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对中国小说现代意识的构建
论鲁迅对中国小说现代意识的构建
鲁迅之所以被文学史家誉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不但在于中国现代小说兴起于他的笔下，又在他的手中成熟，而且他的创作实践打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固化模式，构建了具有真正现代意识的中国小说。他的《呐喊》和《彷徨》两部小说集形成了现代小说的典范，汇聚成一种潮流，在实践中将小说这种文体从文艺的边缘拉到了文艺的中心位置，彻底重塑了小说对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在思想上、在艺术上，他的小说都不是古典的，不是传统的，而是真正具备了现代品质的现代意义上的小说。
一、鲁迅确立了白话小说的主体地位
1、鲁迅主动改变小说边缘化的地位，将它置于文艺的中心
小说作为叙事文学，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文学史中，被视为“小道”而不被重视，中国文坛始终被诗歌和散文占据着主导地位。小说这种虚构性文体和小说家历来被传统所轻视，正如鲁迅所说“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绝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汉书艺文志》中则这样评价小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小说家的地位勉强排列在儒家、道家、阴阳家、等九家之后，文学史对小说的评价是“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反观西方文学史，小说历来得到社会的认同与重视，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就诞生了薄伽丘的《十日谈》、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拉伯雷的《巨人传》这些伟大的作品，小说成为与诗歌散文并驾齐驱的文艺形式，甚而成为欧美文学的主流。
小说的价值被重新认识，自梁启超始，梁启超曾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这样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
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启超从理论上强调了小说的功能和价值，但是现代小说的创作实绩最终是鲁迅取得的。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痛感国民的愚弱麻木，遂放弃学医，主张“首推文艺”以唤醒民众，虽然这是实用主义的文学观，但是自他步入文坛开始，就选择了小说这种文体，文体的选择是适应了当时时代需要的，于是才有了《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
2、自觉实践白话小说创作
虽然自宋代至清代，白话小说已经在实际意义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鲁迅所处的时代，仍然存在着言与文的严重分歧与矛盾，僵化保守的文言文已经严重束缚了文学的发展，主张语言与文学合一的呼声日渐高涨。文艺界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1898年《苏报》发表裘廷梁的文章《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认为“愚天下之具，莫如文言，智天下之具，莫如白话”。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鲁迅自觉的融入俗语文学的潮流中，1918年创作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自此之后陆续推出一系列白话小说，实践了白话文学创作，而且引领了时代的潮流，结集成的两部小说集《呐喊》与《彷徨》随即成为当时代的白话小说范本。
二、鲁迅构建了中国小说的现代思想内核
鲁迅所处的是一个新旧交替，正发生着质变的时代，洞开的国门迫使民族精英们冲破保守的藩篱，逐步以世界眼光来审视世界。“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迅猛发展成为鲁迅创作的一个时代契机。1917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阐明了文学革命的主旨，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这是符合当时文学的现代性构建的。鲁迅是秉承着“文艺为人生”这样的目的进行创作的，他的小说以现实主义为色调，揭开了中国社会的悲剧人生，试图以批判性的姿态唤醒国人将劣质的“国民性”进行彻底的改变，以实现“立人”的现代使命。
1、浓烈的平民意识
“国民文学”的建立是必须革故鼎新的，中国古代小说洋溢的“贵族文学”氛围是阻挠文学现代化的最大绊脚石。古典文学是以贵族的意识形态塑造的贵族的生活，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作为文学的主角长期占据着文学的舞台，而平民的生活则长期被边缘化配角化。鲁迅笔下没有贵族，只有平民，浓浓的平民意识充斥在字里行间。从《阿Q正传》中的贫雇农阿Q到《故乡》中的农村小伙伴闰土，从《祝福》中的寡妇祥林嫂到《离婚》中的爱姑，从《孔乙己》中的落魄文人孔乙己到《孤独者》中觉醒后无路可走的魏连殳，鲁迅用他现实而悲悯的笔调细腻的描摹出那个时代底层民众的众生相，关心他们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境况，他的笔触无疑是最接近底层民众的。而且，知识分子题材和女性题材这两大现代题材也是鲁迅笔下首次开启的。平民意识既是鲁迅终结“贵族文学”的思想源泉，也是小说现代意识形成过程中的里程碑。
2、堅持现实主义精神与悲剧意识创作
鲁迅在《我为什么做起小说来》中鲜明的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现实主义作为鲁迅的思想内核指引着他的创作。现实是什么呢？不是粉饰太平，不是歌功颂德，也不是隔鞋搔痒，而是“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总结出悲剧与喜剧的概念，“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悲剧是平民生存的最大可能，这是现实主义无法回避的命题。
鲁迅小说完全抛弃了中国古典小说大团圆的皆大欢喜式结局，以现实主义的勇气剖开了悲剧的真实，正如他在女师大做过的一次演讲《娜娜走后怎样》里所说的，“娜娜还是要回来的”。孔乙己的命运是
“大约”、“的确”死了，阿Q也只得面对“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现实，而《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的明天又在哪里呢？悲剧成为一种常态出现在鲁迅的小说中，粉饰之辞在这里显得那么苍白而毫无生命力，只有夏瑜坟头的那圈百花或许寄托着一点点渺茫的希望。
3、勇敢的国民性批判
写悲剧，不是为了有更多的悲剧，而是为了破旧立新，正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呐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心声。鲁迅以破的方式，否定了封建专制两千年来形成的思想体系，否定了这种思想体系下形成的病弱而愚昧的国民的病态现状，这与他的初衷唤醒民众是一脉相承的。
专制体系下形成的民众精神必然是奴性的愚昧的，鲁迅在杂文《灯下漫笔》中说中国人始终处于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是鲁迅小说中国民的真实生存状态。于是鲁迅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表达着对国民奴性与愚昧的批判。祥林嫂纠结于下地狱被切割成两半的痛苦，孔乙己挣扎在“窃书不是偷书”自我辩驳中，闰土展示着他那麻木而干枯的眼神。国民身上的痼疾是一个时代的写照，在现代意识尚未普照中国大地的现实中，鲁迅的小说如一声绝响试图唤醒沉睡的时代，华夏两家人试图寻找的药方也正是鲁迅用文艺开给时代的方子。
三、小说技法的吸收应用与现代化
在小说技法上，鲁迅既要跳出古典章回体小说和短篇随笔的窠臼，又要兼收并蓄西方现代小说的创作方法，正如他在《拿来主义》中所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在创作新小说的过程中，既坚持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同时又主张开放的姿态，兼收并蓄，弃糟粕而留精华，这是一种最具有现代精神的取舍态度。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1、小说研究与中国古典小说技法的吸收
鲁迅具备良好的国学根基，从他所做的文言诗歌可以看出来，但
是鲁迅偏好小说这种文艺方式，在钩沉古代小说的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自1920～1930年间，历经十载先后完成了《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三部基础性著作，最后汇聚成中国第一部小说史《中国小说史略》，著述严谨，开创了小说史的先河。鲁迅曾经说过：“倘若先前并无可以师法的东西，就只好自己来开创。”（《<奔流> 编校后记》）
古典小说的技法很好的被鲁迅运用于他的创作中，尤其是“白描”和“画眼睛”的人物描写方法，他的白描是“点睛白描”，既传神写照又勾勒灵魂。例如《故乡》中对闰土的描写，“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前后两段文字，由表及里，既勾勒出岁月在闰土身上留下的印痕，又深层次的描绘出他内心世界存在身份藩篱。鲁迅在塑造人物时，擅长于“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人”，孔乙己也好，祥林嫂也好，阿Q也好，无不具备了典型的特征，是一类人，而又是那个特定的人。中国古代小说精粹的创作技巧被鲁迅运用自如。
2、小说译介与西方现代小说技法的拿来
文学革命的实绩一方面在于新文学的创作，另一方面在于创作者的世界视野，从已经具备了现代意思的西方文学中吸取营养。鲁迅也是如此，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二人就开始了《域外小说集》的翻译与传播，《域外小说集》中翻译的多是东欧弱小民族作家的作品，他们的苦难与反抗与中国有相似之处。鲁迅后又写了杂文《摩罗诗力说》，介绍西欧和东欧的浪漫主义文学。按照鲁迅的说法即是“立意在反抗，旨归在行动”。
鲁迅的小说开创了对西方创作技法的吸收先河，意识流、象征、
心理剖析等西方的文学创作方式被他率先应用在创作中。例如《狂人日记》就很好的应用意识流和象征手法诠释了封建大厦重压下，人的精神状态，唯有疯了之后，才可以看出封建思想的实质，而正常人却觉得“从来如此便对”。
鲁迅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中这样阐明他的创作观，“旧形式的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所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
新文化运动最偉大之处就在于开放的姿态，鲁迅以“拿来主义”的态度主动吸收着中外文化的精粹，以他如鹰隼一样锐利的目光揭开了旧时代的现实，既全面展示了社会疲弱的现状，又深入剖析了国民灵魂的劣根性，以高瞻远瞩的姿态，为中国小说现代化意识的构建打下了第一块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