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子的为政思想

论老子的为政思想
老子，又称老聃、李耳，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在道教中老子被尊为道祖。

鲁迅曾说过：“不读老子，不知中国历史。

”老子是世界百位历史名人之一，存世有《道德经》（又称《老子》）。

其作品的精华是朴素的辨证法，主张无为而治，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

《道德经》体现老子无为的思想，是道家学说的代表作之一。

它虽仅八十一章，五千余字，但其微言大义，包含丰富的内容，蕴含深刻的思想。

在此书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便可发现不同的内涵和意义。

历来许多人认为老子思想是一种消极的避世观点，然而我看未然。

《道德经》中许多内容都与处世之道、为政之道相关，如“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夫唯不争，故无尤”。

此外，书中也有大量的民本思想：“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老子处于春秋动荡之际，民生疾苦，他只是想以“道”的观点提供解决战乱纷争，以求诸侯间和平相处之道。

为政之道，是老子思想中的重要方面，且看《道德经》中蕴含着怎样的为政之道。

一、从历史背景看无为而治
老子生活在的春秋末期，正值礼崩乐坏、王室既衰、诸侯力政、动荡不安之际。

世道纷争促使志士仁人思考救世方略。

当时，儒家主张礼治、德治、仁政，墨家提出尚贤、尚同、兼爱、非攻，法家则主耕战厉法。

与前面诸家的“有为而治”不同，老子推崇“无为而治”。

做过多年周王室史官的老子洞悉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鉴于对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解、对社会现状的深入反思、对现实政治的深入考察和对统治者的严厉批判。

他认为，天下动乱、民不聊生、危机四伏是统治者因贪婪、妄为、淫逸等“有为”所带来的后果。

老子在《道德经》中做出细致形象的描述：
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馀；是为盗夸。

非道也哉！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老子对统治者这种“无为”及其所带来的后果深恶痛绝。

从“道法自然”的天道观出发，老子提出“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忠告君主“爱民治国，能无为乎”，“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候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无为”的内涵是“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即顺任事物自身的状况去自由发展，而不以外在的强制力量去约
束它，它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不要必要的作为，更不要强作妄为，因为“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道德经六十章说到：“治大国，若烹小鲜”。

意思便是治理国家就像煮小鱼一样，不能随意翻动，要不然鱼就会烂掉。

河上公注词句云：“烹小鲜，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扰，恐其糜也。

”这旨在说治国要保持清宁，告诫当政者为政之要在于不扰民，扰则害民，虐政害民，灾祸就要来临。

若当政者能做到无为而不扰民，则百姓各安其事，社会稳定。

是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
思想总是植根于现实的土壤。

因生活在动荡的春秋末期，老子根据自己多年的观察和思考而得出“无为而治”的政治观点。

这种观点，旨在消解统治者对民众的生产生活的干预，批评那些不尊重客观规律的强作妄为，“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

二、从政治意义上看无为而治
陈鼓应先生曾说：“…道‟是老子哲学的中心观念，他的整个哲学系统都是由他所预设的…道‟展开的。

”“道”在生活态度和方式上的体现为“自然无为”，而具体表现在治国为政上的方法策略便是“无为而治”。

老子的政治思想以“道”为原则，以“无为”为手段，具有一定的人民性与革命性，并有其理想的政治制度。

然而一直以来，许多人对“无为”都存在极大的误解，以为是“没有作为”，或“无所谓”，并由此得出错误的结论：老子思想是消极的。

其实不然，老子主张行道，一切照自然发展规律进行，而不是加以任何人为的措施。

“无为”的“为”就是指人为的和违反自然的事儿。

老子提出的“道”是企图以它来代替当时统治阶级依靠的“天”，以“无为”来反对当时的政治制度。

在《道德经》的第七十二章中，老子说：“民不畏威，则大威至。

”
老子的“无为而治”并不是要求统治者“无为”、“无事”。

对于“无为而治”的含义，在《淮南子·修务训》中有比较全面的诠释：“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里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

”“无为”即“推自然之势”，顺物之自然，消除外在力量的阻碍，排除主观意志的干扰，让事物顺任本身固有的性能发展。

如果将此思想用于治国，即不过多地干扰民众，而任其自化。

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并非是坐而待治，而是要按照自然之道，贯彻无执无私的原则。

《道德经》中第六十四章说到：“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
“无为而治”在政治上内涵主要有三方面：
1、清静无为
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六章中说：“罪莫大于可欲，咎莫大于欲得。

”贪欲
是造成社会罪恶和灾害的源头。

他认为统治者“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带来的恶果是“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

正是统治者无限的占有欲，才导致了国家的衰败和混乱。

因此老子提出：“我无为而民自化。

我好静而民自正。

”
2、无事理天下
老子说：“为无为，事无事。

”“无事” 即“无为”，“无事”是相对于“有事” 而说的，“有事”是指统治者设禁忌、制法令之事，以苛政治国，而导致天下混乱无道的局面。

老子认为若统治者通过苛政扰民，就会违背百姓的愿望，就难使天下归心。

故此统治者应“以静治国”，无事而天下清。

3、防微杜渐
老子看到了客观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易到难的过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老子提出了“为之于未有，识之于未乱”的原则。

对于“无为而治”所带来的社会效应，老子在《道德经》的第五十七章中有详细阐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古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意即国家的教诫禁令越多，人民越陷入贫困；君主的权谋越多，国家越加混乱；人的诈巧越多，邪恶之事越层出不穷；法令越来越森严，盗贼反而不断地出现，“有为”、“有事”、“多言”而治理的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老子以此告诫统治者应减少对百姓约束，辅之以引导，以无为处事，以无言施教。

在行动上，老子提出“人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希望统治者更多时候以民为本，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统治者无事理天下，清静无为之策一旦得到百姓拥护，天下归心，国家自然安定可治。

这正是老子期待的一种社会生活：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悠兮其贵言。

供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三、从后世影响看无为而治
老子“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并没有的到各诸侯的认可和支持，却在后世得到发展和应用，成为宝贵的治国思想财富，对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权建设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在古代封建社会政权更迭，战乱初平的时期，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往往会成为治国良策，对缓和矛盾、稳定政权、发展经济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例如在西汉建立之初，经济凋敝，百废待兴。

当时的统治者便是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低赋税，重发展，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因而出现“文景之治”的盛世，造就了后来汉武帝时期的繁荣。

与此相反的是，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平定天下之后，不知“无为而治”之道，更是大兴土木——修长城、建陵
墓，焚书坑儒，弄得民不聊生，最终导致四海初平，战火又起的乱世再现。

尽管老子的“无为而治”有其积极地一面，但我们同样不能忽略其局限性。

“无为而治”是寄托在战乱之后，百姓思定，渴求和平的愿望之上，却忽略了人性的贪婪和社会的复杂，故在更多时候被统治者弃而不用，“无为”也因此只有在特定时期才会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并得以应用。

结束语：
老子的思想以“道”、“自然”、“无为”为主线针对当时的现实环境提出了多种层次的应对措施。

这些措施中既有只适应当时特定现实的具体政治结论，更有可以与不同时代棚结合的政治原则、政治理念。

而这些政治原则、政治理念是值得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加以总结、继承和发扬的，并以此推动社会和谐秩序的建立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