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陌生化文本的审美张力_以张爱玲的创作为例_欧阳静

江西社会科学2013．7
论陌生化文本的审美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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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张爱玲的创作为例
■欧阳静
写作手法的陌生化使得文学作品有着无尽的审美张力。

它增加了读者对文本的感知难度，延长了读者的感知时间，从而提高了文本的艺术感染力。

情节与人物陌生化最大的审美魅力在于它的独创性；叙述视角的陌生化，可将读者司空见贯的事物或事件进行艺术处理，由审美的自在之物转变为审美客体；语言的陌生化，可采用日常语言中没有的词汇和句式建构自己的审美空间。

张爱玲擅长使用陌生化的写作手法来为她的作品营造悲凉的审美意境。

[关键词]陌生化；审美张力；情节形象；叙述视角；文学语言
[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3）07－0104－03
欧阳静，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

（江西南昌330013）
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技巧的艺术》一文中说:“文学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和形式陌生化，以增加读者感知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文本审美的过程就在于读者的感觉过程，必须尽量设法延长。

”[1](P18)在他看来，随着对日常生活的习以为常，人们的审美意识就会产生钝化，应打破对事物的这种自动化感觉。

因此，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者对描写客体进行陌生化处理就显得很有必要。

通过陌生化处理，使原本熟悉的客体变得陌生，以增加读者对其的感知难度和延长读者的感知时间，从而提高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满足读者的审美快感。

陌生化不仅表现在语言上，还表现在大的情节结构上和叙述技巧上，如情节结构的陌生化安排、叙述视角的陌生化选择等。

张爱玲善于运用陌生化的创作手法来为作品营造悲凉的审美意境。

本文结合张爱玲的文本分析，试从陌生化与情节形象、陌生化与叙述视角、陌生化与文学语言这三个方面来讨论文本陌生化的审美张力问题。

一、陌生化与情节形象
情节与人物是构成小说不可或缺的元素。

情节与人物陌生化最大的审美魅力在于它的独创性。

作家必须运用一定的创作手法给读者以新鲜感，使读者产生新奇的审美感受，用一种新眼光去看待旧事物，这就是情节与形象的陌生化。

作家都是根据生活中原有的形象和情节来创作，作家的创作就是变形(或否定，或移位，或模拟)日常生活中已有的情节和形象，赋予其一定的新意，所以在“不似”之中总存在着“类似”。

再现型文学提倡以写实的方式逼真地再现客观现实，但这种“再现”并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能动地“再现”。

情节与形象的陌生化创作是作家运用前人已有的创作经验进行创作，又以独特的创新给后人提供新的创作经验，给读者提供耳目一新的审美体验。

然而，情节与形象的陌生化如果只是突出独创的个性而忽略普遍性，那也不能成为文学典型。

因此，在人物形象进行陌生化处理时还应注意其共性，使人物形象的本质更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

通过运用“集中合成法”和“原型加工法”，作家可以对生活中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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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一定程度上提炼加工和创作改造，从而使普通的人物陌生化，创作出永恒的典型形象。

也就是说陌生化的情节与形象应具备这些审美特征：独创性与普遍性相统一，个别的现象与深刻的本质相统一。

人物形象的陌生化具有创新性。

别林斯基说过，在真正的艺术作品里，“所有的形象都是新鲜的，具有独创性，没有重复一个形象的另一个形象，他们都有着自身特有的生命特征”[2](P11)。

因此，每一位典型形象都是独一无二的，独特的个性是艺术生命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

如果缺少独特的个性，典型就会变得类型化，不能成其为典型。

但是，人物形象如果仅仅只有独特的个性特征，而没有在一定程度上概括社会本质，也是不能成其为典型的。

别林斯基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对于读者来说，每个典型人物表象都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2](P12)“熟悉”是因为它来源于生活，是读者熟悉的人和事物或者曾经有过的经历和感受；“陌生”是指这个具体的形象具有某些新的个性特征，读者从未见过，寄托了作者启人深思、引人向往的审美意蕴，给读者以新的审美体验。

作为审美客体的典型人物形象，如能体现独特的现象与深刻的本质相统一，如能给读者一种意蕴深远、挖掘不尽的艺术感染力，就能满足读者自省的审美需要，使读者百读不厌。

以张爱玲的创作为例。

当时的主流文学所关注的是社会焦点问题，如人民的苦难、革命和战争等，而她所关注的是“男女间的小事情”。

女性更是她关注的重点。

她以反英雄主义的立场构建了自己的文学艺术天地，普通人的“传奇”是张爱玲文本的审美焦点。

她在《金锁记》中创造的曹七巧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女性形象的典型。

为了钱她嫁给了瘫痪的丈夫，她将自己本能的情欲扼杀，压抑着人性过着地狱般生活，进而人性病态扭曲，从一个可爱的少女变成了一个疯狂占有金钱、扼杀儿女幸福的“疯子”。

事实上，她的悲剧是封建男权社会制度下女性悲惨命运的一个缩影。

《连环套》中的霓喜，以女性身体作为手段操纵着男人情欲，虽然前后曾被三个男人爱过，还供给她金钱，但她终于认识到“男人不可靠，钱也不可靠，还是自己靠得住”。

自我价值的认识是她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通常所说的时代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写不出来，也不打算尝试——
—我甚至只有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3](P2)，张爱玲认为，让女性跟着男性一起站在时代的前沿同声呐喊，绝对不能把女性塑造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女人”。

在
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她所创造的女性典型，独特性和深刻性达到了完美统一。

由于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读者审美经验的主观差异性，再加上已具生命力的文本在不同的时代精神映射下所呈现的不同内涵，文学典型被阐发出不同的意义，源源不断地给读者以新的启示和新的审美体验。

二、陌生化与叙述视角
陌生化不仅表现在作品的情节与人物形象上，也表现在文本的叙述视角上。

叙述视角的陌生化打破了习惯性的视角辐射，用描绘性语言赋予视角人物个性化的生命特征，使文本有着无尽的审美张力。

在分析陌生化创作手法与托尔斯泰的作品《霍尔斯托密尔》时，什克洛夫斯基举了个例子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现象:“有一次由一匹马来讲故事，于是事物被不是人类的，而是马的感受所陌生化了。

通过马的视角进行叙述，把‘私有制’这一平常现象变得无比新奇，增加了读者对审美客体的‘感受力’和‘持久性’。

”
运用陌生化的叙述视角进行创作，就是通过使用独特的叙述视角，即通过非常规的人物视角叙述故事，以实现“陌生化”效应。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文本常以“听”这个词开端，事实上她并没有设置讲坛以供说书，而是请读者和她一道观看人生，观看那欲哭无泪、欲说还休的“悲凉”人生，引起读者情感上的共鸣。

《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开篇是这样写的“请你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

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3](P35)“视听”场被她设在家中最为神圣的地方——
—祭祖桌旁。

在这个神圣的地方，读者却“看”到与之极为不和谐的“情节”，由此产生的情绪上的反差正是作者叙述视角陌生化所产生的效果。

作者在《多少恨》中以这样的自白开篇:“我对于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那些不用多加解释的人物，他们的悲欢离合。

如果说是太浅薄，不够深入，那么，浮雕也一样是艺术啊。

但我觉得实在很难写，这一篇恐怕是我能力所及的最接近通俗小说的了。

因此我是这样的恋恋于这故事。

”[3](P41)这样的开场白意在告诉读者，“我”是迷恋于这个故事的，希望读者也是，激起读者与她一起“观看”的兴致。

这两个“我”的功能都只是一个虚拟的邀请的姿态，并不是单纯的“说—听”关系的叙述模式，是讲者“我”邀请“你”一起去观看一部故事片，至于内容如何，论陌生化文本的审美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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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作主观评说，由“你”来判断。

因此，“我”并不介入文本中以视角身份叙述故事，这就使得“我”与故事情节拉开一定的距离，显得冷静客观，这就是它的陌生化魅力之所在。

通过叙述视角的陌生化，把读者司空见惯的事物或事件进行艺术处理，或放大或变形，由审美的自在之物转变成审美客体，唤起读者对生活的新奇感觉，给读者带来某种冲击和震撼，使读者对审美客体产生一种强烈的审美感受，进而获得新鲜的审美体验。

三、陌生化与文学语言
现代语言学的观点认为，就其文学性来说，文学语言其实是一种审美追求，就是通过陌生化的创作手法，使日常语言变形、扭曲，使文学语言成为一种自教参照、自我谈论的语言，以显示出语言自身的审美张力。

伊格尔顿说：“在文学创作手段的压力下，日常语言被拉长、凝聚、缩短、强化、扭曲、颠倒，这就是语言的陌生化，由于这种语言的陌生化，日常世界也被突然陌生化了”[4] (P12)。

语言陌生化的美学价值在于它揭示了语言形式的审美特征，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语言的本体价值。

诚如霍克斯所言“与日常用语相比，文学语言不仅创造了疏离感，而其本身也就是陌生的。

”[5](P62)因此，文本的艺术感染力与文学语言陌生化的美学效果是分不开的。

语言的陌生化可以采用日常语言中所没有的词汇和句式建构自己的审美空间，也可以使用不同寻常的用语方式和各种各样的句法手段，打破日常语言的自动化，使我们对语言本身产生意料之外的新奇美感。

张爱玲总是爱用音乐化的语言来建构文本，使文本结构具有“圆形美”。

例如《倾城之恋》的首尾所采用的音乐回环:“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
—不问也罢⌏”[6](P1)胡琴之声蕴含着生命素朴的底色，而且在结构上有前呼后应的效果，极富圆形美，复沓的音乐语言使文本罩上了一层感伤色彩，其情节愈见悲凉。

中国台湾学者陈炳良用“诗的语言”来评价张爱玲的文本。

“诗的语言”是一种极具审美张力的语言，富有极强的感受性。

张爱玲曾说:“对于字眼、色彩、音符，我极为敏感……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

”[7](P145)可见这语言的陌生化是她的刻意而为，使得她的文本语言不只是停留在对客体的复制和感觉的呈现上，更重要的是饱含着特殊的审美意蕴。

文学艺术有着它自身的内部发展规律，就是一个程式化——
—背离——
—程式化，或者背离——
—程式化——
—背离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陌生化”起着根本动力的作用。

不管是对情节、人物的别样再现，还是以一种特殊叙述视角赋予读者个性化的新鲜体验，还是一个词的别致的使用，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陌生化创作手法的使用，推进着文学艺术实践不断走向深入，源源不断地给读者带来全新的审美震撼和审美体验。

[参考文献]
[1](俄)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A]．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C]．方珊，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2](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M]．梁真，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
[3]张爱玲．张爱玲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4](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5](英)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6]张爱玲．倾城之恋[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
[7]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散文卷[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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