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兵败的地方叫紫打地

石达开兵败的地方叫紫打地，清朝末年，这个地方被水淹没，当地在紫打地以西10里的地方重建了一个地方来代替它，这就是后来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安顺场，红军在安顺场抢渡大渡河成功之后，由于缺少船只，来不及全军都在安顺场过河，只好留下一部份部队在安顺场过河，其他部队北上到近200里之外的泸定过河，这才有了“飞夺泸定桥”，所以说，石达开兵败的紫打地，红军十八勇士过河的安顺场，和“飞夺泸定桥”的泸定桥，是三个不同的地方，紫打地和泸定桥之间的距离将近200里。

要解释石达开在紫打地兵败的原因，首先简单介绍一下石达开远征军在四川的作战形势。

太平军想在四川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就必须先占清廷在四川的政治、军事中心成都，但成都在长江北岸，而太平军在长江南岸，因而抢渡长江就成了太平军所必须克服的难题。

清军水师游弋江上，不仅可将一切江中船只拉往对岸，更可以联合守军水陆夹击，而太平军没有水师，正面抢渡几乎不可能，只能出奇制胜，设法绕到敌人的前面，在没有重兵防守的情况下渡江。

然而，清军以水师运兵，速度远超过陆路行军，即使从湖北调兵入川，也只需数日可达，而且士兵乘船行进，以逸待劳，对太平军言，显然是十分不利的。

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石达开于1862年9月底在四川綦江县属的东溪镇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一个绕道进军奇袭成都的长期作战计划，史称“东溪决策”，其基本内容是：分兵三路，由大将赖裕新率领中旗队伍为先锋，李福猷率领后队，石达开自领中军，三路部队分头行动以迷惑清军，创造渡江机会。

1863年初，由于赖裕新和李福猷部较好地完成了牵制、迷惑敌军的任务，石达开部主力兵不血刃地渡过金沙江，成功突破了清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直插大渡河。

当他们到达大渡河南岸时，对岸还没有清军，直到三天以后清军才赶到对岸布防，而且大股部队迟迟不能赶到。

石达开当即下令，全军砍伐树木，准备船阀，第二天大举渡河。

可惜的是，当夜发生了降雨，河水暴涨，而大渡河在涨水期间是不可能渡河，三天之后，清军唐友耕部赶到大渡河对岸布防，使太平军失去了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轻松渡河的好机会。

此后，太平军发动了正面的强渡作战，但在战役进行到一半时，大渡河又再次突然涨水，破坏了太平军的行动，此后，大渡河进入涨水期，水位持续不退，终于使太平军陷入绝境。

在这里要澄清几个误会，一是有人认为太平军在这个季节走大渡河是不了解天时，误入绝地，这是不对的，清廷四川总督骆秉章在向清廷报捷的奏折中承认，据当地人说，大渡河水从来不曾在这个季节如此盛涨，据水汶统计资料，大渡河的涨水期本来应该在半个月之后，石达开遇上的是极其罕见的提前涨水，事实上，后来的红军到大渡河的时间比石达开还晚数日，也没有遇上涨水，可见，在这个季节遇上涨水是不可预知的偶然因素，否则，红军走大
渡河这条路冒的风险比石达开更大。

另一个误会是认为石达开因为王妃诞子，下令休兵三天，延误的渡河，这种说法出自野史小说，不足取信，参与大渡河战役谋划和对石达开及太平军将领的审问的清军将领唐炯在他的自撰年谱里记载“石大开至大渡河，游骑数百人已济，招还，下令多备船筏，明日齐渡。

是夜水陡涨数丈，连日不退，而振武军前队始驰至对岸”，可见庆祝诞子之说纯属小说家的虚构。

还有人一种说法认为石达开进入清营并没有能挽救他的部下，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骆秉章自己在奏折中坦承，太平军残部已遣散4000人，被杀死的是没有遣散的2000人，从大渡河畔逃生的太平军很多都留有后代可查。

最后一个问题是，既然紫打地不能渡河，为什么石达开不像后来的红军那样，北上泸定，寻找渡河机会呢？这是因为，在紫打地西侧，有一条松林河，要从紫打地去泸定，必须先渡过松林河，在石达开的时代，松林河是宽阔湍急的大河，对岸有被清廷收买的奴隶主土司镇守，大渡河涨水时，它的支流松林河也在涨水，渡河的难度不小于大渡河，而在红军的时代，松林河已经改道，改道之后的松林河变成了一条小溪，徒步可过，由于地理条件的变化，石达开面前的松林河曾经是天堑，红军面前的松林河却是通途，太平军无法渡过涨水中的松林河，也就被堵死了北上泸定的道路。

飞夺泸定桥的故事在让我们由衷敬佩红军战士的英勇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个疑问：国民党军为何不炸掉大桥？
当时防守泸定桥的并不是国民党蒋介石的中央军，而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第四旅。

当时刘文辉最担心的是蒋介石借“剿共”之名侵占他的地盘，对防守红军并不卖力，蒋介石曾通电话让刘文辉将铁索桥砍断，但刘文辉回应说那是康熙大帝御批修建的，趁蒋介石思考的间隙，刘文辉表示：没关系，我把铁索桥上的木板拆了就行了。

守桥的川军拆桥板的速度极其缓慢。

他们只拆除了一部分桥板，红军就赶到了。

川军马上用煤油烧桥，但也被红军扑灭了。

而刘文辉之所以没有炸桥是出于几种考虑：一是从军事上说，他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那就是万一挡不住红军，自己撤退时需要；二是因为泸定桥是连接川藏的唯一通道，是当地汉藏民族交流的唯一桥梁纽带。

而他毕竟是当时四川的“省主席”，如果把桥炸了会激起民愤；三是如果炸了桥，过后还是要花钱重修的，这样代价太大了。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小看了红军的能力，根本没有想到红军能过来。

刘文辉违抗命令致红军渡河后，蒋介石气得捶胸顿足，把刘文辉好一顿臭骂，并给他记了一个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