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同为中华文明的主要源

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同为中华文明的主要源(2009-01-25 07: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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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同为中华文明的主要源流和组成部分。

草原文化以游牧文化为主体，即原生文化，包括草原民族与其他民族交往中创造的次生文化，和草原地区非游牧民族创造的共生文化。

在中华文明产生、演进的历史进程中，草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重大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自夏朝以迄，在华夏诸族发展的历史中，建立中原王朝最多、时间最长的并非是中原的汉族，而是出身于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或具有较多游牧民族血统的君主。

这一状况在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王朝更换的方式促进了政治更新，并推动了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的融合，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及南方文化的交流，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据史书记载：草原民族也是“黄帝子孙”、“龙的传人”，是形成多民族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基石。

进入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的三次大统一，是由出身西戎的秦始皇建立的秦朝，拓拔鲜卑建立的北魏和具有较多鲜卑血统的隋、唐王朝，蒙古族的成吉思汗至其孙忽必烈建立的蒙元帝国完成的。

自古以来草原民族开疆拓土，为拓展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草原民族为了维护祖国统一、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承受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草原民族的法律适应不同的游牧民族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需要。

特别是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扎撒》，与《大秦律》、《汉谟拉比法典》、《古罗马法》共同构成世界法制史的里程碑。

草原民族在法制建设方面的历史贡献，在某些方面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

例如，我们现行的省、地（市）、县行政区划，脱胎于元朝的行省制，清朝的省、州、县制，甚至不少行政区划的名称，都与元、清两朝相同或相似。

草原民族从贫困、弱小、落后的状态奋发图强、发展壮大，历经数百年、数十年坚持不懈的艰苦努力，成为强大的民族，甚至统一中国，留给我们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今天，仍然可以启迪我们不畏艰难、自强不息，为将祖国建设成不负前人的政治强国、经济强国、科技强国、军事强国而发奋努力。

在经济方面，草原民族创造了适应北方草原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的畜牧业生产方式，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保留了巨大的绿色空间。

自古以来，草原地区提供了中原农业发展和交通运输的畜力（牛、马、驼等）。

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往，形成了我国起源最早（大禹时代）、历史年代最多（自夏朝至民国）、延续时间最长（约4000多年）、覆盖地域最广（整个北方中国和蒙古草原）、通商路线最多（自山海关至额济纳旗）的“草原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或者以贸易特点名之曰“皮毛路”、“茶马路”，对中华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今天的北京城，是在辽王朝南京、金王朝中都燕京的东北方，由元朝建立大都奠定基础的。

草原民族的生
活习俗胡风南渐，影响到中原及其他地区，对华夏诸族的生活习惯产生了广泛的、深远的影响。

在军事方面，草原民族以骑兵为主的作战方式，引发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推动了以骑兵与步兵结合的作战方式取代车战、步战结合的方式，影响了中国自奴隶社会后期到封建社会2000多年的战争史。

草原民族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及其代表人物匈奴的冒顿单于，鲜卑的拓拔圭、拓拔焘等人，契丹的耶律阿保机，女真的完颜阿骨打等人，在中华战争史上书写了辉煌的篇章。

成吉思汗作为草原民族军事艺术最杰出的代表，是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军事实践家，与中原民族最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孙武共同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军事家、世界军事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两座丰碑。

在文学方面，以《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为代表的草原民族英雄史诗，为我国在世界史诗领域赢得了应有的地位和荣誉。

草原《史记》——《蒙古秘史》及其他史籍构成了融历史、文学、语言、神话、民俗于一体的具有鲜明特色的草原史学体系，是中华民族极为宝贵的历史文献。

草原民族的诗人、文学家创作的作品和民间诗歌、文学作品为中华民族的文学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代表作《敕勒歌》传唱千古，享誉中外。

元曲杂剧构成以“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学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座高峰。

在文化艺术方面，自大兴安岭至天山山脉的草原岩画带是世界上年代最为久远、延续时间最长、跨越地域最广、内容最为丰富的岩画长廊，被国内
外专家誉为“刻在山岩上的史诗”。

以和林格尔东汉护乌桓校尉墓室壁画、契丹墓室壁画等为代表的古代壁画留下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在世界艺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北朝（以北魏为代表）是我国石窟文化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创造了以大同云岗石窟、洛阳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鄂尔多斯阿尔寨石窟等为代表的中华石窟文化艺术大发展、大繁荣的年代，在世界石窟文化艺术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以红山玉文化，东胡、匈奴青铜文化和匈奴金银工艺品，鲜卑金银器、陶器、青铜器，契丹辽塔、金银器、陶瓷器，西夏金银器、陶瓷器，女真金银器、陶瓷器等为代表的草原艺术品，构成了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艺术发展长河。

元朝大大推动了东西方的艺术交流，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东方与西方文化艺术荟萃交融、蓬勃发展的繁荣时期。

特别是蒙古族崇尚蓝色代表的长生天、白色代表的吉祥与财富的传统审美观催生的青花瓷，开创了中华民族陶瓷发展史的一代风气之先，在清朝蔚为洋洋大观，至今在世界艺术品领域一枝独秀。

清朝是我国文化艺术发展的又一黄金时期，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化艺术的发展在当时的世界上独步风骚，至今放射着璀璨的光芒。

草原民族的歌曲、舞蹈、乐器等，是中华民族文艺百花苑中的奇葩。

在科学技术方面，北方草原上的各族人民，生长、生活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中，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并掌握了与之相适应的技术。

特别是在畜牧业、畜产品加工、交通运输、建筑等方面，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地域特色的技术体系；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医学、天文、地理等方面还升华为系统的理论，成为中华民族科学技术系统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

毋庸讳言，草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受到自然条件的约束和社会条件的制约，也具有当时历史时代的特点，其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

这是我们在继承、弘扬草原文化的优秀遗产中需要辩证地认识、科学地对待的。

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应当肯定：草原文化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继承、弘扬草原文化，将内蒙古建设成民族文化大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政治意义。

这本是一个博大精深的问题，很难用简短的语言交代清楚，建议您看看青年作家贺志宏先生的《阅读草原》。

中华文明是各民族文化长期发展、互相撞击，共同交融的结果。

每当北方游牧民族相互倾轧，边地动荡时，中原王朝便适时助正辟邪、惩恶扬善，扶持草原重新走向安宁；而当中原王朝衰落、颓废时，游牧民族总是为它输入血性的、强悍的、充满活力的东西，这种血性的力量，生命的激情和悍的勇气，其原始跃动所产生的绝域的大美，总是不断地与中原文化实现着和谐、统一。

由此所产生的巨大的物质力量，为中华民族开辟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这就为草原文化与长江文化、黄河文化并列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也为团结、平等、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华民族复兴的现实版本和未来蓝图，进行了一次精心的装帧和描绘。

费孝通先生认为，早在秦汉时期，在中原地区实现统一的同时，北方游牧区也出现了由匈奴人统治的大统一局面，即所谓的“南有大汉，北有强胡”。

南北两个统一体的汇合才使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一步完成。

这两大区域的并峙，历史上多记载其相互之间的争战。

事实上，“马绢互市”或“茶马贸易”才是其生活的根本主题。

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多民族互相交融、共同进步的历史，一部多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创造出新的更加辉煌的文明的历史。

著名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曾经石破天惊地指出，内蒙古、辽宁交界地带考古认定的“红山文化”，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可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巴黎国立集美博物馆总馆长戴浩石先生认为，内蒙古自治区等北方草原地区，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

而比较权威的史学成果《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铭文》2000年9月的结论则更为振聋发聩，它向全世界宣告：“过去人们常称黄河为母亲河，认为它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然而现在知道，雏形国家并不仅见于黄河流域，相反，已知的第一道文明曙光首先出现在（流经内蒙古和辽宁的）西辽河，以（内蒙古赤峰市）红山文化的石祭坛、女神庙、积石冢为标志。

”这自然而然地使我们想起了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考察内蒙古后发出的由衷赞叹：“恩格斯说‘世界史是最伟大的诗人’。

我们在内蒙古地区看到了这最伟大诗人的杰作，出现在这个杰作中的不是莺莺燕燕，而是群鹰搏击，万马奔腾。

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哪里能找到这样波澜壮阔、气势豪放的诗篇呢？”
研究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内在联系意义十分重大
2010-06-02 14:59 来源：《政协经济论坛》第49.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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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辑
内蒙古政协专家课题组的负责人郝诚之研究员是我的老朋友。

他当过记者，当过学者；任职过政府，服务过政协。

作为"学者型记者，记者型学者"，他坚持多方位思考、多信息选择，跨专业聚焦、跨民族解读，算得上是我国西部有建树的软科学研究者之一。

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内蒙古最具影响力的理论界先锋人物，我很为他高兴。

2006年他从内蒙古党委调内蒙古政协后，开始以更客观、更平实的眼光调查西部、研究西部、重新认识西部。

提出"站在西部看西部，跳出西部看西部"，心得颇多，体会自是与众不同。

如他认为，内蒙古自治区实际负有保卫"三条防线"的任务：一是国防线，二是生态防线，三是文化防线。

他说，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人才的针对性研究和权威性传播，属于第三条防线。

面对西方个别"人权分子"别有用心的分裂阴谋，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在第三条防线（即软实力）的话语权上可以发挥特殊作用。

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政协具有"四大优势"，即人才荟萃、位置超脱、联系广泛、渠道通天。

民主党派多，资深专家多，社会交往多。

独立思考关于国家、民族重要历史文化教育方面的大事，时间相对充裕，角度相对客观，国内外社会认可度较高。

政协专家群体综合素质很高：不但志在报国，满腹经纶，在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大事考证、人物评价、事件分析上客观公正，对历史负责，有口皆碑；而且心系百姓，为民请命，敢于直言，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为中华民族分忧的贡献有目共睹。

我注意到政协专家课题组的这样几件出手不凡的事。

一、2002年2月以来，新华通讯社以地图形式宣传西部大开发，有意无意地漏掉了内蒙古自治区，在各族干部群众中造成不应有的思想混乱，严重影响了内蒙古的招商引资和对外宣传。

内蒙古政协的专家，想党委所想，急政府所急，牺牲春节休假，多视角分析，大跨度论证，几易其稿，在《政协经济论坛》和《内蒙古日报·内部参考》上发表了《西部大开发不能没有内蒙古--与新闻媒体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就西部概念及几个"冠名"问题的商榷》。

他们一面上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同志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一面在全国"十五"规划有关研讨会上呼吁。

全国政协的党报《人民政协报》以"编者"名义在头版摘发了他们议政的要点，标题就是《西部大开发不能没有内蒙古》。

他们据理力争的结果，博得各地政协和知名专家的广泛认可。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2000年10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以33号文件下达《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的规定》，宣布内蒙古自治区以"10+2"进入西部"重点地区"，享受西部大开发的一切优惠待遇。

内蒙古党委主要领导为此称赞："政协的材料是雪中送炭！
"
二、针对大型历史电视连续剧《成吉思汗》在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审查难以通过，搁置8年之久。

内蒙古政协专家研究后，以北京标志性建筑中华世纪坛《中华千秋颂全图》漏掉"元朝太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为由，写了建议增补成吉思汗的文章《中华世纪坛的缺憾》。

有理有据而又简明扼要地肯定了成吉思汗在统一祖国、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上的巨大贡献。

他们通过"中华世纪坛管理中心"这个重要机构，向中央和中宣部领导作了反映，引起重视，促成了《成吉思汗-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大展》在中华世纪坛的展出，参观者多达12万，记者称"震撼北京"。

《成吉思汗》多集电视连续剧随后解禁，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剧场向全国播出，以很高的收视率成为中央电视台2004年度电视剧收视冠军，并在第25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评比中荣获长篇电视剧奖项，好评如潮。

中华世纪坛管理中心加盖公章给政协专家的回函中说："你们提到的世纪坛《中华千秋颂全图》不应漏掉成吉思汗的意见，我们认为很重要，应当引起重视。

我们将把您的意见向北京及中央的有关领导汇报。

"
三、2004年8月，国际、国内，网上、报上，关于日本考古学者在蒙古国发现成吉思汗陵墓的报道十分抢眼，造成了波及全球范围的误导。

内蒙古政协专家冷静分析有关报道后，认为所谓的"论据"和"证据"都站不住脚，"炒作"成分很大。

便深入调研，发表报告《国内外新发现有力证明：成吉思汗陵寝在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

不仅挖掘了旅美学者发现的新史料，考古发现的新壁画，而且走访了成吉思汗的34代嫡孙，第一次公开了黄金家族的观点。

此文发表在《内蒙古地方志》2004年第5期和《政协经济论坛》后，权威的《新华网》及时地、图文并茂地编发了一组6篇的"成吉思汗陵园"专题。

内蒙古政协的考证文章成了其中的重头戏，人称"成陵保卫战"中国专家"网上第一篇"。

2004年12月，《北京科技报》载文《2004年科技十大骗局》，揭露在蒙古国发现成吉思汗陵墓是一大骗局。

有识之士评论，内蒙古政协专家办了"守土有责"的事。

成吉思汗陵的真伪辨，既是文化遗产之争，也是知识产权之争，很多老同志赞扬政协这件事做得对。

2005年3月23日，党报《内蒙古日报》用整版配图加编者按登载了此文，很受欢迎。

说明党委、政府重视这类研究是很得人心的。

四、2004年秋，中共中央宣传部刘云山部长在首都"内蒙古文化周"期间指出："要研究和保护秦直道。

"中央电视台很快开始了这方面的宣传，但有意无意地夸大了秦直道的军事功能，杜撰了一些杀气腾腾的背景材料，说什么"秦始皇的铁甲骑兵，沿着秦直道，三天三夜就可直抵阴山脚下，打得匈奴几十年抬不起头来"。

无中生有地渲染了民族仇视，少数民族同志很不以为然。

政协专家组组织力量赴鄂尔多斯和陕北榆林、延安、西安等地调研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秦始皇一统六国后，把全国的民间兵器都收缴熔铸成"金人"了。

为了大乱之后的大治，他搞了包括"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和"中央集权制"等内并六国、外抚四夷的政策。

司马迁在《史记》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始皇欲游天下"，才命大将蒙恬修直道。

这条高等级公路是"统一之道"、"巡游之道"、"帝王之道"。

虽有政治宣示的作用，但秦代并没有直接用于军事的记载。

后代虽然汉武帝、隋炀帝、唐太宗走过，但王昭君自愿和
亲，与丈夫、匈奴族首领呼韩邪单于，出塞北上也走过这里。

秦直道是南北经贸发展之道，也是南北文化交流之道，又是通过石窟和文物证明的"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分支。

内蒙古政协专家组的研究成果《试谈秦代直道的和平功能和昭君出塞的旅游价值》于2005年7月在《中国·秦直道与草原文化研讨会》上宣读后，受到国内知名专家的肯定。

如中国长城学会会长罗哲文先生说文章有新意，有利于民族团结。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周天游先生说，观点既重视史实，又给人启发。

实践证明，我国著名考古学和人类学家李济先生的观点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早在1953年他就指出："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

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

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异族'了。

"他认为，"治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同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的学者一样，大概都已感觉到，中国人应该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没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

"
现在，包括政协专家在内的我国各族专家，正用历史的眼光、实证的研究和考古的成果，重新绘制着中华民族完整的"文化版图"：包括内蒙古地区在内的"草原文化区"，同"黄河文化区"、"长江文化区"一起，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三大主源地。

打造中国软实力的"新国学"研究，必须跳出"以长城为界限"、"以中原为中心"和"以汉族为中心"的认识误区，树立"秦时明月汉时关，长城内外皆故乡"的更符合历史实际的"大国学"新概念。

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延安窑洞中写成的《中国通史》是里程碑式的史学专著。

但由于当时掌握资料不够、考古支持有限，且以农耕文明为标准。

所以，今天看，只是半部中国史，而另外半部是汉族以外的兄弟民族写的，写在青青的草原上。

2009年季羡林先生为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新出版的《中国通史》题辞："普及中国史，提倡大国学。

"认为我们的"国学"，应该是长期以来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涵盖广博、内容丰富的文化学术，而绝非乾嘉时期学者心目中以"汉学"、"宋学"为中心的"儒学"的代名词。

"大国学应该包括国内各地域文化和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

现在，根据历史文献、野外考古和实证研究结合，我们能够还中国历史以本来面目了！研究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人才，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以多民族、大一统，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各有建树、共铸中华文明史为自豪。

"以和为贵，统一为荣"的大中华理念，是中华各民族生生不息、相濡以沫、百折不挠、众志成城的价值指归，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以"文明对话"代替"文明冲突"的特殊贡献。

历史一再昭示我们，"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和平进步"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理想，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更是历史主流、人心所向、时代选择！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历史不曾中断的硕果仅存者，成功的经验应该是"华夏一统，胡汉一家，合则双赢，分则两伤"。

理论的概括则是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所总结的"文化自觉理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

我一直认为，用大中华、大历史、大文化的新视角，研究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联系，意义十分重大。

所以，对内蒙古政协专家组关于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人才的研究，一直重视并尽力支持。

现在，他们的首批成果以《长城内外皆故乡》为题，集结出版，可喜可贺。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华文化，共有家园，是国家认同的基础。

爱我中华必须知我中华；了解西部才能深刻了解中国；了解少数民族，才能真实、全面地了解中华民族。

作为新世纪中国"大国情"教育、"大国学"研究的创新、延伸和有益补充，我希望这本"成果集锦"成为特殊的西部人文读本之一。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