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兴亡史》读书笔记

我讀《蘇聯興亡史》
青島新聞網 2003-01-22 10:40:26 青島日報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91年蘇聯解體的42年，中蘇關系經歷了一個由“蜜月”到降溫、破裂以至于對立的過程，恰像詩人艾青在《關于愛情》里所說的，“牢不可破的友誼∕變成勢不兩立的敵人”這究竟是怎么回事？而這一時期的蘇聯正處于輝煌的頂峰，成為和美國抗衡爭霸的兩個超級大國之一，為什么會不攻自破地突然崩解？所有這一切，在《蘇聯興亡史》里都可以找到答案，或者不如說思考題，因為蘇聯的消亡不僅是十多年來中國以及世界史學界的熱門話題，也是整個文化界的焦點之一，誰也不能說已經找到了“黑匣子”。

因此本書末尾一章是“蘇聯興亡的歷史思考”，而不是結論。

《蘇聯興亡史》修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作者周尚文、葉書德和王斯德三位教授都是出生于上世紀30年代、研究和講授蘇聯歷史的專家，目睹身經了中蘇關系的演變，深感過去人們據以了解蘇聯的由斯大林親自審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對史實的歪曲和立論的謬誤，給人們造成認識上的嚴重混亂，萌發了重新編寫一本蘇聯史的強烈意願。

”這是一部970多頁71萬多字的大書，不可能哪怕是極其粗略地介紹一下它的內容，因而我在這里只能談一點“讀后感”。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蘇聯的崩解是從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這兩個當政最久的領導人統治時期積累和掩蓋起來的多種內部矛盾的總爆發。

照嚴秀先生的說法，“政酷民貧”一直是蘇聯的痼疾。

蘇聯時期糧食產量和牲畜頭數始終沒有達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沙俄時代的水平，說起來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15個加盟共和國里的烏克蘭號稱蘇聯的糧倉，幅員僅次于俄羅斯的哈薩克一直是棉花供給地，但兩國的農民并未得到真正的溫飽。

二戰期間，斯大林怕歐俄的少數民族不可靠，把日爾曼、韃靼、卡爾梅克、車臣———印古什等自治共和國和卡拉恰耶夫自治州一概撤銷，把那里上百萬的居民全都流放到中亞、烏拉爾和西伯利亞，難怪時機一到，他們都要求重返家園。

烏克蘭、哈薩克二馬當先宣布獨立，甚至斯大林的故鄉格魯吉亞，獨立后也廢除了俄文字母代之以拉丁字母，至于在二戰初起時慘遭亡國之痛的波羅的海三國就更不必說了。

同一個祖宗的大家庭還會鬧分家，何況是這么一個“民族的牢獄”呢？
《蘇聯興亡史》也有不足之處。

例如斯大林之死有很多疑點，并非善終，本書也許是為了避免“存疑”，只簡單地說了句“1953年3月1日警衛人員發現斯大林因腦溢血躺倒在地上，經搶救無效，于3月5日逝世”。

又如斯大林逝世前后的“醫生間諜”案件，本書說是女醫生季馬舒克告發并獲獎，還挖苦地寫道：“給告密者發列寧勛章，這在蘇聯還是第一次”！斯大林逝世后一個月，此案得到平反，勛章被追回，本書又寫道：“追回列寧勛章，這在蘇聯還是第一次”。

其實，這件事藍英年先生已在2001年9月出版的《利季亞被開除作協》中《真假告密者》一文里作了辯正。

事實是，季馬舒克給蘇聯二號人物日丹諾夫作心電圖，說他是心肌梗塞，衛生局長和保健醫生卻診斷為高血壓和肝硬化，并按他們的方案治療，不久日丹諾夫就逝世了。

病理解剖證明季馬舒克的診斷是正確的。

有關的人為了怕她揭露，干脆嫁禍于她，誣陷她是“可疑人物”，后來又由于權力斗爭的“政治需要”，由馬林科夫親自召見，祝賀她榮獲勛章，她感到驚訝，說自己不過盡了醫生的責任。

獲得又交出勛章使她成了“里外不是人”的最大“告密者”。

蘇聯官僚機構的辦事效率和對人民疾苦
的漠不關心是盡人皆知的，因而季馬舒克只好在人們的蔑視中度過后半生，心情極為痛苦，直到1983年逝世前仍在為摘掉“告密者”的帽子而奔走。

藍英年先生在辨明真相時還提到嚴秀先生《關于斯大林二三事》一文中的敘述，并說“1999年中國學者仍把她視為告密者，這太冤枉季馬舒克了。

”《蘇聯興亡史》修訂版出版于2002年6月，竟然還以訛傳訛地冤枉一位正直的“假告密者”，這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

盡管如此，《蘇聯興亡史》總的來說不失為一部嚴謹和翔實的著作。

十多年來國內已有不少關于蘇聯解體的文章，但作為系統的蘇聯通史，這還是第一部。

全書寫得酣暢淋漓，不像一般歷史著作那樣枯燥乏味，因此雖然卷帙浩繁，我卻是一氣讀完的。

中蘇“蜜月”期間，我曾在中蘇友好協會工作過6年之久，中蘇友好的宣傳和俄文教學成了我的業務和生活，難免由此產生了一種“蘇聯情結”，我相信許多同一年齡段的老同志也是一樣，因此蘇聯解體時確實有不少人為之扼腕痛惜。

現在12年過去了，我讀《蘇聯興亡史》時仍然有王羲之《蘭亭集序》中那種“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的感情，同時不由得想起陸游《沈園》一詩中的“猶吊遺蹤一泫然”那句，可見要消除一種“情結”也不是像解開領帶那么容易的。

《苏联兴亡史》读后
花了62元买了一本国人的著作《苏联兴亡史》。

读了一个多月，终于读完了。

这是一本严肃的著作，叙述平实，议论得当，厌倦沉思，让不无感慨。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次空前的大实验，苏联的兴亡给了我们诸多启示。

这一次实验既然成为历史，就得说它是人类的命定——无所谓应不应该、对与错。

有人在苏东解体后说，十月革命是一个错误，如果当年不搞这个革命，历史会如何如何。

这是非常可笑的说法。

历史不能假定，存在过的，就一定是合理的。

这种合理性，是由历史的合力造成的，而并非由哪一个伟人或哪一派实力单独努力的结果。

其以后的发展，也并非沿着哪位思想家革命家的预言前进。

思想家革命家凭着自己的想象去行动，而结果肯定与他们元初的设想大相径庭。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思想家革命家最终都是一场悲剧。

列宁也好，斯大林也好，毛泽东也好，莫不如此。

然而这并不是说，历史是独一无二的，绝无规律可循的。

事实上，人们倾向于相信历史有规律，《资治通鉴》等等所有的历史著作都在寻找这些规律。

历史的教训不少被写在书上，企图引起人们的注意。

但是历史学家的作用是有限的。

别说历史书，就是刚刚发生在眼前的事情，人们都不会去借鉴。

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时间上早于中国，中国是把它当老大哥来学习的。

但是我
们从中学习了什么?
苏联在二、三十年代之交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沉重地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饿死了人。

我们就像没看见一样，照样实行集体化，照样减产，照样饿死人。

苏联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搞得民穷财尽，民怨沸腾，我们一样没躲过。

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大清洗，我们则有红太阳、文化大革命……
这就是规律，所有实行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规律。

这些规律反映了，一个统治集团在其统治的过程中，绝不是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处处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他们比之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高明之处，在于谎言撒到极致，控制达到极致。

但是他们的统治也证明了另一个规律：谎言终究是谎言，只能蒙骗于一时，不能蒙骗永远；只能蒙骗一部分人，不能蒙骗所有的人。

一个建立在暴力、谎言基础上的制度，不论初看有多么强大，其必然在一定时刻轰然倒塌。

因此，我由衷地赞赏我国的改革开放。

这是我国在社会实践中的惟一的一次吸取苏联教训的大胆举措，也是最后一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