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

论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它的命运，尤其是它在近、现代哲学革命中的发展历程，对当代哲学重建与科学革命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对终极存在的追求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总特征。通过它，形而上学达到了对世界统一性的把握，由此形成了对世界万物和现象的解释。这种对终极存在和终极解释的关怀始终指向一个终极目标——确定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寻找人生意义的根基。它们相应地决定了形而上学的主题——本体论、认识论以及价值论。科学作为人类把握终极存在的一种方式，无疑与形而上学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古希腊哲学家对形而上学的主题作了规定并确定了它的基本特征。在发生了认识论转向的近代哲学中，形而上学被哲学家们运用于认识论问题的研究并得到了新的发展。即使在“拒斥形而上学”运动中，它也没有因遭到批判而退出历史舞台。相反，现代哲学家们一直致力于重建形而上学，因为它是人的禀性，是科学的基础。

“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中早已不止是亚里士多德的其部书的名字，从一诞生之日起，“形而上学”就与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漫长的西方哲学演进过程中，形而上学的含义时有变更，不同时代、不同的哲学家对之有不同的理解或对之采取不同的态度，但形而上学始终是说之不尽、挥之不去。康德说，形而上学属于人的本性，黑格尔则视形而上学之于一个民族如神之于一座宙宇，形而上学的至圣地位可以略见一斑。经过从古代到近代的艰难延续，形而上学在现代又面临着新的挑战，马克思沿着黑格尔的思路将形而上学理解为一种与辩证法相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对之展开批判，逻辑实证主义将形而上学视为一堆不符合逻辑句法的无意义的陈述而予以拒斥，海德格尔则走上了一条不同的克服形而上学之路。

尼采从道德心理寻根溯源，以期取消神学形而上学。神学形而上学来自“道德光学的幻觉”，即道德心理的虚构。人们把世界加以二分经过这样一种道德心理过程：此岸世界是有条件的、充满矛盾的、令人恐惧的，因而根据道德原则必定存在着一个无条件的、摆脱矛盾的、令人神往的彼岸世界。正是对此岸世界的失望，促使人们想象一个更有价值的彼岸世界，并武断地宣称此岸世界是没有实在性的。其实，彼岸世界才是虚假的，认为此岸世界是虚假世界的说法恰恰说明它具有实在性。实际上，他有时干脆把神学形而上学和理性形而上学当成一个东西，认为可以一以贯之地进行爬梳。形而上学滥觞于柏拉图。柏拉图虚构一个“真正世界”（理念世界），并把它许诺给“智者、虔诚者、有德者”，要求人们象服膺真理那样拜倒在它的脚下，遵守它所规定的道德律令。康德的形而上学与神学形而上学是一脉相承的，“本质上仍是一个旧的太阳”。孔德的实证主义是形而上学史上的一次革命：它发挥康德的怀疑论，彻底抛弃了传统的形而上学。既然“真正世界”不能达到，那么可以认为不能达到就是永不知道。尼采看到，即使象叔本华这样的哲学家也在寻求“真正的实在”，力图把形而上学建立在“罪恶与盲目意志”的基点上。由此之故，尼采十分赞赏孔德的勇气，认为它象征着“实证主义的鸡鸣”。

通过考察形而上学历史可知，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兼有理性形而上学和神学形而上学两种因素。基督教神学发挥了柏拉图后一种因素，而康德等人的理性形而上学的主要来自柏拉图前一种因素。可见，柏拉图是理性形而上学和神学形而上学共同的源头。共同的源头决定了理性形而上学和神学形而上学具有共同的特征。

在所谓“传统形而上学”的范围内，康德实际上已发动了一场革命，其影响直

接波及现代西方哲学。只有清楚认识了这场革命的内容和重要作用，才能对康德哲学的地位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并更好地理解现代西方哲学。

康德以前的形而上学家特别是近代唯理论哲学家解决问题的典型方式是：无须凭借经验，单凭人类理性即可认识实体，并据此演绎出关于世界本质的绝对知识体系。实际上，这是一种独断论。所以，当西方近代哲学着重研究认识论问题时，不仅唯理论自身暴露了理论困难，而且也遭到了经验论的打击，特别是遭到了休谟的彻底批判。这一切使形而上学陷入了危机。当康德登上哲学舞台时，形而上学已由“科学的女王”变成了“流离失所的妇人”（康德语）。形而上学的危机是迫使康德重新思考形而上学的问题、实行形而上学革命的重要前提。

在康德那里，形而上学有研究认识论的部分，也有研究道德论的部分。在研究认识论的部分中，康德批判地考察了以往的形而上学，指出以往形而上学的作为对象的存在实际只是现象，当他从他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论部分进入到道德论的部分时，他坚持道德论的部分才是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部分。首先，康德意识到，以往形而上学中讨论的很多问题，诸如感性、理智、理性、知、情、意等等都是属于人的，因此，形而上学也应通过人并为人而设立，它应直接以人为对象，以人类学为基础，对一切人都有用。其次，康德对人、人的本质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我们不应当从认识论的立场来理解人，例如像休谟所作的那样。在休谟那里，人的知、情、意皆以知即认识论为基础，而感觉印象又构成了认识论的基础，这样，人尽管有情感与道德，但仍被自然主义地理解着，与动物没有本质区别，自由在人那里只是一种偶然现象，实际上在人那里，一切都仍然是必然的。而在康德看来，人不仅是手段，而且自身就是目的；人是有理性的，这种理性首先是实践理性，所以人是精神的道德主体；作为道德主体，它有着绝对的自由（自律），因而与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最后，康德认为，真正的本体领域应该是关于道德的人的领域，以往形而上学所说的本体只是现象。在他看来，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不是宗教教义，不是对真理的认识论，而是一个讲“良心”和“绝对命令”的“应当”的体系。因此，他的形而上学的道德论部分的研究就是通过对实践理性的批判寻找真正的本体，通过考察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确立新的意义的本体论的形而上学。

“存在”应在尚未规定的情形下显示出来，在大千世界中，唯有人具备这一特性。海德格尔极力称道的“存在”其实指人的存在（即“此在”）。唯有人是实在的东西，其它东西都是不实在的，只是幻象式的人类观念。人的存在性还在于只有人才能表达“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理由，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意义。

至此，海德格尔的意图如天机般泄露出来：理性形而上学因遗忘“存在”变得毫无用处，迫切的任务是在其废墟上组建以人的存在为核心的新形而上学—“基础本体论”。用他的话说，“基础本体论”是“此在的基本事件”。

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新形而上学都高扬人的自由本性。不过，尼采强调创造的自由，而海德格尔强调向死的自由。在海德格尔看来，死把“此在”带到主要不依靠烦忙烦神而是作为“此在”自己存在的可能性面前，于是摆脱了“常人式”的幻想，确知自己是独一无二的自由存在。质言之，当面临死神的时候，一切外在的世俗之物全隐去了，人这才发现自身的本己性，获得无拘无束的自由感受。

总之，尼采和海德格尔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极力提倡一种关注人的生存状态，以自由为归宿的新形而上学。后来，尼采和海德格尔都把新形而上学重新诠释为艺术形而上学。在他们看来，艺术是人生意义的赋予者，唯有在艺术中，人才能达到真实，绝对的自由。抛弃了哲学的理性价值和宗教的神性价值，

人类必定对艺术的审美价值顶礼膜拜。尼采说：“我们的宗教、道德和哲学是人的颓废形式。相反的运动：…艺术?。其实，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衡量，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新形而上学（或艺术形而上学）具有脱离社会实践的虚幻性。但是，尼采和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促成了形而上学从传统形式向现代形式的转变。就这一点来说，尼采和海德格尔在哲学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在批判考察理性的基础上以二元分裂的方式解决了“知性形而上学”中的难题；海德格尔站在生存论的高度对西方理性文明、工业文明进行了反思，其“形而上学”的基点是人的现实中“此在”生命，对海德格尔来说，文化传统反而成了要被超越的对象，也就是西方文明要走出生存的“此在”困境，这种“超越传统”不能不被超越了。在马克思的思想里，他以实践为基础解决了本体论与辩证法的分裂问题，以实践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方式将超越性与自律性统一起来。恩格斯说，“他和马克思的思想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了，而只是…世界观?。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这也能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同样超越了“西方传统”了。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世界文化中的多种思想和观念要在全球性空间里进行广泛而长久的接触，对于民族性的“文化传统”我们也要有新的认识。

形而上学之所以直到今天仍然尚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人类理性不可能不关注所谓“终极关怀”的问题，而这正是产生形而上学的根源所在。换言之，即使以往的形而上学走错了路，形而上学的问题却依然可能是有意义的。在这个问题上，康德的态度也许更合理。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他指出：以往的形而上学虽然是虚假的，但是形而上学作为人类理性的一种自然倾向却是实在的。就此而论，“人类精神一劳永逸地放弃形而上学研究，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不能采取的”，因为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每个人尤其是善于思考的人都需要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