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人 高山仰止谈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千古一人高山仰止——谈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千古一人高山仰止——谈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郭沫若将司马迁与孔子相提并论,写下“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的诗句；1957年，司马迁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两千多年过去了,但在司马迁身后的历代史学家无人与之比肩;其人格魅力的风采经久不衰,历久弥新。

本文试图从司马迁史学思想的特点及其对现代社会影

响的角度，对《史记》进行一些分析和解读。

刚健有为的生命价值观

《史记》的生命价值观源于《周易》。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学者不对《周易》做研究。谁是重卦的作者，历史上代表性的观点有四种，其中一种是司马迁经过考证提出来的。他认为：重卦的作者是文王; 八卦的作者是伏羲。在研习《周易》的过程中,司马迁确定了自己的生命价值观。《周易》提出了效法天道、与天相同的刚健奋发的人生观。《乾文言》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作者主张通过不懈的努力，培养一种忠信诚实、富于文采、文质彬彬的德行品质，再以此种品质推己及人，外化到事业之中。《坤文言》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

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致也。”从内在美到外在美，由道德而外化为事业，这是从伦理到事功的途径。《周易》强调效法天道。《乾》卦最集中地体现了刚健之德。乾又代表着天象，因而《乾》卦刚健之德也就是天德。上天处于永恒的运行之中，从日起月落到四时代序，没有片刻止息，这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展现。人们通过效法上天刚健笃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奋发向上，就会使人生体现出应有的价值。这一刚健有为的思想对司马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人生观体现在对待生与死的态度上。

汉初文人学士秉承春秋战国之风，积极参与现实生活，并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建构自己的人生理想，积极展示自己以实现理想，司马迁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司马迁在李陵之祸前，其人生理想同诸多文人一样，建功立业，扬名后世，这是一种时代特征的表现，也是一种积极入世的表现。在李陵之祸时，受到沉重打击，但由于《周易》价值观的潜移默化，司马迁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更加坚定，成功应对了人生的劫难，用完成《史记》与皇权的迫害进行对抗。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种抱负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价值观。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开始全身心撰写《史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事件使他遭遇横祸，被处以令人耻辱难当的腐刑。他经历了“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的不知所措的过程。

悲痛欲绝的司马迁想到了“引决自裁”，但想到，“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联想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最终毅然接受了残酷的腐刑，活下来完成《史记》。儒家说,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司马迁和屈原，则是不管穷达，都要兼济天下。屈原为《楚辞》而死，死的其所；司马迁为《史记》而生，生的其所。屈原的死和司马迁的活，同样感天动地，他们的名字同样令人敬仰。屈原为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没有动摇选择死亡，“於是怀石遂自沈汨罗以死”。屈原是一个殉道者的形象，这个“道”就是理想和信仰，就是祖国和民众。以自决形式死亡，是对无意义生命的强烈否定，是对无价值生存的藐视。当感到难再有作为时，屈原选择“自沉”是对人生意义的肯定和高扬，是生命的一种辉煌。在司马迁看来，《史记》就是泰山。选择忍辱负重活下来，发愤著述，最终完成

自己的著作《史记》，就是在实践《周易》倡导的人生观。这是自己生命的不同于屈原的另一种形式的辉煌。应当庆幸，由于司马迁没有选择放弃生命，给后人留下了这部光照千秋的《史记》。在生死之际，是《周易》的生命价值观留住了司马迁的生命。

司马迁刚健有为，奋发向上的人生观体现在《史记》中。

《史记》的七十列传是直接在司马迁功名人生观指导下完成的。战士的鏖战痛杀，英雄的勇冠三军，壮士的抉眼自屠出肠，女侠的呼天而死，思想家的追求真理，乃至商人趋时若猛隼……，这一切功名业绩无不可歌可颂。司马迁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不重视贵贱贫富等外在条件，而是视历史人物的内在价值及其实现程度，即看这个历史人物是否最大程度地实现了自我价值。像项羽、吕后之入本纪，孔子、陈涉之入世家，滑稽、龟卜、货殖、刺客、医生、游侠之入列传，都是《史记》中的不凡之处。只要人物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建功立业，司马迁就为他们立传。司马迁刻意强调人对悲剧命运的抗争，提倡在困境之中发愤而起，用立言、立德、立功洗涮耻辱，实现对人生苦难的补偿。

司马迁惩恶劝善，鼓励个人立名立节，劝导为政者清平尚贤。“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天下晏然。”这是司马迁对吕太后、惠帝执行无为政治的赞赏，司马迁对于

有德之人，如黄帝、帝尧、舜等，情有独钟；对于失德之人，如以暴伤民的桀，淫乱不止的纣等等，持强烈批判态度。在司马迁看来，即使政治失意，出身低微，只要对社会有贡献、有作为，就应当给以肯定，功过应当分明。如项羽，他在与刘邦的角逐中虽然是失败者，然而他领导的农民起义为推翻腐败的秦皇朝，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项羽在司马迁的笔下是一个慷慨悲壮的人物。又如秦始皇，司马迁对于秦始皇苛政暴虐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可是对其继承先人业绩统一中国的事实,予以明确的肯定。

秉笔直书客观记叙

可征可信是《史记》最大特色。然而，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原因有六：

其一，阿时循情。历史上由于文字狱迭出，造成修史者写当代事顾忌太多。通常失实之处不可胜数。即使是写前代事，也大多迎合当朝统治者，“取悦当代，轻辱前朝”的现象普遍存在。

其二，修史者由于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出身、品质等主观因素的影响而造成记载失真。从个人情感、好恶出发，丧失了客观标准。如沈约的《晋书》、《宋书》，魏收的《魏书》等正史。此外，加上为帝者、王者、尊者、贤者避讳，于是在古文献中，虚美之词充斥其间。其次，历史上视北狄为犬羊、南蛮为虫豸的大汉族主义引起的地方民族主义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