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思想对汉初政文浸润论文

谈黄老思想对汉初政论文的浸润
摘要汉初，统治者以黄老思想作为治国指导方针，采取与民休息、清净无为的政策，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由此也给文学的发展以积极的影响。

政论文也不例外，黄老思想对汉初政论文《新语》、《新书》、《韩诗外传》的浸润尤为明显。

关键词：黄老思想政论文影响《新语》《新书》《韩诗外传》
中图分类号：b234 文献标识码：a
黄老道家形成于战国末期的秦汉之际，假托、推崇黄帝，以老子之学为核心思想，兼采杂糅阴阳、儒、墨、名、法诸家学说要旨，对早期道家消极“无为”主义进行改造和扬弃，强调“无为而无不为”，既尊重自然规律、反对盲目行动，又提倡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主张“待时而动”、“因循为用”，是一种积极的“无为”主义。

当刘邦建立起西汉王朝时，整个社会面临着严重困难，经济凋敝，人民生活极端穷困，统治者采用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治国，欲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以期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目的。

在大动荡和大混乱之后，社会经济得以充分地自我调整，因此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文学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门艺术，它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而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

任何时代的文学，都必然要打上时代和阶级的印记。

汉初统治者以黄老思想治理国家，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同时由此而带来“思想上较为自由的空气，也给汉初文学
思想的建设与文学创作的发展以一定积极影响”。

汉初政论文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了黄老思想的浸润。

“汉初”，是指从西汉建立到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在位）即位之前六十余年的历史空间。

这段历史时期产生的散文主要是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韩婴的《韩诗外传》、贾山的《至言》以及晁错的三十一篇散文。

其中，黄老思想对《新语》、《新书》、《韩诗外传》的影响尤为明显。

一黄老思想对《新语》的影响
“秦王朝虽然在文学上没有取得大的成就，政治上的失败却给西汉初年的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课题，也使那些才华横溢的汉初文人有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

”据《汉书·陆贾传》记载，“贾时时前说称《诗》、《书》。

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

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有惭色。

谓贾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

’贾凡著十二篇。

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称其书曰《新语》。

”由此可见，陆贾把秦汉得失天下和古代帝王兴亡的道理写成《新语》，受到了开国皇帝刘邦的激赏和采纳。

刘松来先生认为，陆贾的《新语》之所以受到汉初统治者的重视，一方面是由于“紧紧扣住了统治者所关心的长治久安这一时代课题
做文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新语》所宣扬的并非纯粹的儒家学说，而是吸纳了不少符合汉代社会实际需要的黄老之学”。

王利器先生在《新语校注》前沿中，考证陆贾之学出于荀子，兼受黄老影响，并说：“陆贾者，盖兼儒道二家，而为汉代学术思想导乎先路者也。

”明人钱福在评价《新语》的思想和历史作用时也说，“多崇俭尚静等语，似亦有启文、景、萧、曹之治者。

”（《新刊新语序》）《新语》的思想基础是儒家思想，但其中受黄老思想的影响并不鲜见。

陆贾言“道”，则持“君子握道而治，依德而行；虚无寂寞，通动无量”（《道基》），他还认为，“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敬谨”（《无为》）。

陆贾把“道”的特点看成是“虚无寂寞”和“无为”，很明显属于黄老思想的范畴。

陆贾论事，讲求明白畅达，言简意赅，其论“仁义”，“阳气以仁生，阴节以义降，鹿鸣以仁求其解，关雎以义鸣其雄。

《春秋》以仁义贬绝，《诗》以仁义存亡”（《道基》）；论“道与诗”，“故隐之则为道，布之则为文，诗在心为志，出口为辞”（《慎微》）。

这种“‘绝恬美之味，疏嗌呕之情’、‘美言似信，听之者惑’的扬弃虚繁美、标举真简美的文学观”是与汉初无为政治节奏合拍的。

《新语》还提出了符合汉初社会现实的“无为”政治主张：“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

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
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

”（《至德》）从陆贾构思的这幅政治蓝图里，我们不难看出，他把儒家“仁义”主张与道家黄老“无为”之术进行了有机结合，老百姓安居乐业，乐于耕种，社会安定清静，其乐融融。

二黄老思想对《新书》的影响
继陆贾之后，贾谊把汉初政论文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他指陈汉初社会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主要矛盾，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其成果集中收录在有五十八篇政论文的《新书》里面。

黄老思想对《新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道德说》、《道术》、《六术》之中。

关于宇宙起源的问题，贾谊认为：“物所道始谓之道”、“诸生者，皆生于德之所生”（《新书·道德说》）。

“德之所生”为了什么呢？“德之有也，以道为本”（《道德说》），这个道理非常清楚，说明“诸生”的创造者还是“道”。

贾谊对宇宙起源问题的阐释明显具有道家特色。

《新书》思想呈现出儒、道融合倾向，但对天道、人道的理解，却明显偏重于黄老之学。

贾谊把“道”视为无形的本体，天地万物都是由这种神秘的“道”派生的。

他在《新书·道德说》中说：“道”的特点是“无形，平和而神”。

“道”是一个超验的存在，难以感知和了解，“无形”，是一种虚无的状态；“德”的特点是“离无而之有，故润则然浊而始形矣”。

“道”通过“德”获得了物质性的外在表现形式。

“德”是可感知、可认识的对象。

“道”这一概念本身是“无形”、“平和而神”，所以由此产生“德”之“六理”、“六
美”。

“德有六理。

何谓六理？道、德、性、神、明、命。

此六者，德之理也”；“德有六美。

何谓六美？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

此六者，德之美也”。

认识“道”，一定要通过某种物质性的实体，这充分体现贾谊在道论上所遵循的是黄老道家的路径。

贾谊又说：“道者，所以接物也。

其本者谓之虚，其末者谓之术。

虚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无设储也。

术也者，所以制物也，动静之数也。

凡此皆道也。

”（《道术》）而《老子》对道的解释，“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老子》）由此可以看出，贾谊认为的道之本为虚，其精微且平素而无设施的观点和老子之道有不少的相通之处。

《新书·道术》中阐发的尊法度、重形名的思想，与黄老帛书一脉相承。

贾谊认为，作为君主，为了应对复杂的外部环境，首先要保持“清虚而静”的心态，要节制自己的私欲，要冷静客观地对待事物，最终达到“令名自命，令物自定”的效果。

作为统治者，也应该像一面明亮的镜子，让事物无所遁形，所谓“镜义而居，无执不臧，美恶毕至，各得其当”，也应该“衡虚无私，平静而处，轻重毕悬，各得其所”，像一把精度非常高的秤杆，能够准确地衡量事物的轻重。

在《新语》的《属远》、《忧民》篇中，还闪现着贾谊无为而治的思想，在《益壤》、《制不定》、《审微》、《退让》篇中，黄老思想也零星散布其中。

三黄老思想对《韩诗外传》的影响
《韩诗外传》的作者韩婴，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儒学大师，文帝时为博士官，景帝时做常山太保。

武帝时，“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汉书·儒林传》）。

《韩诗外传》这部书按《汉书·儒林传》的说法，是韩婴“推诗人之意”而作数万言，它应该是一部阐述经义的书。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它的体例是先讲一个故事，然后引诗以证。

《四库提要》云：“王世贞称《外传》引《诗》以证事，非引事以明《诗》，其说甚确。

”所以四库馆臣把《韩诗外传》附在经部《诗经》类的最后，认为它已无关于《诗》义。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曾指责《韩诗外传》“采杂说，咸非其本义”，这里的“杂说”指的就是黄老思想。

因而，刘咸忻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又时有黄老言，且或显述老经，岂本兼学老与？”
对“道”、“德”等哲学概念的阐释，《韩诗外传》融合了黄老思想。

如释“德”，“德也者，包天地之大，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时之周，临乎阴阳之交。

寒暑不能动也，四时不能化也。

敛乎太阴而不湿，散乎太阳而不枯。

鲜洁清明而备，严威毅疾而神，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间者，德也。

”（《韩诗外传》卷五第二十九章）
《韩诗外传》在政治主张中儒道并存倾向昭然若揭。

《传》曰：“昔者舜甑盆无膻，而下不以余获罪；饭乎土簋，啜乎土型，而农不以力获罪；衣而领，而女不以巧获罪；法下易由，事寡易为，而民不以政获罪。

故大道多容，大德多下，圣人寡为，故用物常壮
也。

《传》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韩诗外传》卷三第一章）这段文字以舜作为“无为”的代表，而舜是儒家最崇拜的人物，又以《易传》作为理论依据，极力宣扬的却是简朴无奢、清静无为的政治主张，这与当时盛行的黄老思想同出一辙。

《韩诗外传》的养生观中也融合黄老思想。

“圣人养一性而御六气，持一命而节滋味。

奄治天下，不遗其小。

存其精神，以补其中，谓之志。

”（《韩诗外传》卷五第三十二章）养性也即养生。

圣人养性持命，在御气节味，尤重“存其精神”。

“精神”即黄老著述中所讲的“神”，《韩诗外传》称之为“志”。

《韩诗外传》把治国、养生结合起来论述，认为自养是根本，是养民、制天下的根基，而自养一定要审其所以养，做到不靡其财、不害其生、不求非其有、“执一道而轻万物”，这些都是黄老的养生观念。

韩婴同时又用“仁”、“义”、“廉”、“勇”这些属于儒家范畴的观念来说明，从而“将儒家的道德规范与黄老养生、治国思想合二为一”。

马克思说过，“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这些原理观念和范畴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都是不断变动的”。

黄老之学，在天下大争中走向全国统一的战国末期产生，又在社会急需安定、人民迫切需要休养生息的两汉初期得到发展和兴盛。

但是，“黄老之学作为一种松散的思想体系，它虽然有利于历经战乱后的黎民百姓休养生息和
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但却不利于社会的控制，特别是思想意识的控制。

因此，从本质上说，黄老之学不可能久居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因此到了汉武帝刘彻即位的年代，他任用“好儒术”的窦婴、田分掌军政大权，擢拔治《春秋》的公孙弘做丞相，治《尚书》的倪宽做御史大夫，开创了汉儒位至三公的先例。

汉武帝还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实行高度的思想专制。

自此，大汉的思想文化一改汉初以来黄老为主的格局，开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新时期，文学也从此开始为儒学服务，沦为经学的附庸。

参考文献：
[1] 赵明：《道家思想与两汉文学》，《老庄论集》，齐鲁书社，1987年版。

[2]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3] 刘松来：《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4] 王利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

[5] 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6] 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巴蜀书社，1996年版。

[7] 李知恕：《论〈韩诗外传〉的黄老思想》，《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2期。

作者简介：王洪泉，男，1968—，四川营山人，硕士，副教授，研
究方向：古代文学、应用文写作，工作单位：重庆科技学院人文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