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票号与诚信义利

晋商、票号与诚信义利

辉煌三晋，人杰地灵，历史上的晋商曾创下了称雄商界五百年历史记录。据相关资料记载，明清之际中国的晋商与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并称世界三大商帮！事实上，明清之交的古老中国，地域性的商帮并不少见，连同晋商在内当时曾有十大商帮之说：徽商、龙游商、洞庭商、江西商、福建商、广东商、陕西商、山东商、宁波商。肇始于明朝初年的开中制，晋商开始崭露头角，到了清中叶，旅蒙贸易又进一步发展壮大了晋商的经济实力，最终，票号的出现成为晋商商业成就走向顶峰的标志。回顾这数百年的历史，晋商之所以能够在国内激烈的商战中脱颖而出，是与三晋大地商业文化的高度发展密不可分的，而票号，也就成为这种商业文化的精华所在。

山西票号是晋商在商业活动发展壮大之后自发创办的一种旧式金融机构，道光三年设立于平遥西大街的日升昌票号成为这一产业的鼻祖。在日升昌的带动示范下，平遥、太谷、祁县陆续开设了为数众多的票号。十九世纪后半叶，鼎盛时期的山西票号在全国各地的80多个城市设立分号，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金融网络体系，而平遥、太谷、祁县也因此成为当时中国的金融金三角。进入二十世纪，票号产业虽然总体有所衰落，但其在金融界的地位依然举足轻重。1907年，合盛元首次在日本东京开设了支行，半年后，又相继在东京、横滨以及韩国仁川设立分行，成为中国人在海外开设银行的先驱！以山西票号为代表的中国商人不仅赢得了国人的信赖，甚至相较同期的洋行，在行业素质方面也毫不逊色。20世纪初，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曾说过：“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以有历史基础，能继续发展的山西票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如果说作为国人的梁启超不免有溢美之词的话，那么，19世纪末英国汇丰银行上海支行经理所作的评价自然较为公允了，他说道“这二十五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主要是晋商）作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没有遇到过一个骗人的中国人”！

究竟是依靠了什么样的商业文化，才有如此成就，而这种体系，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对于晋商的成就，许多人曾归结于三晋民间浓厚的重商意识，在票号的发源地平遥不是有这样的谚语：“人养好儿子，只要有三个人，大子雷履泰，次子毛鸿翙，三子无出息，也是程清泮”。三晋子弟中最优秀的人才往往选择从商而不是业儒，如此一来，是不是庸俗的功利思想钱财观念就比较突出呢？显然，这种说法是比较偏颇的。历史上曾经有人撰写这样一幅对联来形容晋商的商业文化：诚信为本，纵横欧亚九千里；

以义制利，雄霸商场五百年！

看来讲究诚信，崇尚以义制利就是晋商克敌制胜的法宝了。如果考察晋商的发展历史，我们惊讶地发现，这种义利观念的萌芽早在明朝就已经形成！大文学家李梦阳在他的《空同集》中曾记录了蒲州永济商人王文显的一段话，王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物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商人虽然处于四民之末，但同儒士一样，需要励行操守，才能有所成就。如果说这依旧是儒商的见解，那么民间同样有着类似的谚语流传：“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当这种诚信观、义利观潜滋暗长，水乳交融般体现在大小晋商的商业操守之中，它所推动的，就是整个晋

商王朝地域性的崛起！

从早期的商铺开始，晋商就十分注重打造以信为本的经营理念。旅蒙贸易兴起之后，对于北方各少数民族，晋商始终严把质量关，讲求以质取胜。当时旅蒙的大商号几乎每家都有自己的金字招牌。汾阳壁光发以经营皮毛为主业，他们所出售的货品均有铅字印牌以防假冒，故而在国内外极富盛名。而祁县乔家的长裕川、榆次常家的大德玉，在加工完茶砖后，也都要贴上本号的商标，并写明监造字样，以至于蒙古人、西北各族人乃至俄国人一旦认准一家茶庄的品牌，就会长期购用，终生不变！更加令人称奇的是，因为这些茶砖质量可靠，各族人民约定俗成，竟然以茶砖代替银两流通，成为物资交换的手段之一！

如果说讲求诚信表现在注重信誉，保证品质这些方面的话，那么，以义取利就更多地表现在晋商为客户提供的整个服务体系的方方面面。旅蒙晋商主要是服务于蒙古族人，因此，入伙店员首先必须在总号实习三年，学会蒙古族语言，才可派驻个分号或者参与流动售货，而为了促进店员蒙古语的学习，晋商曾自行编纂过蒙古语言手册！在广袤的蒙古草原上，为了更好地亲近当地人，店员尽力掌握一些基本的医疗知识，马队中储备一定数量的常用药品都被巨细无遗地一一加以践行。一旦深入了解蒙古族人的生活习性，晋商也会因地制宜制造贩卖一些木碗之类的小物件，固然没有很高的利润，甚至只能勉强收回成本，但在与人方便的同时，也更加提升了晋商自身的信义，拉近了买卖双方的距离。在茶砖的销售包装方面，因为各地的习惯多有不同，晋商也特别采取专项加工的策略。大盛魁的砖茶有36块一箱的，专销张家口；有24块一箱的，专销归化、包头；还有39块一箱的，则销往乌苏里雅台、科布多等地。

当商业活动发展到票号这一阶段时，晋商对于诚信、义利的行业操守就更加尊崇了。票号成立之初，财东与经理实行双向选择。财东或由介绍人说项，或者自己观察，一旦确信此人有谋有为，能守能攻，足以担任经理之职，即厚礼相聘，遵照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惯例，委以全权；而受聘之经理，事前也须与财东多次面谈，确信财东任事的决心之后，方才陈述业务规划以及人员安排，如果双方意见一致，即告合作成功。财东以资财、经理以人力各占一面，精诚协作相得益彰。财东既不预定方针于前，又不实施监督于后，无所掣肘，票号经营自然灵活多样，及时高效。票号实行股份无限责任制，如果经营不善，发生亏损或者破产，财东必须担负所有责任，经理、店员并无连带责任。股份无限责任制固然可以说是票号在制度设计上的巨大缺陷，但这也更进一步表明：诚信、义利等行业操守在很大程度上为财东及经理、店员所奉行。

正是由于这份诚信义利的商业操守，不仅各个商号内部形成大大小小的群体合作关系，从朋合营利发展成为合伙经营；商号之间也凭借地缘、血缘等纽带而结成地域性商帮，出于稳定协作的战略性考量，祁县乔家与本县渠家（渠源祯）、古县闫家（闫维藩）以及太谷曹家之间亲家、师徒等亲缘关系极为密切。另外，用联号制来构建行业性组织，发挥集群效应也比较普遍，如毛鸿翙辅助介休侯家先后创设的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天成亨就号称票号界的“蔚字五联号”，声势极盛。血缘、地缘商号联合体进一步发展，地域性的行会组织就出现了。鼎盛时期晋商所建的会馆遍布天下，仅京师一地，就有44家之多！以会馆为载体，树立集体意识，团结互助，促进行业间公平有序的竞争、协作关系，维护晋商的公共信誉，同样成为各商号共同致力的目标。

当诚信义利的商业文化经过长期的培育积淀，转化为三晋商帮共同的商业操守，又进而升华为晋商的整体形象时，其所激发的市场号召力显然是十分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