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方志发展史的回顾与展望

方志理论的建立与发展
清代方志发展鼎盛，方志理论研究深入。清以前方志的理论研究
大都从志书的序、跋、凡例中反映出来。清代则开始出现专门的 方志理论论著。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城志》开创了综合研究和利 用地方志之道。《营平二州史事序》：“昔神庙之初，边陲无事， 大师（戚继光）得以治兵之暇，留意图籍，而福（福建）之士人 郭先卿在戚大将军之幕府，网罗天下书志略备；又自行历蓟北诸 边营垒；又遣卒至塞外，穷濡源，视旧大宁遗址不报，与书不合， 则再复按，必得实乃止，作《燕史》百三十卷，文虽晦涩，而一 方志故，颇称明悉”。这实际总结了得失，为编修地方志指明了 方向。 黄本诚认为顾氏序中指出的修志旨要，可概括为五点：一是修志 的人要有一定的常识；二是网罗天下书志以作参考；三是要深入 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反复勘对，必得其实而后止；四是要有充裕 的时间；五是文字要通俗易懂。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东汉班固的汉书， 为地理开创了完善的体例。这两本名著，为后来的地方志的出现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关于方志的起源和代表作，有起源于《周官》说，《禹贡》说，《山海 经》说等等。
我国传统的方志形式，是在兼收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地理书和地 图特点的基础上，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逐步完备起来的，起 源的多源性和源远性，是我国方志起源的两个显著特征。
方志的发展
地记阶段 1～6世纪，相当于东汉至南北朝，志书的主要形式是 “地记”或记，包括郡书、地理书、都邑簿和人物传等。东汉袁 康、吴平等编写的《越绝书》具地方志的雏型,被认为是中国最早 的志书。
图经阶段 6～12世纪，相当于隋、唐至北宋。志书的主要形式是 图经或图记。图经之名，始于东汉。 “图”指的是一个行政区的 疆域图。“经”是对图的说明文字，兼及境界、道里、户口、职 官等。图经在南北朝已大量出现。隋朝曾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 编修图经。这也是中国大规模官修志书的开始。唐朝，图经、图 志、图记、险要图、地记、州记、事迹记、郡图志、职官志、异 物志、记、土俗传、风俗等，遍及全国。现存最早的图经《沙州 图经》残本，文字简洁，叙事明快，对沙州的天象、 苦水、渠、 泽、堰、堤、驿、县学、社稷坛、杂神、寺庙、冢、古城、祥瑞、 歌谣、古迹等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 北宋，沿袭唐朝每三年一造 图经的制度。宋徽宗元年（1107）朝廷置九域图志局，开创了国 家设局修志的先例。
编纂派代表章学诚著有《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 和《修志十议》等独具精思的论著，形成一套完整的修志理论。 要点是：
章学诚的修志理论
(一)确立方志的性质。史和志两者名称虽有不同，但“史体纵看， 志体横看，其为综核一也”。 方志属历史学范畴，在史学上有它 的地位，他的作用当然无异于“国史”。方志具有经世的作用。 “朝廷修史，必将于方志取其裁”。方志能够起到“国史之羽 翼”、“朝史之要删”的重要作用。章氏从方志性质，引伸出整 套系统的方志理论。章氏还对戴震“志以考地理”的观点作了批 驳，指出“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
方志理论的萌芽（2）
元明时期，元代发端官修总志《大元大一统志》，许有任奉敕撰写的 《大一统志序》中述：是为了“垂之万世，知祖宗创业之艰难；播之臣 庶，知生长一统之世”，能“各尽其职”，“各尽其力”，达到“上下 相维，以持一统”的效益。元代志书较为重视效用。在方志理论探讨方 面，主要是在评论方志中，表露一些关于编纂方志的见解。许汝霖撰 《嵊志》，在自序中批评宋代高似孙《剡录》“择焉不精，语焉不详” 的缺点，具体指出“纪山川则附以幽怪之说，论人物则偏于清放之流。 版图所以观政理，而仅举其略；诗话所以资清谈，乃屡书不厌；他如草 木禽鱼之诂，道馆僧庐之疏，率皆附以浮词而过其实”。这实际是在阐 明选材须精，详略要当，反对虚妄怪诞，厉行朴实质直的修志主张。对 方志的名目和体例源流也各抒已见。如戴良认为“古者郡国有图，风土 有记，所以备一方记载。今之志书，即古之图记也”。杨升云认为： “为图于首，则职方氏之遗意也。列志于后，则班孟坚之家法也”。这 些反映了元代对方志理论探索的广度。 明代，方志多，佳志少，方志理 论研究之风不盛。提得较明确的要算嘉靖《曲沃县志》的主修者鲁生。 他指出：一部好志，应该“其载欲悉，其事欲核，其书欲直”。也就是 说记载要尽其所有，事实要仔细查对，要秉笔直书。还认为“必广询博 采，而后无遗迹；循名责实，而后无讹传；义正词确，而无赘语；类序 伦分，而后无乱章”。这些论述是有价值的。 以上各代方志理论为清代
我国方志发展史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2004硕 李安英
Hale Waihona Puke Baidu2005.04.18
主要内容
地方志的起源与发展 方志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方志发展史考察心得 方志编纂的趋势
地方志的起源
据《周礼·春官》记载，周代已有外史“掌四方之志”。《周礼·地官》记 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方志之名始于此。时“四方之 志”，是记载各诸侯国历史与现状的典籍。 春秋战国《周易·系辞》中 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地理一词出于此。时有《禹 贡 》，记述疆域、土壤、物产、赋税和风俗等；《山海经》，记述山川、 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师等。这些都是民间传说的地理知 识。
考察郡县建置和地理沿革”，是他独到的地理学见解。
钱大昕的修志论点：一是占有充足的资料；二是通晓前代的官制； 三是辨别古今地名异同；四是注意人物考订。主张人物依时代为 次，不必分类等。
孙星衍，修志不少，取材广泛，但重古代资料，轻视当代资料。 考据精释，但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却多遗漏疏缺。
考据学派实际上在学术上是“崇古薄今”思想和“铨释故训，究 索名物”的方法，在修志中的反映他们重视资料的来源和体例的 根据，认为资料搜集后，只要进行排比，注明出处，搞成资料汇 编就可以了。所以又称纂辑派。
方志的发展
方志阶段 12～20世纪，相当于南宋至今 我国志书经历地记、图经阶段1000多年，到宋代，它的体裁已由
史、书、志、记、录、传、图、经、表、乘、略等逐步综合演变 而充实，体例也日趋完备和定型。现存最早以“志”命名的志书， 是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中国方志已进入成熟时期。 元代所修的郡县志又多以图经形式出现。 明清两代，更重视修志，有不少著名文人参加修志。 清代各地成立修志局，由学正检查质量。志书内容较丰富，体例 较统一，名志多。进入了全盛时期。修志具如下特点：一是普修 省志；二是县志数量聚增。据统计，全国现存的8000多种志书中， 清代占5000多种；三是县志类目增多，有的设“人民志”，有的 记述矿藏，有的记述少数民族的风俗和反压迫斗争，有的记载沿 海人民抗倭和海上贸易等；四是增修边关志和卫、所志。
志书类型
按记载的地域范围不同，可分为：一统志（记述全国范围）、总志（二 省或二省以上）、省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镇志、边关志、 土司司所志、盐井志等。
按记载的内容范围不同，可分为：通志（一般的省、州、县志和全国性 的总志都属此种）、专志、杂志（记述一地的舆地、政治、经济、文化 等现象，没有通志那样完备、系统）。
雍正年间，方苞在《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中，阐明了许多修志 原则，指出：一是体例要统一，“体例不一，犹农之无畔也”。 志书出于众手，如“各执斧斤，任其目巧，而无规矩绳墨以一 之”，是不行的；二是要由博返约，提倡简明；三是强调方志资 料的可靠性，要求作艰苦细致的校勘工作。
乾隆、嘉庆年间，考据学派戴震 “以水系辨山脉，以山川形势
方志阶段（续）
民国时期的志书比清代又有所进步，主要表现：一是注意反映工、 农业生产；二是增加了图表；三是反映人民的疾苦；四是收存了 农民运动的资料；五是反映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人民的反抗。黄炎 培修的《川沙县志》，增设“概述”，开创了志书综合性篇目的 先例。
解放后，1958年，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 修志。1980年及后几年，全国组织10余万人，其中专职人员2万余 人，普修省、市、县三级志书，计划6000多种。总字数在50亿左 右。并大量编修各种专业志。这次修志规模之大，出版志书数量 之多，志书质量之好，远远超出历代。
方志理论的建立与发展
康熙年间，保和殿大学士曲沃人卫周祚在《长治县志》序中指出： 地方志为“天子明目达聪之助，以永扶大一统之治”的重要作用。 在《曲沃县志》序言中，又提出“三长”之论。他说“尝闻作史 有三长，曰：才、学、识。修志亦有三长，曰：正（刚正不阿， 不曲权贵），虚（修志者要虚已受人，广泛听取意见，不要主观 武断），公（主持公道，不为门户之见所左右）。有此三长，又 有史才、史学、史识以济之，编出来的方志，质量才有保证，也 能经得起考验。
从方志记事内容的时代看，可分为通纪（即贯通古今）和断代两种。 从方志的记事内容和篇目的广略看，可分繁体和简体两种。 从方志的撰写形式看，可分为著述体和编纂体（将资料分门别类编纂起
来，并大多注明出处）和编述结合三种。 从方志的编纂体例看，又可分为纪传体、门目体（平行门目，无所统
摄）、“三宝体”（一般只分土地、人民、政事三类，有的加文献。是 据《孟子》的“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之语而来）、编年体 （没有篇目组织，各种记事和资料都按年代顺序编入书中）、纪事本末 体（以每事为编，排比其次第，详叙其始终）和类书体（按编纂书的方 法，从许多采摭来的有关地区的资料，按类加以编排，并注明资料出处 或附引用书目）。
方志理论的萌芽（1）
《周礼·春官》已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体现周王朝意识到地方志的价值 和作用。《华阳国志·序志》：“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戒、通古 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这道出了封建时代方志传述忠孝节义，维护 纲常礼仪，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唐代李吉甫提及方志编纂方法时认为 “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就不能“佐明王 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从此看 出，他们重视修志，出发点是为政治服务。 宋代是地方志大体定型时期，对后来方志学的形成起到先驱作用。宋代在 研究方志作用和意义的同时，对编纂方面也进行了探索。周应合在撰就 《景定建康志》后，在《修志本末》中，强调做好四件事，即“定凡 例”、“分事任”、“广搜访”、“详参订”。还援引别人的话，指出： 志书应“削去怪妄，订正事实，崇厚风俗，表彰人才”。南宋《新安志》 撰著者罗愿反对把志书简单地凑成资料汇抄，主张经过编纂者的加工， 有取舍，有观点，所以编纂者应具备一定的学术水平。
3、要求修志克服“五难”、“八忌”、“四要”。即克服清晰世间万物难、 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议难，广征藏书难，预杜是非难等五难；忌条理混杂， 忌详略失体，忌偏尚文辞，忌装点名胜，忌推翻旧案，忌浮记功绩，忌泥固 不变，忌贪载传奇等八忌；达到要简、要严、要核、要雅四要。他还认为志 书所载，应兼通古今，详近略远，分成天象、地理、纪传、礼乐、典政、食 货、艺文等若干门类，具体叙述，使之成为一邑之通史；但所分的门类，不 可“繁碎”，失去“史法”，立论力求谨严，“据事直书，善否自见”， “不可专事浮文”、总之，修志时一定要注意“持论不可不恕，立例不可不 严，采访不可不慎，商碓不可不公”。
（二）方志的编纂。 1、要持“史家法度”。提出修志的人必须有“三长”：识足以
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是对刘知几《史通》提 出的“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进行改造，成为对修志 家的要求。还强调著书者讲究义理，必须有“史德”，不能违名 教。
2、确立“三书”、“四体”。志书要合“史家法度”，应当立“三书”、 “四体”，即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 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并认为“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 一，尤不可也”。又认为“三书”当中，志是主体，有经世作用，是有裨社 会风教的史著，按照它的内容，应当分列为“四体”：“皇恩庆典宜作纪， 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他认为这样仿效司 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分立外纪、年谱、考、传等门类，“变 异名色”，“既无僭史之嫌，纲举目张，又无遗漏之患”。这实际是按一邑 之史事的性质，给“志”规划了四个门类，使它既严谨，又合于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