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思维中的_天命观_

美国战略思维中的“天命观”

易宗堂

（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摘要：在美国2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天命观”持续塑造着美国的战略思维与国家战略。“天命观”是美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核心因素，它起源于清教徒的宗教信仰，根植于北美大陆的特殊地理环境，加强于世界上发端较早的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天命观”的演变经历了“种族优越论”﹑“天定命运论”﹑“新天定命运论”﹑“承担义务论”﹑“领导使命论”等五个阶段。

关键词：美国；“天命观”；战略思维

中图分类号：K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970（2011）06－0067－04收稿日期：2011－02－27

作者简介：易宗堂（1987－），男，湖南常德人，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世界史专业研究生。

关于美国战略思维中的“天命观”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学者“著述颇丰”。他们提出了诸如美国例外主义、美国例外论、天赋使命、使命感（意识）等概念，在我看来就是“天命观”的同义语。归结起来，主要有对其起源与形成、内涵的发展与演变、对美国外交的影响的研究，侧重于从美国对外扩张的角度来谈“天命观”的影响。①但是对于“天命观”的系统研究不够，在此，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试图弄清“天命观”的形成原因、发展阶段及对美国战略思维与行动的重要影响。本文的创新在于用美国人和美利坚民族、美国所在的北美大陆、美国的任务等三方面串起相关的概念，为“天命观”下定义。

不同的国家由于地理环境﹑民族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等的差异，战略思维观念与对外政策呈现出迥异的风格。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呢？美国外交史学家阿瑟·伊科奇的话或许最简洁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思想意识和具体的国家利益决定了美国外交的轨迹”［1］。因此研究美国的国家战略不仅要认识它的利益动机，还要考察其背后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塑造美国的战略理念和国家战略中的作用。而在美国2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天命观”是美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核心因素，也构成了美国外交哲学的核心。美国学者莫雷尔·希尔德等人指出：“考察美国外交事务的出发点是这种信仰，即美国在与外部世界关系中享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享有的特殊使命。”［2］所谓“天命观”即“使命观”或“天赋使命”。它发源于16 17世纪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的“宿命论”思想，其基本含义是：美国和美国人受上帝委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命运负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和使命。“天命观”的内容涵盖了这样一些相关的概念：对于美国人和美利坚民族，他们是“上帝选民”、“拯救者民族”、“现世中的圣徒”、“上帝的工具”、“最优秀的民族”；对于美国所在的北美大陆，这个国度是“山巅之城”、“希望之乡”、“民主的灯塔”、“自由的堡垒”、“新的耶路撒冷”、“上帝王国”﹑“道义之邦”﹑“应允之地”；对于美国的任务，是要建立“宗教理想国”，执行“神圣计划”，以“拯救”整个世界，带领全人类走向“重生”。这种使命感使美国迷恋其自身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把促进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和自由，维护世界的繁荣与和平视为自身的使命。

美国外交哲学理念中的“天赋使命”意识，起源于清教徒的宗教信仰，根植于北美大陆的特殊地理环境，形成于美利坚民族的特殊性，加强于世界上发端较早的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体。概括起来，“天命观”形成和发展是由清教徒的身份及独特的地理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清教徒———“天命观”的宗教根基

（一）宗教道德优越感———“天命观”的产生

清教是加尔文教在英国的变种，它是作为资产阶

2011年6月

第30卷第6期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Jun．，2011

Vol．30No．6

①主要文献有：王晓兰、李晖：《浅析美国扩张主义的宗教文化根

源》，《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7卷

第2期，第9 12页；蔡伟：《天定命运论》，《外交学院学报》，

1996年第2期，第87 91；刘旭东、沈晓菁：《美国外交中的

“扩张主义”根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第48

50页；陈传伟：《美国外交的扩张主题》，《湘潭大学社会科学

学报》，2002年第26期，第144 146页；王晓德：《美国例外

论”与美国文化全球扩张的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

第7期，第46－62页；周琪：《“美国例外论”与美国外交政策传

统》，《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第83－94页．

级和新贵族反对国王﹑封建贵族和主教三位一体的旧势力的思想武器，在15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中出现。“预定论”是清教教义的核心。这种理论认为上帝把世人分为“选民”和“弃民”，前者注定得救，后者注定沉沦，这是早已经安排好了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消极厌世，真正的基督徒应以在尘世的成功证明自己的“选民”身份。清教徒相信他们才是真正的“选民”。清教徒原本要在英国继续推动“安立甘国教”的改革，以实现他们的宗教理想，但是英国王室和政府却对清教徒实施政治迫害。

许多清教徒因此只好离开故土，来到了北美大陆寻找实现他们宗教理想的新天地。1620年，在清教改革家威廉·布雷福德的率领下，经荷兰乘坐“五月花号”船抵达北美。他们在前往北美途中签订了被认为是美国民主基石的《五月花号公约》，立誓“以上帝的名义”继续进行清教试验，“弘扬上帝的荣耀，推进基督的信仰，同舟共济，以契约的形式组成政府”，以求自我完善。1630年，当因信仰清教而被褫夺公职的约翰·温斯罗普带着一批摆脱了宗教迫害的清教徒终于找到实现自己宗教信仰的理想场所时，他不无感触地对同伙谈到他们所承担的使命之成败对世界未来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我们必须认为，我们将成为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3］128布雷福德和温斯罗普均为北美大陆早期移民的宗教领袖，他们以宗教的语言向世人展示了清教徒强烈的宗教道德优越感。

（二）美利坚民族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天命观”的世俗化

基督教是美利坚民族形成的重要精神力量。在北美殖民地建立之初，欧洲移民的大量涌入，各殖民地孤立分散且文化背景有差异，他们在思想上缺乏共识。18世纪20 70年代在北美殖民地掀起了“第一次宗教大觉醒运动”，这场宗教大觉醒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各教派之间的“门户之见”，殖民地的大部分人有了重新回到上帝的感觉，人们的宗教热情被点燃，与此同时，美利坚民族意识也被唤醒。美国的清教精神对美国独立战争（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北美殖民地的多数教派赞同和支持独立革命，北美清教徒牧师的布道和演说成为殖民地的人们斗争的思想武器，可以说，北美人民争取自由的独立战争是在政治和宗教两条战线上同时展开的。

美国独立战争的成功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与完善强化了美利坚民族的使命感意识。美国的开国先贤们把欧洲启蒙运动宣扬的理性主义的政治哲学（如关于国家的自然权利说、契约论、人民主权论等政治思想）与美国特殊的国情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美国早期独特的政治理念。这些政治理念体现在美国《独立宣言》、1787年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及美国早期的政治法律文件与政治家的言行中。随着美国历史的发展，这些政治理念渐渐成熟，并发展出自由、民主、个人主义、自由放任﹑平民主义等所谓的“美国信条”。［4］31在“美国信条”指导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被视为美国优越于欧洲的体现。旧大陆充斥着腐败专制，而新大陆以人民主权为原则建立的共和国民主政体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事件”。美国人眼中的自由民主制度是清教思想的世俗表达。

（三）推广“美国模式”的使命感———“天命观”的外交表达

美国独特的国家起源模式导致美国人自视美利坚民族肩负有一种宗教般的国家使命。美国人确信自身的民主政治制度、自由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为了实现“拯救和复兴世界”的梦想，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自己“优秀”的观念和制度推广到全世界。

几个世纪以来，美国对外战略思维有四种基本方式：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杰克逊主义。［5］导言美国外交政策不断地在这四种方法之间变换、组合，它们对国家政策影响的竞争与博弈会比一个人的智慧（不管多么伟大）能缔造出更好的外交政策。汉密尔顿主义与威尔逊主义都主张一种国际主义的扩张路线，这种思维大致是当今美国民主党所继承的。总而言之，上述宗教道德优越感与美利坚民族的独特性在美国战略思维中影响深远。第一，汉密尔顿主义者认为国家应该用均势、“胡萝卜”与“大棒”等一切手段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工商业利益，而商业可能成为和平的理由，经济的强大与繁荣是美国“天命观”实现的物质基础，比如19世纪末的“门户开放”政策，二战后美国创立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体系。第二，威尔逊主义者认为应该向世界推广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人权等一系列的“美国模式”，这种传教士情结就深深根植于美国的“天命观”。从19世纪初开始，世界各地出现了大量的美国传教士，传教士们是“天命观”的践行者，他们使美国文化向世界传播，如威尔逊在一战临近尾声时提出符合美国称霸需要的“十四点原则”。

二、北美大陆独特的地理环境———“天命观”存在的现实空间

美国人生活的北美大陆为“天命观”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在美国人看来，北美大陆独特的地理环境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它的“神圣性”，清教徒认为他们是“上帝选民”，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