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传统观念

谈传统观念

作为华夏一族，由于人种和生活环境的不同，虽久经历史的融合，仍未能消除南北国民在体格及性情上的差异，而呈现南方人柔荏驯良、北方人粗暴豪迈的总体态势。但全国统一的汉字将国民结为一体，使举国几无种族歧视之抬头。

国人在既定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下，形成了以享受简单家庭生活为人生目标的价值观。传统社会里人口稠密使生存压力增大，法律缺乏使个人自由无保障，大大增加了国人生存之难度。为此国人做出如下响应：一是降低索求的标准，以退至仅求取生存之所需；二是谋求更有效的摄取措施，使国人变得实利、冷淡而腐败；三是寻求自欺式解脱，使国人形成和平、知足、镇静、忍耐等秉性；它们可统括为圆熟，它使人丧失了智力和体力上的进取性，而表现为一种消极的避让的力量。由于家庭是人类生存的最简单最经济的组织形式，因而也就被国人选定为其基本价值观的载体。

同时儒教进一步强化了国人的家庭价值观。名分说是儒教的核心内容，其实质是在社会上给人定好位臵，并规其行为，以建成一个等级分明、行为规范的社会体；其所宗奉的五伦中，有四伦关乎家庭，即父子、夫妇、兄弟及朋友，这大大提升了家庭在人生中的价值；它还力倡崇拜祖先制度，既增强了儒教的渗透力，又强化了家族制度。名分说突出强调了家族意识，却无意间淡化了人们的社会意识和民族意

识，促使家族制度成为我国社会的根本制度，使国人有家的观念而无国的观念。当政治与道德混合后，导致了徇私舞弊及政治腐败的恶习。

儒教理论体系有自荣之力量，因而能在古代中国大行其道，长盛不衰。一是儒教有强大的渗透力。一切学理的本质，是其创始者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而往往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这必然不利于其被广泛接受。而儒家学说是从分析人世俗事常情中总结升华而成的学理体系，内容通俗易懂，理论完整自洽，因而具有天然的亲和性、扩张力及渗透力。二是儒教有显著的适用性。儒家教人以家庭为重，这切合古代国人在社会压力下的生存需求，因为家庭是保障人类生存成本最小的组织形式。三是儒教有强大的自荣力。儒教强调祖先崇拜之仪式，部分的实现了生命永恒的问题，既能给人以宗教般的安慰，又激发了人类的生殖力，扩大民族之量；当这一理论结合科举制度（孔孟典籍是科考之全部内容）后，一方面确保了儒家思想得到世代传承，另一方面通过择优取士提高了民族之质；可以说儒教从提高民族的量与质这一根本上，解决了其本身的传承和发展的问题。此外，儒家的名分说及中国无固定阶级（以科举取士）存在的事实，促使国人形成了命运观念；命运中的命乃定数，运乃变数；名分说教人安分守己，无固定阶级之事实告诉人贵贱有轮回，两者之间有自洽性，其后者之事实为前者之说教提供了证明，从而

使人能安于此时今世之名分而不为人生之不平等而抗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既然如此，那我就安分守己吧，也就信了“老孔”你了。

当然，儒教自荣的“阴谋”能得以实现，还有赖于她选择了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我国历史上约每八百年北方民族征服南方民族的规律性事实，既揭示了文明衰老更替的定数，也揭示了华夏民族的神奇持久力的来源；外族征服汉族后，促进了族间通婚，提高了国人的身体素质；同时由于国家太大，外族无法完全摒弃汉族管理人员，因而形成外族居高层，汉族居中下层的政治体制，她确保了“改天而难换地”，即维持社会机构运转的主要力量是无法完全更换的，因而文字和文化也是不可能改变的，其结果必然是生命力强的孔孟文化同化并吸收了异族文化转以自荣而存续。

价值观决定了方法论。既然社会现实剥夺了国人的诸多欲望，那么无欲则不争，不争则平和而知足，知足而幸福。国人的不争、平和及知足的秉性，妨碍了他们发展分析能力，因而无法发育科学方法和逻辑思维，而只能依赖于普通的感性（直觉、直观的想象、质朴的拟想），它以综合的具体的见长，通过对事实之感悟来提炼经验，以资为智慧的基础。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其意思就是说，天道是可知的但不可表述的，是可感悟到的却是难以确切认识它的；他似乎在可知论与不可之论之间找到了一条出路。这一思维

方式优点在于能以整体的角度来认识和分析问题，有时能更准确的摄取事物的本源。这一思维方式的实质是不以单纯的理，而是结合情与理来分析事物及判断是非，这就是中庸之道。中庸者，中和而不偏执也，它必然导致国人在思想上厌恶一切过度的学理，在道德上厌恶一切过度的行为。实践证明，用它来处理人世之事显然更具实用性，这也是国人表现多智的原因。而西方世界崇尚个人自由主义，它同时激发了个人的无限占有欲，促使生成旺盛之精力，从而形成精确分析的思维方式。

价值观还决定了艺术观。国人的家庭价值观促使形成了以人与自然相和谐为哲学基础的艺术观或美学观。中国的家庭生活方式实指农耕田园生活方式；因为科举制度的实行，使大量农村寒士进入统治阶级，同时也将已烙在他们意念中的田园生活观带入统治层，并广泛影响民众而转化为社会的一种主导意识。田园生活的特点是：勤、俭、淳、和，它促使人少欲、注重精神的满足、自治、平和，这能大大降低个人调整和社会治理的成本，因而是有自发力和持久力的。知足平和不争的秉性促使国人形成了“境界论”的艺术观或美学观。王国维的境界观是国人传统美学观的最好的表述，其基本含义是：境界是诗人以情驭景，择景叙情，并达到情景交融的境地。它的特质是不争而求和，讲求人世与自然世界融合、和谐的美的概念，而明显有异于西方的竞争性征服性

的美。国人知足平和的价值观是他们能达到空灵的艺术心灵的优越条件，同时也是人世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学观的哲学基础。

国人在儒教的深刻影响下，其人生理想是以家庭生活方式享受现实人生，而不以来世为意义，因而国人对宗教无迫切之需求。但国人依然觉察到了人生的短暂及死亡的悲切，这人生的空幻感无时无刻不在侵袭他们的神经，刺伤他们敏感而脆弱的心。针对这一点，孔教的祖先崇拜是一种安慰，对道教和佛教的信奉是一种麻痹，而诗歌的创作是一种发泄，因此民族能得以平和而持久的延续。诗的本质是人类性灵的发抒，是在悲苦、落寞、短暂及无奈的人世中找寻慰藉的途径，这正类同于宗教的作用。国人是极适合写诗的。诗是思想染上情感的色彩画，而国人常以情理来审视人世间；诗是人们对情感的具象描写而形成的，而国人正擅长于具象的感性；诗需要活波清明、意形简约、音节明朗的文字工具，这正是汉字的特点。汉字是形音分离的，其形的稳定性促成了文化的传承性，其音的单音节性促成了其明朗性，它天然是作诗的好材料。由于注重以形表意而不以音表意，促成了汉语文法的发达及成型，以及用词简洁的美学观念和国人含蓄的心智习惯，这是中国文学艺术超前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以文学的句法及辞藻的标准来写应用文章，常导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