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形象

经济观察报/2008年/9月/15日/第045版

全球视角

俄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形象

金雁

索尔仁尼琴的去世在俄国引发了一系列讨论，其中有趣的争论是：索翁是“俄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吗？在这方面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有人说，索尔仁尼琴“是最后一个俄国传统知识分子”，但也有人说，他是“对激进知识分子制造的恶果的最深刻的反思者”。

实际上，这涉及到过去人们指出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知识分子定义。一种强调俄国知识分子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思想性”，他们具有宗教情怀，完全沉浸在脱离世俗的纯精神领域，继承传统的文化资源，是所谓不问政治的“国学家”。而另一种定义把知识分子看成关心现实的批判家、激进派，他们摒弃传统，把打破“旧世界的虚假的平衡”视为第一要务。从前一种定义出发，有人说俄国知识分子有贵族气，孤傲清高，把个体的精神追求看得高于一切。但从后一种定义出发也有人说，俄国知识分子是天生的民粹派，厌恶贵族社会，蔑视贵族的特权，主张民众至上，淡化个人而凸显群体。在俄国之外的西方，这两者则与以赛亚・伯林关于“知识分子两种类型：狐狸与刺猬”的说法密切相关——伯林本人正是出身于白俄知识分子流亡者家庭。那么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呢？

沙龙里的“狐狸”：西方派与斯拉夫派

让我们从头说起。

1825年十二月党人的起义被镇压以后，尼古拉一世的反动统治使俄国进入到一个“冰冷的冬天”（诗人雅泽科夫语），沙皇对贵族的不信任越来越明显，成立新的警察机构——第三厅，用以防范思想意识形态、严控社会思想；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实行的大学自治被取消；1826年颁布了新的书刊检查制度，严禁一切对沙皇、政府和官方东正教不满的言论；保守贵族、教育大臣乌瓦洛夫提出的“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三位一体的纲领成为沙皇政府的基本国策。高压之下，俄国贵族中弥漫着寒潮袭来的紧张气氛，许多人销毁日记、信件、文章以求自保，在这个“思想界的沉寂期”，同情十二月党人的贵族知识分子，要么去国外留学，要么转入文化领域，“大约十年的工夫俄国才从这一被奴役被迫害的状况中苏醒过来”（《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74年，523页）。1830年代地下小组活动和贵族家庭沙龙又复苏起来，成为新的“磁场”，正如赫尔岑所说，这是个“外部的奴役和内部的解放”并存的时期，也是俄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群体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

从19世纪30-40年代，俄国思想界进行了一场关于历史性质和发展道路的大论战，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争论。西方派的代表人物有安年科夫、恰达耶夫、卡维林、别林斯基、赫尔岑等，他们认为俄国无法孤立于欧洲，从彼得大帝和叶卡特琳娜二世已经把俄国拉上这条道路，俄国就处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下，俄国必须脱离特殊性，从西方的经验中寻求出路，并且以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来改造俄国，废除农奴制，思想政治自由。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有霍米亚科夫、阿克萨科夫兄弟、基列耶夫斯基兄弟、陀斯妥耶夫斯基、萨马林等。他们认为，俄国的历史特点就在于他的“村社原则”和东正教思想，俄国应该走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不同于西欧发展的道路，未来的方向是回到彼得大帝以前的传统道路上，

“俄国发展道路”的讨论是具有贵族风范的争论，几乎可以说，19世纪所有的真正为俄国命运而焦虑的文学思想大家都卷入了这场讨论。有几个因素把他们结合在一起。首先，他们志趣相同，关心俄国发展的命运，有相同的经历和结识的机缘，很多人都是莫斯科大学的校友、哲学协会的成员、读书俱乐部参加者，莫斯科大学的斯坦凯维奇小组、赫尔岑-奥加廖夫小组，以及稍后

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等是“19世纪思想家的摇篮”，两派都是从这种自发的小组发展而来的。从西欧学来的贵族客厅沙龙文化成为思想博弈的平台，在那里，经历了十二月党人事件的“智慧痛苦”而更加热衷于思考、热衷于探索的人们，在各种聚会和小组中不倦地进行热烈激昂的思想争鸣。恰达耶夫回忆说：“每逢星期五我们在基列耶夫斯基家聚会，星期四有时在科舍廖夫家，偶尔在巴拉丁斯基家，一周我们聚在一起两三次，霍米亚科夫不断的辩论，基列耶夫斯基诲人不倦，科舍廖夫娓娓而谈，巴拉丁斯基沉浸在诗中，恰达耶夫则善长说教”

（恰达耶夫：《世纪价值——人类思想宝库・恰达耶夫卷》莫斯科1991年）。齐切林说：在这些辩论中，我“第一次感到那种从未有过的、出于人类灵魂中最高尚和最良好动机的对思想的热爱”，“我想成为这种精神活动的参加者和活动家”。安年科夫则称1840年代是一个值得回忆的“光辉的十年”。

贵族知识分子的“绅士风度”

“斯拉夫派”与“西方派”双方的组成，只是以思想理念分野，是一种松散结构，人员变换不定、彼此平等，没有形成组织，没有纲领，也没有画地为牢式的门户观念。其内部既可以改换门庭，也能够自由争论，争论双方之间常常保持良好的私人友谊。如恰达耶夫是西方派，却与霍米亚科夫等人关系亲密。两派的行为方式都是很“君子”的，挺有贵族气，或者是挺“自由主义”的。大家都遵守一些不成文的规则，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我们都是文明的孩子”，都是有教养的人，都是“没有彻底越出贵族世界的人”。激烈的争论偶尔也会出现越界的人身攻击，但总是适可而止，如赫尔岑总结的：“我们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与众不同，像是希腊神话中的门神伊阿诺斯，或是像一只双头鹰，我们望着不同的方向，与此同时，却又像有一颗共同的心脏在跳动”。这种高雅的沙龙讨论与后来俄国民粹派的组织模式和布尔什维克的党派纪律完全不同。

除“西方派”的个别人物外，他们几乎是清一色的贵族出身，既没有显赫的官吏也没有平民（贵族知识分子是很排斥“有知识的官员”的，甚至排斥自然科学家），都受过西方启蒙运动的教育。过去人们往往夸大了他们之间的差异。不言而喻，他们对俄国发展道路的观点不同，但是他们也有很多共同点，比如都是沙皇专制与农奴制的反对者。过去被视为保守的“斯拉夫派”的霍米亚科夫就参加过十二月党人的《北极星》杂志的编纂工作，也赞同他们的基本思想，只是不同意起义的计划。甚至有研究者认为，斯拉夫派“是俄国自由主义的一个变种”，是贵族自由派的一支，是在民族主义和传统符号下的自由主义。但另一方面，他们又都不主张用激烈的革命方式颠覆现政权，都不主张用“社会革命”方式改造世界，他们都具有人道主义的情怀。用霍米亚科夫的话说：“我们既远离保守主义的盲目片面性，又远离革命的无道德性及危险的自我信念”。在1845年大论战高潮时，阿克萨科夫和别林斯基相互向对方宣布，因为思想差异过大，争论激动时难免会伤害相互的感情，他们将不再来往，然后以伤感的“俄罗斯拥抱”来惜别。这种“绅士风度”后来在革命队伍中屡受嘲讽，而在侨民哲学家中则成为佳话。

他们也承认对手的价值。作为西方派代表人物的别林斯基这样评论斯拉夫派：“作为对无条件模仿（西方）的抗议，作为俄罗斯社会需要独立发展的证明，斯拉夫派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美好的事实”。斯拉夫派的出现是对西方派的一个矫正。西方派的赫尔岑在斯拉夫派阿克萨科夫去世时的悼词中说：“基列耶夫斯基兄弟、霍米亚科夫和阿克萨科夫履行了自己的责任，他们的一生有长有短，但在闭上眼睛的时候，他们都可以问心无愧，他们已做了他们要做的事情”；“俄国思想界的转折点是从他们开始的，我们与他们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与众不同，我们有共同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这种共同的爱使我们有权向他们的坟茔俯首哀悼，给安息在墓中的人们撒上我们的一撮黄土，对着他们发出深深的祝告：但愿他们的墓上和我们的墓上，生长出一个繁荣昌盛的年轻的俄国！”（赫尔岑：《往事与随想》189-190页）。

贵族知识分子讨论什么？

他们当时的讨论有几个特色：

第一，文学中心主义。在政治渠道关闭以后，文学杂志是当时惟一可以公开讲话的地方，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