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

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重组的形式

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南帆

摘要：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是两种不同的话语类型：前者的考察单位是整个社会，后者则聚焦于跟世俗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每一个具体的“人生”。历史话语描述了一个个宏大的巨型景观，文学话语更为关注普通的小人物和底层，对于日常领域的反抗能量具有超常的敏感。历史话语作为强盛的文化传统一度是文学话语仰视的对象，而文学话语的成功建构与“人生”范畴的浮现记录了两者之间漫长的观念角逐。

关键词：历史话语；文学话语；社会；人生

一、话语的压抑与冲动

按照最为通俗的观点，“历史”可以解释为过往发生的一切；另一些时候，“历史”也可能指称各种历史著作陈述的内容，正如约翰·H.阿诺德所言，“语言会让人迷惑。‘历史’常常既指过去本身，也指历史学家就过去所写的内容。”（1）现今，二者的混淆已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或许，这种表述有助于摆脱纠缠：过往发生的一切均可充当历史著作的素材，历史著作的陈述意味了运用某种话语给予有效的处理——这即是历史话语。“过去发生的一切”相对于现状或者未来，权衡的要素显现于时间之轴；“历史话语”相对于哲学话语、经济学话语或者社会学话语，权衡的要素显现于话语组织层面。当然，历史话语并不是处理上述素材的唯一形式，另一些类型的话语也可能显示出强烈的兴趣，例如文学话语。

“话语”是一个时髦同时又歧义丛生的概念。罗兰·巴特曾经简洁地指出，话语的组织超出了句子的范围，并且，“话语有自己的单位、规则和‘语法’。”（2）相对地说，托多罗夫解释得详细一些：“……语言根据词汇和语法规则产生句子。但句子只是话语活动的起点：这些句子彼此配合，并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里被陈述；它们因此变成言语事实，而语言则变成话语。”重要的是，托多罗夫指出了关键的一点：“话语概念是（语言）‘应用’之功能概念的结构对应物。”（3）他们不约地认为，话语是超出句子之后的语言组织规则；

相对于句子内部稳定、坚固同时又高度抽象的“语法”，外部的文化政治语境以及意识形态有力地介入话语的组织，影响、干预乃至决定各种类型的话语构造、生产机制和等级。话语不是语言学内部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社会交流、认知的定型框架。这表明话语从抽象的语言学跨入具体的社会文化，按照福柯的观念，无孔不入的权力终于掌管了话语的诸多环节。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历史话语远非语言对于过往事实的单纯记录，历史的书写通常与权力机制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历史话语对于民族国家的意义，官修历史与私家修史之别，哪些人物有资格载入史册，哪些历史事件必须隐讳、回避或者篡改，历史记录或者评价出现了分歧如何处理，哪一个类别的专门史只能由指定的作者涉足，什么是正统的历史话语修辞风格，如此等等。换言之，权力对于历史叙述的控制完整地转换为话语组织的各种规则。罗兰·巴特对于历史话语的分析间接表明，（4）人们之所以可能辨识相对于历史话语的文学话语，显然因为另一套相异的话语规则——文学话语对于作者、故事情节、人物以及修辞风格无不设置了另外的指标体系。后者证明的是文学与权力机制的关系。

我愿意重申的一个事实是，不存在“本质主义”的历史话语或者文学话语。首先，二者共同来自漫长的历史演变，彼此之间的疆界时刻改变；其次，二者的历史演变包含了复杂的相互参照、相互权衡与相互比较。之所以考察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异同，二者的相邻位置无疑是首要原因。相对于数学话语、哲学话语或者政治话语，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最为接近，甚至拥有共同的根系，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认为“文史不分”。二者之间的差异常常此消彼长，左右啮合。因此，剥离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不得不涉入二者之间渐进式的相互对抗；进入二十世纪，这种对抗终于因为文学话语的现代性建构而逐渐清晰、稳定。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各司其职的时刻到来了。

返回“文史不分”的命题，人们可以从远古搜集到大量二者混沌一体的话语标本。鲁迅不仅称赞《史记》乃“史家之绝唱”，同时譬喻为“无韵之《离骚》”——这种表述之中的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不分轩轾。尽管如此，许多证据似乎显明，历史话语很快成熟，并且长期担任主宰性话语类型；文学话语毋宁说来自后续的分裂、派生和逐渐完善。孔子的《论语》之中，“文学”的语义远非现今的文学话语。当时的文学范本是《诗经》，“诗”在诸多古代典籍之中即是文学的代表，《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公认是中国文化版图之中第一个著名的文学命题。《论语》简要地概括了诗的“兴、观、群、怨”，文学话语的初级形态无法启发更为复杂的理论阐述。然而，这时历史话语已经遥遥领先；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中国

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他列举了《诗经》之中的一些篇章证明，这时的“诗”更像是俯首充当历史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5）

梁启超同时指出，中国古代的许多历史著作专供统治阶级阅读（6），统治者希图从历史之中收集统治术的参考资料，正如《资治通鉴》这个书名所显示的那样。可以推测，统治阶级的垂青肯定是历史话语如此发达的重要原因。用钱穆的话说，“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为做事大原本。”（7）汉代的目录著作《七略》之中，史籍尚且附于“六艺”的《春秋》之后；到了《隋书·经籍志》，“史部”已经确立——大规模的历史话语名正言顺地成为一个类型。如果说，古代诗赋的作者身份庞杂，那么，史官的设置保证了历史话语的职业化生产。这显然是历史话语迅速繁衍的重要条件。延续至《四库全书总目》，历史话语已经阵容庞大，名目繁多，拥有十五个类别，例如正史类，编年史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如此等等。

史官的设置显示了政治权力体系对于历史话语的鼎力扶持，同时也是政治权力体系设计的自我监督镜像。史官无畏地记录帝王的言行举止，迫使帝王不得不收敛种种恶行丑闻，力图保存一个勤勉而清廉的形象。刘知几的《史通》阐述了史官设置的意义：“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如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千古，不出庭户，而穷览千载，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8）由于历史记载内部潜藏的评价系统，历史话语逐渐超出繁琐的“起居注”而指向更高的意图：激浊扬清，颁布规矩，或者用司马迁的话说，可以“当一王之法。”这时，历史话语是具体记载与普遍哲理之间的统一，各种个别的案例强烈地隐含了训诫后人的意义。所以，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著名命题。他在《文史通义》之中开宗明义地断言：“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9）无论如何，政治权力体系拥有的特殊能量赋予历史话语的特殊繁荣。

尽管历史话语的意义、效力以及叙述模式愈来愈明朗，但是，人们仍然可以察觉另一些话语冲动的顽强存在，例如文学话语。文学话语的不同追求曾经引起历史话语的若干不满，刘知几对于华美言辞的贬抑之意溢于言表——《史通》指出：“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 （10）然而，即使历史话语的强势和普遍崇拜形成巨大的压抑，文学话语的冲动从未熄灭。《诗经》、《七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