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综述

关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综述

学生：寻小枚 201040820108

指导老师：李杨

国外研究现状

一、农业全要素定义的研究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QT．Baonon、M．R．Cooper 和A．R．Brodell等人提出，它是一个综合测算农业经济效率的理论和统计指标。直到20 世纪50 年代中期，乔治·施蒂格勒才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明确定义。琼·肯德里克指出之所有要衡量全部投入量的使用效率或衡量生产率的变化是因为投入要素结构的变化也会对生产率的变化有所影响，而产量和某一特定投入劳动量或资本之比只能叫做部分生产率，并不能完全表达生产率的变化。

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研究

Tim J. Coelli和 D. S. Prasada Rao（2005）采用数据包络的分析方法，研究了占世界人口和农业产量的主要部分的93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出和生产率水平。发现在全球性的框架内研究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收敛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发散。文章还考虑到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力指数的影子价格和价格股，检查了他们的发展趋势和存在的合理性[1]。Tim Coelli、Sanzidur Rahman和Colin Thirtle(2003)用随机生产边界模型来分析孟加拉国从1960-1991年16个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变革。研究表明，技术遵循U型变化，技术效率下降和技术进步缓慢的综合效应就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每年0.23%的速度下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依赖于绿色技术革命和农业科研投入[2]。

三、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应用的研究

随后Grilliches 和Alston 将全要素生产率概念广泛应用到农业领域，1992 年Jorgenson 和Gollop 对美国私人非农经济部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农业的生产率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82％[3]。Antonio Flavio Dias Avila和Robert E. Evenson(2010)通过计算出来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资金指标进行对比发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资本联系紧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成本的降低需要技术资本的支持，而技术资本需要长达20-4-年的投资[4]。Stephen M. Miller和Mukti P.

Upadhyay(2000)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样本，研究了开放、贸易导向、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一个国家的开放性越高更有利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人力资本和资本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做出了积极地贡献。[5]

国内研究现状

1、关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研究

在国内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最早研究的是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1992），他认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初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业产出的迅速增长，注意到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农业产出的重大作用[6]。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深入研究。而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有以下四种：第一种是因为相对于单要素生产率来说，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能够全部总和各投入要素的效率，反映农业生产中除投入以外的其他技术因素以及制度因素对于农业产出的影响[7]。石慧、孟令杰（2007）第二种认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是农业生产过程中总产量和全部要素投入量的比率[8]。应瑞瑶、潘丹（2012）是生产单位在生产过程中单位总投入( 加权后) 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分母一般用各要素投入的加权平均表示[9]。范丽霞、李谷成(2012）第三种不同的观点认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就是农业科技进步率。农业科技进步就是在农业生产活动中不断地应用新技术，使生产要素重新组合，是农业体系的效能达到最优、生产效率最高、生产费用最低[10]。谢晓霞（2012）.还有第四种学者认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含义与其他全要素生产率的含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指剔除了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投入外所有要素所带来的农业产出的增长率。

2、关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法研究

曾先峰等（2008）运用数据包络分析的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法，选取农林副渔劳动力等四个投入指标，测算1980-2005年间我国各地区的农业生产效率。得出：1980-1985、1986-1989、1990-1995和1996-2005年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11]。王奇(2012)等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方法将中国农业1992 － 2010 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GTFP) 与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 进行了比较分析。

结果表明，纳入环境要素后技术效率的下降趋势和技术进步的增长趋势都有所放缓[12]。全炯振（2009）运用非参数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指数模型和参数随机前沿函数模型结合起来的SF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测算了中国各省份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发现：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技术诱导性的增长模式、呈现明显的波动性（阶段性）、地区之间增长的不平衡[13]。金怀玉、菅利荣(2013)则全部以实物量指标作为农业生产的投入产出，并采用非参数的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方法，对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得出近年来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普遍下降是由于受自然灾害影响[14]。王兵（2011）等则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发现：东部地区的农业无效率水平显著低于中西部地区，产出无效率、役畜投入无效率和播种面积无效率是中国农业无效率的主要来源[15]。石慧、吴方卫（2011）使用非参数的双边相对Malmqutist生产率指数(Bilateral Relative MalmquistProductivity Index--BRMPI)的方法发现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能够显著促进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的作用在不同的样本时期有差别，这可能与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有关[16]。郭萍，余康，黄玉(2013)利用中国省级地区面板数据，采用Färe-Primont生产率指数测度了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而采用夏普理值不平等分解法对中国农业TFP地区差异进行了测度与分解。结果表明：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地区差异的57%来自农业剩余混合效率地区差异的贡献[17]。赵文、程杰（2011）从农业生产率的国际比较出发，使用索罗余值法和Tornqvist-Theil 指数法，在修正投入和产出数据的基础上，重新考察了1952～2009 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总体来看，中国农业增长主要是由投入驱动的，技术进步的贡献较小[18]。

3、关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范围的研究

孙骏，蔡贤恩(2010)利用协整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动态模拟福建省对外开放度对福建省农业技术进步变化率、技术效率变化率的影响，以及对外开放和两者的协整关系，进而说明对外开放对其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作用[19]。李尽法，吴育华(2008)通过分析河南农业全要素增长的内在动力表明其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共同作用使河南农业资源配置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作用不明显[20]。这与刘战伟(2011)的结论是一致的，都认为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效率是促进河南农业协调快速发展的关键[21]。李立清，周贤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