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性别歧视现象一瞥

日本性别歧视现象一瞥
作者：文嘉
来源：《同舟共进》2019年第03期
“干净整洁的街道，精致可口的美食，秀美如画的风景，古老悠久的文化，体贴周到的服务，先进发达的科技……这个国家现在唯一需要努力的就是对女性更好些……”
这是联合国妇女署主任、南非前副总统恩格库卡女士在2014年访日时的一句恭维，借此表达对安倍政府當时推行新政“女性活跃闪耀社会”的期待。

但颇为滑稽的是，一晃4年过去了，根据201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日本却由当年的第104位跌落到114位，这成为其发达国家冠冕上的一抹瑕疵。

众所周知，亚洲诸国的女性社会地位普遍低下，横向比较，日本在男女平等问题上似乎也未能“脱亚”。

放眼世界，除了中东原教旨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女性地位低下多数是经济欠发达、政治环境动荡等客观因素造成的，但也并非绝对正相关，比如以乌干达、坦桑尼亚为代表的东非诸国，尽管经济落后，但却是近20年来世界女性赋权运动的模范旗手。

作为发达国家序列的日本着实赖不上这些“借口”。

《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把性别平权均分为教育机会、医卫保健、政治参与、经济平等四大课题，日本在前两项的得分均排在前列，但后两项就基本属于“交白卷”。

换言之，日本女性所享受的教育及医疗公平待遇只是顺带沾光本就完善健全的社会保障福祉，而政治参与与经济平等这种软性的公民权利却形同虚设。

这就给外界留下了强烈的违和印象：日本女性的生活确实要比一般国家的要丰足无忧，然而却很难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感。

叹息的高墙：参政之难
“政治是男人的工作，家务才是女人的归宿。

”这是1946年日本首次有女性参政选举，并破天荒地选出39名女性议员后，日本政坛当时充斥的嗤诋之声。

时隔72年，日本政坛仍是“女性的高墙”。

根据日内瓦列国国会同盟（IPU）截至2018年5月的报告，日本国会参众两院女性议员共为97人，比例为10.1%，在193国中排名163位，不到中国的一半（24.9%），甚至比印度、孟加拉国还低，只停留在23年前第四次北京世界妇女大会时的国际平均水准。

而女性国会议员39名这个数字壁垒，则保持了60年之久，直到2005年才被打破。

日本政府内阁也鲜见女性，虽然从1960年代始便有女性入阁，但基本是在无足轻重的岗位上任虚职，且人数控制在1～2名之间，直到2001年小泉纯一郎主政，女性才开始涉足外务、防卫及总务省等重要部阁，但任期均很短暂。

在三权机构中，历史上也只在众参两院各诞生过一名女性院长。

再放大到地方层面，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战后72年时间仅诞生了7位女性省级行政长官，其中现任的以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为首的就占据了3个席位。

全国市村町地方议会共1741个，约两成没有一名女性议员，女性议员比例超过50%的仅3个。

尽管安倍政府拼命鼓吹“政府会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支援全国女性参政”，但实际却是：自2012年以来，安倍内阁4次改组，女性阁员从首届的5名，减少到如今只剩下独苗的创生大臣片山皋月。

全国中央及地方议员党派女性比例最多的，是在野的共产党，为53.7%，与排在倒数第一，比例只有3.1%的执政自民党形成鲜明反差。

阻碍日本女性参政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是根深蒂固的“政治是男性的天下”意识，日本女性国民整体对政治关心度较低，女性参政者缺乏坚实的政治土壤。

第二是生活育儿和活动工作难以兼顾。

政府没有明文提供休产休育的支援政策，这导致日本近七成女性议员集中在家庭子女成年的50～60岁年龄段，年轻女性议员往往因为家庭育儿分身乏力，使得日本女性政界难以像欧美那样充满朝气活力，吸引不到年轻阶层关注。

第三是选举资金和政府人脉的匮乏。

在日本参选市级议员最低资金是400万日元，国会级别的基本过亿，尤其是还设置了高额的政治选举押金门槛，如果不是参选者家缠万贯，得不到党派大佬的后援及背后团体的政治献金，女性就是想要进入候选名单陪跑也是痴人说梦。

日本国内有识之士并非没有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立法引入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参政人员性别配额制度，这在国际上被广泛认为是鼓励女性参政积极性的最佳方案。

虽然这一方案在日本呼声最高，但往往雷声大雨点小，要不就是不了了之。

2018年5月初政府虽然通过了《男女政治参与共同推进法》，喊出了议员选举各政党内部男女提名均等目标，但实际是执政党大言不惭地在搞“双重标准”，当女性局长太田房江女士真的提交2019年参议院选举本党候补女性占比30%的人事提名方案时，立即被党内执行层否决掉，男性干部甚至嘲笑这是“本党贵妇们茶话会时无聊的异想天开”。

职场女性：男性世界的点缀
“插花无论多绚美，终究还是栽在瓶中的。

”作为日本国内女性赋权活动家，1985年《日本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的推动者，前资生堂副社长岩田喜美枝女士如是喻述在日本这样一个男权世界中职场女性的地位。

以职场平等来说，日本是女性歧视的“反面教材”。

日本企业人事制度从来奉行“男性优先”原则，基层岗位分为“综合职”与“一般职”。

仅从名字看，似乎没什么异常。

但其实这是隐性的就业性别歧视。

“综合职”即业务骨干，“一般职”只是负责勤杂事务。

前者通常是日后晋级管理层的先决条件，担当的绝大部分是男性，后者则专门预留给女性员工，可有可无，甚至是一些
企业裁员的“预备队”，但碍于《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所以改了个隐晦的名称。

当然，女性并不是没有机会担当“综合职”，只是想要在“男性的堡垒”中出人头地，着实艰难。

安倍政府曾在2014年豪言壮语：“2020年日本企业女性管理职占比目标30%，追上欧美中等水准。

”但截至2018年9月，官方数据仅为13.2%，不仅大幅落后于欧美，甚至在亚洲诸国中也属于垫底水平。

目前2375家上市企业中，女性高管人数仅为1049人，占比3.8%，其中1563家企业更是连1名女性高管都没有。

排名前50的大型上市企业，即便像资生堂、花王这样以女性药妆日用消费品享誉全球的百年老字号，至今也仍未诞生过1名女性正社长，更多的只是招揽退休的女性高官充当企业的门面。

女性职场晋升之难主要原因是企业往往以“女性婚育权”作为挟持，人为设置隐性障碍。

这在日本大企业里早已是司空见惯的“潜规则”。

特别是政府自2014年起，把职工育休假从18個月延长至3年，企业更加“精打细算”，变本加厉。

其次是同工不同酬现象普遍，劳动合法权益保障不如男性。

日本的男女薪资差距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位列倒数第3，2017年日本厚劳省统计，全国企业男性平均工资为540万日元，女性为373万日元，女性平均工资比男性要低25.7%左右。

另外，企业非正规雇佣也要高出男性一大截，按厚劳省2017年劳动人口年鉴统计，全国非正规雇佣员工2036万人中，有1389万人是女性，占到2/3以上，而且每年正以11.7万人的规模增长。

显然，即便安倍政府喊出了“女性活跃闪耀社会”的口号，但事实证明，女性只不过是比男性廉价的劳动力。

正因认识到职场对女性的冷酷，导致近年日本校招出现了非常奇特的现象：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甚至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的女毕业生扎堆应聘大公司的“一般职”，原因在于，与其忙前忙后，累个半死还永无出头，不如就这样端茶倒水，混混日子，找个好对象，结婚回家当全职太太来得稳当——这是如今多数日本女大学生的“心声”。

教育领域的隐性歧视
除了政治与职场，过往以为日本的教育领域是恪守男女平等的最后圣地，但实际上，教育领域也非无垢的净土。

2018年8月，日本医学界爆发了一则震惊世界的丑闻：东京医科大学对女性考生人为蓄意减分，受害者达101人之众。

而校方如此下作的理由仅是为了多招男生和门路生。

尤为荒诞的是，该校还因连续五年在女性活跃度方面获得日本文科省A级评分，而自2015年以来领取了高达8264万日元的专项（女性研究员的生育、福利、临床科研）国家政策津贴。

丑闻曝光后，校方不但不以为耻，还抨击媒体小题大做，喊出这是“必要之恶”。

归根结底，日本医学界长期存在“重男轻女”风气，女性医生被认为是“干不了重活，加不了班，常常请假”的累赘，所以纵然再优秀也无法得到以男性为主导的医学界垂青，进而在教育及就业过程中受到歧视对待。

在教育领域更为大众诟病的女性歧视问题还有不少，如中等教育要求“家政课女生必修”，女子大学长期被视为“婚嫁前的修道院”，“校园中男性师生对女学生的性骚扰频发”，等等。

女性歧视的源头最根本可追溯到家庭及初等教育中有意识地长期灌输的“男尊女卑”思想。

比如，在日本家庭教育中，父母在传授挫折经验时，对儿子要求的是坚韧，对女儿则要求沉默，看似同样的隐忍，实则大为不同的人生理念；夸奖女儿的褒义词永远是“可爱”与“美丽”，因为“聪明”和“能干”对于女生来说很多时候意味着“无用的长处”。

而在校园中，学校也有意识地树立男主女辅的社会分工，比如中学学生会长基本是男正女副的配制；在班级花名册中，同样的首字母下，唱名默认男先女后。

在亚洲，除了日本，这样的唱名法只剩印度使用。

日本性别歧视充斥着社会的缝隙，例如虽然日本女性家庭地位无可撼动，但婚后只能“妻随夫姓”，即使离婚，法律还强制给女性设立一个“禁婚期”，以宣示男性的婚姻主权。

东京地铁的女性专用车厢里，男性往往比女性还多。

女性接触相扑土俵（日本相扑竞技舞台）是绝对的禁忌，哪怕贵为皇后也不行。

电视广告剧情中扮演求职失败者的多以女生居多。

企业招聘广告上虽然写着“女性亦可”，但实际成功者寥寥无几。

虽然社会存在着这样那样排斥女性的阻力，但这并不代表日本女性赋权运动就此停滞。

客观存在的有利条件是，当下的日本正处于少子高龄化社会，经济长期疲软，劳动力匮乏，对于女性劳动力的诉求既是真实也是迫切的。

随着“男女共劳”时代的来临，女性由家庭进出社会比过往任何时代都将更为频繁，所以女性权益的保障才显得更为必要。

更何况，日本女性人口要比男性多出300多万，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日本女性绽放的春天虽然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