本质的一种危险的消极回避。

因为档案的中立性允许档案工作者以一个低成本为代价的维持现状，来反映和加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差异，并且保持富有的、权势的、教育程度高的或是其他特权阶层的利益。

”他强
调档案工作者应该“承认和面对其对边缘阶层、穷人、无文化的人，甚至是普通人的社会偏见和忽略”，“应该建设体现普通群众的生活、希望和需求的记录体系”。

这个关于档案保存和历史选择的权利不对称关系的观点，打开了批判档案实践固有的政治本质的大门，在当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几十年之后，这一理念在21世纪重新被档案记忆观所激活和强化。

特别是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理念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那些弱势的或是边缘性的群体不会生成文件，即使生成了文件，也不会保存在档案馆中”，因为“权力群体在档案上享有特权，因为只有他们的声音更多地被记录下来，以此频繁地被历史所重申”。

在上述背景下，社会记忆理论将档案工作者从业务导向的、附着于权力群体的管理者角色中脱离出来，而放置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甚至是政治背景中进行阐释，有学者称这种关于档案和权力、记忆、认同等问题的讨论，在本质体现为对“档案公民权”（civil rights archives）的追寻。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呼吁档案工作者“不应该仅仅支持接收和保管只反映社会某一个层面的大量文件，他们应该以保护全面的社会记忆的角度来参与到文件的生成和塑造过程中”。

这其实是要求档案工作者应该以社会记忆的积极建构者为定位，将“保存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记忆”作为其历史使命与社会职责，而不是仅仅服从于社会和政治权力对于过去和未来记忆的塑造，支持那些权力群体对于话语权的控制，他们应该“仔细地考虑应该如何决定什么样的文件将成为档案，并尽可能地减少个人偏见来确保其保存的文献记录了社会的所有方面”。

更确切的说，档案工作者“应该树立一种社会化的职业意识，应该运用他们自己的权力——决定什么文件应该为后代保存下来，并且向研究者说明这些文献——来满足社会所有成员的利益”。

对此，特里·库克进一步强调，“档案工作者应该明白他们将哪些群体和哪些事情从档案记忆中排除，以及为什么要排除，然后，他们应该建立关于鉴定的策略、方法和标准来纠正这种情况。

……在鉴定文件时（包括保管期限和文件处置），档案工作者应该尽量避免文化偏见和预设，即鉴定应该像对待那些在官方机构文件中所体现的权力声音一样来照顾到那些边缘化的，甚至是那些‘沉默’的声音”。

特别是在后现代和后保管时代，一种以“文件社区”（community of records）为特征的社区档案运动在欧美、非洲等地蓬勃兴起。

这些文化社区既是一个文件生成的实体，也是这个社区生成文件的记忆框架，其兴起的根源在于“当边缘群体不能让其声音被主流档案馆所听到，他们有时候便会生成他们自己的保存机构”。

已出现和仍在不断出现的社区性档案实践表明，除了主流档案所保存的记忆之外，以社区为单位的边缘记忆也开始不断得到强调和重视。

而在这其中，以安德鲁·弗林（Andrew Flinn）为代表的一些档案学者开始呼吁档案工作者“积极参与到这种社区性档案资源建设中”，并将其作为一项核心职责。

尽管该观点
至今仍被较多人质疑，但是“多元化地保存档案，维护社会记忆的多样性”这一观点在推动档案工作者的职能转型上仍然具有重大参考意义。

2011年，特里·库克对档案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做了更为详细的阐述。

他把西方档案学的观念和战略变化归结为四个范式：证据、记忆、认同和社会/社区，其中第一次范式演进就是从“证据”到“记忆”，表现为档案工作者从被动地守护“自然”的档案遗存证据转向“积极的档案塑造者”，“有意识地构建公共记忆”。

这个转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一直贯穿于档案工作的发展之中。

第二个档案范式更关心历史学者型的档案工作者怎样主观地创建文化记忆资源（而不是他们如何守护继承下来的司法证据遗存），如何运用现代业务工具和方法有效地管理不断增长的馆藏。

因此，在过去的二十世纪，档案工作者已经从“詹金逊式”的形成者遗留残缺文献的被动保管者，转变成档案遗产的积极构建者。

档案工作者以及他们在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历史遗址等部门里的同行，是建构社会长久记忆的主建筑师。

若不承认档案工作者在以文献证据为基础的记忆建构中的中介和干预作用，对于公正的、客观的以及历史“真相”之镜的证据诉求，必定是，而且实际上就是一句空话。

档案记忆促进身份认同
在后现代社会，“人类陷入的关系网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复杂，更具流变性……个人身份不再视为一个事实，而是一项从未完成的任务”寻求身份认同成为当代人的重要心理需求。

1．集体记忆是身份认同的力量之源
身份认同和集体记忆天然相连。

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个体的存在和活动越来越紧密地镶嵌在集体存在与活动之中。

而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

这个过程往往是由群体成员共同经验的累积，里面包含着一种共同的情感和信仰，其结果就是最终形成一种固定且鲜明的文化标识以区别于其他群体，这个标识就是我们所说的“身份”，“身份”内化于群体中每一个体的内部，成为认同的基础性前提。

身份认同离不开集体记忆的支持，人们在对身份认同追寻过程中往往会从集体记忆中汲取养分，以期从中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当他们失去目标时，过去给予他们方向；当他们在外漂泊时，过去给予他们归属；当他们感到绝望时，过去给予他们力量”。

社会成员在长期的共同实践中，形成了一种以经验、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