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人 高山仰止谈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千古一人高山仰止——谈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千古一人高山仰止——谈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郭沫若将司马迁与孔子相提并论,写下“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的诗句；1957年，司马迁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

两千多年过去了,但在司马迁身后的历代史学家无人与之比肩;其人格魅力的风采经久不衰,历久弥新。

本文试图从司马迁史学思想的特点及其对现代社会影
响的角度，对《史记》进行一些分析和解读。

刚健有为的生命价值观
《史记》的生命价值观源于《周易》。

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学者不对《周易》做研究。

谁是重卦的作者，历史上代表性的观点有四种，其中一种是司马迁经过考证提出来的。

他认为：重卦的作者是文王; 八卦的作者是伏羲。

在研习《周易》的过程中,司马迁确定了自己的生命价值观。

《周易》提出了效法天道、与天相同的刚健奋发的人生观。

《乾文言》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作者主张通过不懈的努力，培养一种忠信诚实、富于文采、文质彬彬的德行品质，再以此种品质推己及人，外化到事业之中。

《坤文言》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
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致也。

”从内在美到外在美，由道德而外化为事业，这是从伦理到事功的途径。

《周易》强调效法天道。

《乾》卦最集中地体现了刚健之德。

乾又代表着天象，因而《乾》卦刚健之德也就是天德。

上天处于永恒的运行之中，从日起月落到四时代序，没有片刻止息，这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展现。

人们通过效法上天刚健笃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奋发向上，就会使人生体现出应有的价值。

这一刚健有为的思想对司马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人生观体现在对待生与死的态度上。

汉初文人学士秉承春秋战国之风，积极参与现实生活，并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建构自己的人生理想，积极展示自己以实现理想，司马迁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司马迁在李陵之祸前，其人生理想同诸多文人一样，建功立业，扬名后世，这是一种时代特征的表现，也是一种积极入世的表现。

在李陵之祸时，受到沉重打击，但由于《周易》价值观的潜移默化，司马迁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更加坚定，成功应对了人生的劫难，用完成《史记》与皇权的迫害进行对抗。

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

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这种抱负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价值观。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开始全身心撰写《史记》。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事件使他遭遇横祸，被处以令人耻辱难当的腐刑。

他经历了“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的不知所措的过程。

悲痛欲绝的司马迁想到了“引决自裁”，但想到，“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联想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于是最终毅然接受了残酷的腐刑，活下来完成《史记》。

儒家说,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而司马迁和屈原，则是不管穷达，都要兼济天下。

屈原为《楚辞》而死，死的其所；司马迁为《史记》而生，生的其所。

屈原的死和司马迁的活，同样感天动地，他们的名字同样令人敬仰。

屈原为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没有动摇选择死亡，“於是怀石遂自沈汨罗以死”。

屈原是一个殉道者的形象，这个“道”就是理想和信仰，就是祖国和民众。

以自决形式死亡，是对无意义生命的强烈否定，是对无价值生存的藐视。

当感到难再有作为时，屈原选择“自沉”是对人生意义的肯定和高扬，是生命的一种辉煌。

在司马迁看来，《史记》就是泰山。

选择忍辱负重活下来，发愤著述，最终完成
自己的著作《史记》，就是在实践《周易》倡导的人生观。

这是自己生命的不同于屈原的另一种形式的辉煌。

应当庆幸，由于司马迁没有选择放弃生命，给后人留下了这部光照千秋的《史记》。

在生死之际，是《周易》的生命价值观留住了司马迁的生命。

司马迁刚健有为，奋发向上的人生观体现在《史记》中。

《史记》的七十列传是直接在司马迁功名人生观指导下完成的。

战士的鏖战痛杀，英雄的勇冠三军，壮士的抉眼自屠出肠，女侠的呼天而死，思想家的追求真理，乃至商人趋时若猛隼……，这一切功名业绩无不可歌可颂。

司马迁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不重视贵贱贫富等外在条件，而是视历史人物的内在价值及其实现程度，即看这个历史人物是否最大程度地实现了自我价值。

像项羽、吕后之入本纪，孔子、陈涉之入世家，滑稽、龟卜、货殖、刺客、医生、游侠之入列传，都是《史记》中的不凡之处。

只要人物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建功立业，司马迁就为他们立传。

司马迁刻意强调人对悲剧命运的抗争，提倡在困境之中发愤而起，用立言、立德、立功洗涮耻辱，实现对人生苦难的补偿。

司马迁惩恶劝善，鼓励个人立名立节，劝导为政者清平尚贤。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天下晏然。

”这是司马迁对吕太后、惠帝执行无为政治的赞赏，司马迁对于
有德之人，如黄帝、帝尧、舜等，情有独钟；对于失德之人，如以暴伤民的桀，淫乱不止的纣等等，持强烈批判态度。

在司马迁看来，即使政治失意，出身低微，只要对社会有贡献、有作为，就应当给以肯定，功过应当分明。

如项羽，他在与刘邦的角逐中虽然是失败者，然而他领导的农民起义为推翻腐败的秦皇朝，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项羽在司马迁的笔下是一个慷慨悲壮的人物。

又如秦始皇，司马迁对于秦始皇苛政暴虐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可是对其继承先人业绩统一中国的事实,予以明确的肯定。

秉笔直书客观记叙
可征可信是《史记》最大特色。

然而，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原因有六：
其一，阿时循情。

历史上由于文字狱迭出，造成修史者写当代事顾忌太多。

通常失实之处不可胜数。

即使是写前代事，也大多迎合当朝统治者，“取悦当代，轻辱前朝”的现象普遍存在。

其二，修史者由于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出身、品质等主观因素的影响而造成记载失真。

从个人情感、好恶出发，丧失了客观标准。

如沈约的《晋书》、《宋书》，魏收的《魏书》等正史。

此外，加上为帝者、王者、尊者、贤者避讳，于是在古文献中，虚美之词充斥其间。

其次，历史上视北狄为犬羊、南蛮为虫豸的大汉族主义引起的地方民族主义也是
造成作者不能据实记叙的原因。

其三，记事的依据与事实本身多有出入，记叙者未作审慎核实，轻信片面传闻。

一件事情有几种不同记载，就是由于传闻造成的。

其四，由于统治者内部政治斗争，从而导致了伪书、伪证的出现。

唐代李德裕门人编写的《周秦行纪》诬陷牛僧儒；宋朝时为反对王安石变法，有人编造了攻击他的书。

其五，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有崇古鄙今的社会风气。

有人恐怕自己的著作被埋没，于是假借前人的名字，以达到问世的目的。

这就是所谓医必托名黄帝，礼必托名于周公。

因此，就出现了伪造曹植、柳宗元著作的事情。

尤其是汉朝前后，这样的事不足为奇。

还有人为使自己的观点能够成立，便伪称其立论是根据名家的作品而来。

其六，一些史书不是出自史家，而是出自文士之手。

这些人不具备修史的基本素质，便自觉不自觉地“喻过其体，词没其义”，造成文辞华美而事实失真，议论充斥而内容空泛。

历史不是文学，客观事实忌一字己出，而文士却将文史混为一谈。

而司马迁，是一个具有史德、史才、史识的历史学家，上述司空见惯的现象没有出现在他身上。

他正确理解原著，仔细鉴别史料，在利用借鉴前人劳动成果的同时，用分析批判的态度严肃审慎地对待历史资料，然后寻其内外联系，加
以排列、贯穿，科学地反映客观社会的状况。

除此外，司马迁还有史胆。

他由于说实话，道实情，在李陵事件中，受到了几乎是致命的打击；但他在《报任少卿书》还是再次奋笔疾书，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社会的真实看法，再一次表达了对李陵的同情。

凭他的见识，难道预料不到这样做的后果吗，回答是否定的。

正因为他是司马迁，必然会这么选择。

或许司马迁就是因为在《报任少卿书》坦露了真实的思想，命丧汉武帝之手的，这无从考证；但对这时的已经一吐为快、该说的话已经说完的司马迁来说，什么时间死，怎么个死法，已经不重要了，他可以去见屈原了！司马迁在人格上是以屈原为榜样的。

为了达到真实可信，留下一部信史，司马迁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反复核对。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

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把握和理解后形成的思想感情进行表达。

从皇帝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官吏，司马迁不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
但对于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百姓的压迫也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没有加以隐瞒。

他深刻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

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描绘得淋漓尽致。

司马迁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为标准。

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

在他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他首创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

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

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爱憎寓于客观秉笔直书的叙述之中。

其爱憎态度通过叙事，使读者一目了然。

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他高度评价秦末农民大起义。

陈涉是一介平民、农民起义的领袖，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叙述。

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有这样的见识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都是怀着崇敬的心情为他们立传的，而没有顾及当代统治集团会有怎样的看法。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
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的游侠和名士，这些人在当时社会是没有地位的，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是高贵的，是值得后人效仿的。

对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无道，司马迁有深刻的体会，他直笔揭露了这些官吏的暴虐，称之为“酷吏”。

在《酷吏列传》中，他为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大部分是汉武帝的臣子。

全过程的情感介入
创作是人类心灵至高的情感活动，而优秀的作品是照耀人们思想和心灵的火炬。

如果仅靠理想的力量而没有情感因素，司马迁能塑造出如此众多的个性鲜明的一个个生动的形象，那是不可想象的。

带着情感全身心投入的司马迁在创作时，文字生动，意气纵横，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司马迁扎根于社会生活和民众之中，了解社会真情，把握时代脉搏，体验百姓情感，以恢弘的气势和绚丽的色彩，激越的豪情和优美的旋律，谱写了民族的史诗，塑造了众多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独特艺术魅力的人物形象。

司马迁为大众而写，为大众而歌，他燃起的精神火炬，吹响的奋进号角，感召和激励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自强不息。

司马迁著史绝不是简单的对文献进行搜集、整理、考证，或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观察历史，而是带着深切的痛苦去理解过去时代人物的奋斗与成败。

《史记》是文学的历史，也
是历史的文学，而文学必然渗透着情感。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谈到《史记》的艺术勉力时说“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传、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文学意识结合于历史意识，即是历史学家重新体验，正是在重新体验的过程中，司马迁笔下的历史被赋予了活生生的精神、每个人物都有各自的鲜明的个性。

司马迁的《史记》是有生命的历史，其中浸透着作者的滔滔情思和进取的人生观，其人生的忧患意识与悲凉感的抒发充满了震撼力。

司马迁是饱含着无限的深情去完成《史记》的，他的创作情感在实地考察时就介入了。

司马迁的叙述语语传情，字字达意，情感倾向极其明朗，绝少掩饰和隐藏。

读司马迁的散文，极容易为他散文叙述语言的情感力量所打动，跟他一起喜，随他一起忧，这正是司马迁散文的动人之处和魅力之所在。

凡是读过《报任少卿书》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这除了叙事明白、说理透彻、语言生动外，主要是思想上的真情实感感动了读者。

文章总要写得情真意切，才能够感动人。

《报任少卿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篇足以使司马迁“复生”的奇文，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真切地表达了作者激扬喷薄的思想感情，这是“为情而造文”，而不是“为文而造情”。

《史记》体现出的平民化的情感因素是，我们今天研究《史记》重要内容，也是司马迁思想本质特征的钥匙。

是对统治者的失望，使他回归到了自我精神的觉醒。

从情感上说，受刑后的司马迁作《史记》，可以看作对是从精神上对武帝进行的抗争，而《史记》的完成则是对武帝的战胜。

因为腐刑没有摧毁他的意志，受刑之后在抗争情感的推动下，依然按照自己的意志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有足够的信心，让未来人知道自己的事业对他们是有意义的。

“毕竟孔子是哲人，司马迁是诗人，在性格上司马迁没法做第二个孔子！”他只能依靠情感的力量、形象思维的成就来表达自己对现世的态度和人生的理想，通过《史记》，他将主体个人情感和诗人的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

司马迁创作《史记》的情感，不是狭隘的个人情感，是对笔下人物的爱和恨，更是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理想境界的全身心投入。

对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
西汉是一个农、工、商百业兴隆的时代，这样的社会使司马迁形成了进步的经济思想。

他在《货殖列传》中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这就是说肯定人类求利致富的本性。

希望改善生活状况是人的本能活动，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生态。

这种本能，不须学习，人人都有，生而俱有。

司
马迁更为深刻地认识是，“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认为人们对欲望和财富的追求带有普遍性的特征，在这里是不分身份高低贵贱的。

因此，司马迁提出，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应当是“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

”经济政策的最善者，是顺其自然，对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再次是用刑罚规限人民；最差的方法是与民争利。

他指出，为适应人们求富之“天性”，制定政策者要“因之”、“利导之”、“教诲之”，因势利导，鼓励人们“乐其事”，积极进行创造性劳动，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

他列举了不少从事生产活动富裕起来的事实，如田农，有盖（甲）一州的秦扬；“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世，与王者将富”；以冶铁兼商贾“致富数千金”的南阳孔氏等，说明只要尽其所长，勤劳专一，“竭其力”，确能发家致富，同时与国有利。

据此说明，人们的求富欲望是社会经济得以发展的主观因素，只要引导到正常的活动中，就会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

司马迁突破了传统的“民以食为天”思想，把农业、手工业、商业、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一并作为“衣食之源”。

他认识到只有发展生产，才能家给人足；只有四业繁荣，才可以民富国强。

《货殖列传》中总结归纳出的许多经济理论既使在今天来看，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个人，如果没有资本，就只有靠出卖劳力赚钱；如果有少数本钱，则要靠智能；再如果本钱多了，则要观察货物生产及供应的周期，而且要把握住这个周期，买入或卖出，就可以赚钱。

他举了许多事例，如“白圭乐观时变。

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来说明这个问题。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

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

人富而仁义附焉。

富者得势益彰。

”任何一个社会，民众道德质素的高低，都取决于该社会富裕与贫穷的程度。

在富裕的社会，人民讲求礼节，热心公益，相互以礼相待；在贫穷的社会，人民缺乏礼让，社会不安。

孟子所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恐怕只有少数的“士”才能做得到，多数的“士”在穷极无聊的时候，难以维持“恒心”。

“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司马迁在这里强调，发家致富不分行业，需要的是勤劳。

财货是流动的，任何人不可能长期持有，只要你尽力去做，从事哪个行当，都能致富。

而那些不思进取的无所事事者，无论先人给他留下多少财富，最终也会土崩瓦解。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表明了他写《货殖
列传》的目的，他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

”司马迁说明自己在传中所列举的人，都是布衣匹夫，都是平民，而他们在创业致富的过程中，没有借助于政治势力，没有妨害百姓。

他们的事迹，世人可以借鉴，可以模仿。

中国根深蒂固的农为本思想，本质上是排抑工商的商为末思想。

我国的历代统治者在制度的安排上尽量贬抑工商，所以我国的工商业两千年来步履艰难，发展缓慢。

原因在于封建统治者想方设法将全国的劳动力，都聚集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

如此一来，人口不流动，信息不流动，资金不流动，技术不流动，思想不流动，甚至百姓的通婚也局限在一个村落的范围。

于是，民间波澜不起，民众容易治理，他们的统治就能稳定了。

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综观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在于敢倡言利，盛誉致富，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解放人们的思想；大讲四业俱兴，发展生产，用提高生产，发展经济，满足人民生活的需求，作为治国安邦的大计；提倡“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放松对商贾的种种限制政策，求得山泽辟而百物通；奖勉百姓发展生产，经营产业致富，不要谋求做官致富，更鞭挞非法谋富。

然而历史的进程使人感到遗憾，处于较好发展时期的西汉工商业，由于汉武帝抑商的政策，终于被无情地中断了,以至于对其后两千年的社会意识和思想文化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最
直接的是两晋乃至唐宋的文章则陷入了空疏，专注于道德仁义，风花雪月，离民生日用越来越远。

深入研究并挖掘司马迁史学思想的现代价值，是繁荣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向学术界提出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