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思想对汉初政文浸润论文

谈黄老思想对汉初政论文的浸润

摘要汉初，统治者以黄老思想作为治国指导方针，采取与民休息、清净无为的政策，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由此也给文学的发展以积极的影响。政论文也不例外，黄老思想对汉初政论文《新语》、《新书》、《韩诗外传》的浸润尤为明显。

关键词：黄老思想政论文影响《新语》《新书》《韩诗外传》

中图分类号：b234 文献标识码：a

黄老道家形成于战国末期的秦汉之际，假托、推崇黄帝，以老子之学为核心思想，兼采杂糅阴阳、儒、墨、名、法诸家学说要旨，对早期道家消极“无为”主义进行改造和扬弃，强调“无为而无不为”，既尊重自然规律、反对盲目行动，又提倡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主张“待时而动”、“因循为用”，是一种积极的“无为”主义。当刘邦建立起西汉王朝时，整个社会面临着严重困难，经济凋敝，人民生活极端穷困，统治者采用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治国，欲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以期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目的。在大动荡和大混乱之后，社会经济得以充分地自我调整，因此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文学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门艺术，它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而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任何时代的文学，都必然要打上时代和阶级的印记。汉初统治者以黄老思想治理国家，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同时由此而带来“思想上较为自由的空气，也给汉初文学

思想的建设与文学创作的发展以一定积极影响”。汉初政论文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了黄老思想的浸润。“汉初”，是指从西汉建立到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在位）即位之前六十余年的历史空间。这段历史时期产生的散文主要是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韩婴的《韩诗外传》、贾山的《至言》以及晁错的三十一篇散文。其中，黄老思想对《新语》、《新书》、《韩诗外传》的影响尤为明显。

一黄老思想对《新语》的影响

“秦王朝虽然在文学上没有取得大的成就，政治上的失败却给西汉初年的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课题，也使那些才华横溢的汉初文人有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据《汉书·陆贾传》记载，“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有惭色。谓贾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贾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称其书曰《新语》。”由此可见，陆贾把秦汉得失天下和古代帝王兴亡的道理写成《新语》，受到了开国皇帝刘邦的激赏和采纳。

刘松来先生认为，陆贾的《新语》之所以受到汉初统治者的重视，一方面是由于“紧紧扣住了统治者所关心的长治久安这一时代课题

做文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新语》所宣扬的并非纯粹的儒家学说，而是吸纳了不少符合汉代社会实际需要的黄老之学”。王利器先生在《新语校注》前沿中，考证陆贾之学出于荀子，兼受黄老影响，并说：“陆贾者，盖兼儒道二家，而为汉代学术思想导乎先路者也。”明人钱福在评价《新语》的思想和历史作用时也说，“多崇俭尚静等语，似亦有启文、景、萧、曹之治者。”（《新刊新语序》）《新语》的思想基础是儒家思想，但其中受黄老思想的影响并不鲜见。陆贾言“道”，则持“君子握道而治，依德而行；虚无寂寞，通动无量”（《道基》），他还认为，“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敬谨”（《无为》）。陆贾把“道”的特点看成是“虚无寂寞”和“无为”，很明显属于黄老思想的范畴。陆贾论事，讲求明白畅达，言简意赅，其论“仁义”，“阳气以仁生，阴节以义降，鹿鸣以仁求其解，关雎以义鸣其雄。《春秋》以仁义贬绝，《诗》以仁义存亡”（《道基》）；论“道与诗”，“故隐之则为道，布之则为文，诗在心为志，出口为辞”（《慎微》）。这种“‘绝恬美之味，疏嗌呕之情’、‘美言似信，听之者惑’的扬弃虚繁美、标举真简美的文学观”是与汉初无为政治节奏合拍的。

《新语》还提出了符合汉初社会现实的“无为”政治主张：“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

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至德》）从陆贾构思的这幅政治蓝图里，我们不难看出，他把儒家“仁义”主张与道家黄老“无为”之术进行了有机结合，老百姓安居乐业，乐于耕种，社会安定清静，其乐融融。

二黄老思想对《新书》的影响

继陆贾之后，贾谊把汉初政论文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指陈汉初社会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主要矛盾，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其成果集中收录在有五十八篇政论文的《新书》里面。黄老思想对《新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道德说》、《道术》、《六术》之中。

关于宇宙起源的问题，贾谊认为：“物所道始谓之道”、“诸生者，皆生于德之所生”（《新书·道德说》）。“德之所生”为了什么呢？“德之有也，以道为本”（《道德说》），这个道理非常清楚，说明“诸生”的创造者还是“道”。贾谊对宇宙起源问题的阐释明显具有道家特色。

《新书》思想呈现出儒、道融合倾向，但对天道、人道的理解，却明显偏重于黄老之学。贾谊把“道”视为无形的本体，天地万物都是由这种神秘的“道”派生的。他在《新书·道德说》中说：“道”的特点是“无形，平和而神”。“道”是一个超验的存在，难以感知和了解，“无形”，是一种虚无的状态；“德”的特点是“离无而之有，故润则然浊而始形矣”。“道”通过“德”获得了物质性的外在表现形式。“德”是可感知、可认识的对象。“道”这一概念本身是“无形”、“平和而神”，所以由此产生“德”之“六理”、“六

美”。“德有六理。何谓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德有六美。何谓六美？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认识“道”，一定要通过某种物质性的实体，这充分体现贾谊在道论上所遵循的是黄老道家的路径。贾谊又说：“道者，所以接物也。其本者谓之虚，其末者谓之术。虚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无设储也。术也者，所以制物也，动静之数也。凡此皆道也。”（《道术》）而《老子》对道的解释，“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由此可以看出，贾谊认为的道之本为虚，其精微且平素而无设施的观点和老子之道有不少的相通之处。

《新书·道术》中阐发的尊法度、重形名的思想，与黄老帛书一脉相承。贾谊认为，作为君主，为了应对复杂的外部环境，首先要保持“清虚而静”的心态，要节制自己的私欲，要冷静客观地对待事物，最终达到“令名自命，令物自定”的效果。作为统治者，也应该像一面明亮的镜子，让事物无所遁形，所谓“镜义而居，无执不臧，美恶毕至，各得其当”，也应该“衡虚无私，平静而处，轻重毕悬，各得其所”，像一把精度非常高的秤杆，能够准确地衡量事物的轻重。

在《新语》的《属远》、《忧民》篇中，还闪现着贾谊无为而治的思想，在《益壤》、《制不定》、《审微》、《退让》篇中，黄老思想也零星散布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