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女性的家庭观

維多利亞文化身份與十九世紀
的英國家庭道德觀
余 文 章
摘 要
十九世紀英國人對本土文化身份的認知，由維多利亞時代初期對中產階級傳統道德觀念的執著，到晚期對頹廢風潮
（decadence）的冒起，前後對比彷同隔世。

本文所要探討的
正是維多利亞文化身份（Victorian cultural identity）在1850-60
年間所急劇性地出現的衰落過程；並透過檢閱當時所流行的
家庭讀物，如煽情小說（sensation novel）和一般家庭雜誌的
內容，嘗試理解中產階級傳統家庭道德觀念在維多利亞文化
身份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這套文化身份觀的衰落的一
些前因後果。

本文刻意迴避了自薩伊德（Edward Said）以降
普遍學者把文化身份定義在不同國家、文化的對立上的立
場，旨意集中在個人對社會這基本的文化架構下，探討維多
亞文化身份在十九世紀中期的演變過程。

關鍵詞：維多利亞文化身份（Victorian cultural identity），19
世紀英國文化（nineteenth century English culture），煽情小
說（sensation novel），家庭刊物（domestic fiction），家庭
觀念（domesticity），道德（morality），中產階級思想
（middle-class ideology），女性社會角色（female social
∗
本文93年6月28日收件；93年8月30日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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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s），男性社會角色（male social roles），兩性關係（male
and female sexuality），頹廢文化（decadence）
※※※
或許是受了薩伊德（Edward Said）《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的號召，普遍學者對於傳統維多利亞文化的理解，都是架構於一個國對國、文化對文化的大層面對比上，認為其不過是英國人用以標榜自己作為日不落帝國的殖民統治者（colonizer），所比起別國人優越的一套概念而已。

但這樣做其實是忽略了其他較細微或不起眼的因素在普及這套觀念上所扮演的舉足輕重的角色。

試想想，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貴族以外的小市民要到所居住的城鎮以外旅遊和增廣見聞本來就已經是天方夜談，越洋跨境地到國外去就更加不用說了。

就算是那些每年均要到海外過冬的達官貴人，他們所要去的不外都是法國、義大利等文化上和英國不會有太大衝突的國家；像伯頓（Richard Burton）般到過中東、非洲等地區的人實在鳳毛麟角；因此這種國對國、文化對文化的立場觀對於當時一般老百姓而言是難以觸摸和不設實際的。

純粹靠這一點去推行民族或文化主義，令其被當時一般市民接受為一個牢不可攻的現實的說法似乎也有點兒牽強。

筆者認為，薩伊德提出的那個「虛構的東方世界」，在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文化身份（Victorian cultural identity）的定形上固然有其舉足輕重的影響力，1但是當時大英文化之能夠得到普羅大眾的認同，是不可能全盤歸功（咎）於這套在廣大百姓心目中實屬飄渺和不涉實際的東方主義的。

本文要探討的正是東方主義以外，英國傳統家庭觀念和當時的一般家庭讀物對十九世紀英國人對自身文化和身份的認同和影響。

2
1見Edward Said, Orientalism: 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

2關於文化論述的形成，特別是文學作品和主流文化之間的關係，自上世紀以來不少評論家／學者均提出過這並非黑白分明的所謂二元對立關係。

故筆者希望澄清，本文的主旨並不是要嘗試從一個壁壘分明的二元對立觀點，去理解維多利亞時期文學和文化產物在文化身份價值觀中起的作用；而是純粹欲以大眾文學（包括小說、詩篇和家庭雜誌）作為一寫作媒介的角度，探討當時個別作者／思想家對自身文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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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維多利亞時期的文學和文化風氣，一般人自然會聯想到一系列對傳統道德的崇拜和保守的民風；而事實上直至十九世期中期為止，英國人民對於湯馬士‧艾諾（Thomas Arnold）在世紀初期所提倡的那套中產階級道德思想觀，無疑是有著一份不容否定的濃厚依附感。

艾諾自從於1828年被委任為拉格比公學（Rugby School）的校長後，對英國的公學制度旋即展開了一連串以中產階級道德思想為本的改革，導致這套保守的道德觀在維多利亞女皇執政始就已經根深蒂固地存在於社會各階層人民腦海裡；所謂的「維多利亞文化」的定形無疑也自始而生。

3米勒（J. S. Mill）曾經於1859出版的《自由論》（On Liberty）一書中提出：「在這個年代，從社會的貴族階級乃至於貧民階級，沒有一個人逃得出被審定（censorship）的命運」。

這套控制人民思想的社會審定制度（social censorship），所指的就是由艾諾所提倡主宰著早期維多利亞社會文化風氣的中產階級道德觀；然而這套道德觀在成功地團結當時社會，為工業革命提供了一可以穩步發展的堅固基礎的同時，所帶來負面的影響便是對個人自由的無形壓抑。

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小說《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裡道森（Dodson）一家人把個人身份定義於「忠於一切的傳統和可敬（respectable）的待人處世之道」的想法，其實就是艾略特對當時社會審定存在的一番直接反思；指出了這套道德觀對人民思想的控制導致自我思想和自由主義流失的不可接受。

事實上，自1850年起便續漸有越來越多的思想家對這種中產階級的道德思想審查感到不安，例如霍都（J. A. Froude）、克魯夫（Arthur Hugh Clough）和郭思（Edmund Gosse）等人，就曾經為掙扎於社會對他們的期望及他們內心對表現自我的渴望而感到痛苦不堪。

在世紀末期頹廢風潮（decadence）的影響力下刻意標榜鼓吹「離經
感而發的一些價值觀；從而藉著同類題材的文體的多寡，以及他們的普及程度，探索當中可能反映出來的當時社會對本身文化身份和立場的一些疑惑和迷茫。

有關文化身份和文學之間的進一步分析和探討，請讀者參閱以下的相關著作：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 ociety, 1780-1950;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以及Gayatri Spivak,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3關於艾諾和英國公學制度的改革，請參見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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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道」的文學作品，便是當時文人對這份社會道德壓抑所作出的一種反叛。

本文要探討的主要是維多利亞文學在初期受到中產階級道德主義支配下所產生的正義和純潔典範，到末期頹廢風潮的大肆流行，當中所經過對中產階級道德觀念的反思、幻滅（disillusionment）和離棄的發展過程。

由於維多利亞文化身份所牽涉到的因素層面廣闊，內容博大精深，絕非一篇文章寥寥數萬字的篇幅所處理得來，因此本研究的重點將會放在1850-60年間所出現的家庭讀物，當中對傳統中產階級家庭道德觀念的定義與質疑，以及小說和雜誌等文化產物（cultural property）與當時實際文化環境（cultural atmosphere）二者之間所存在的辯證（dialectic）關係。

以傳統中產階級道德觀念為本的維多利亞文化，向來是重視「家」這個觀念，以及其所象徵的道德和人性中的善。

這一點，只要看一些向來受中產階級重視的文學作品，如由莎士比亞的劇作或十九世紀初期珍‧奧斯汀（Jane Austen）和司考特（Walter Scott）的小說，當中對家的正面描寫及其「安樂窩」（safe heaven）的形象，便可得知一二。

在文化層面上，家庭在這套中產階級傳統當中所代表的凜然不可侵犯的聖潔形象，所反映的便是當時英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和身份觀所抱有的認同。

這點和東方主義中用以凸顯西方純潔和正義的那個充滿淫邪奸穢之氣的東方，是同出一轍的，因為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人民的心目中，大英民族和文化的本身涵義就是正義和聖潔的。

湯馬士‧艾諾就曾言：「家者，家庭觀念之孕育地也」（Stanley 129）。

艾諾所謂的家庭觀念，在當時就是指這份崇高的理念，也就是每個英國人在家庭教育中所不能缺少的東西。

藝術評論家魯斯金（John Ruskin）亦曾指出：
〔家，就是〕一處和平之地，以及抗拒一切傷害、恐懼、迷惑和
分化的安全點。

以上的因素缺一都不可。

丈夫和妻子的責任，
就是確保外間的一切，如憎、隱、恨、惡等事物，不得進入家
門半步；對這些一旦失守則家不成家，剩下的就只有一個和外
邊世界沒有兩樣，不過是爐灶上蓋兩片瓦片而已。

（1902: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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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斯金所言的「家」的概念，是十九世紀英國人普遍所認同的；而當中純潔正義的意象更代表了當時英國人對自己文化身份的最基本理解。

這一點，現代評論家荻德拉‧大衛（Deirdre David）就指出，只要看維多利亞女皇利用不同的宣傳手法，在人民心目中所刻意豎立起的「國母」形象，便可得知一二（6）。

當時的英國社會架構，其實就形同一個以女皇為一家之首的「大家庭」，所要維繫的正是「家」這個觀念傳統以來在英國人心目中所象徵的至高無上的道德。

這一點亦足以反映「家」在當時英國足以支持整個社會架構和文化觀念的重要地位。

維多利亞時期對這一份視「家」為「道德」的觀念的宣傳活動，雖然歷史悠久，然而在1850年前後卻忽然地變得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活躍。

這時候許多以家庭為主要銷售對象的雜誌和刊物，包括《倫敦日誌》（London Journal）、《庫克夫人日誌》（Eliza Cook’s Journal）、《家庭格言》（Household Words）和《家庭經濟雜誌》（Family Economist）等，4均不約而同地在數年之內先後崛起，而且都刻意標榜著「傳統家庭之重要性與道德觀念」這個宗旨（“Our First Words to Mothers” 2）。

從單一方面看來，這無疑是當時英人對傳統家庭價值觀的重視的力證；然而在另一層面上，這卻又隱含了一個相反的事實，那就是家庭道德觀念在十九世紀中期社會的日漸式微，以使這類刋物在這段時期能夠容易地吸引衛道之士的鼎力支持，冒起如雨後春筍。

至於它們的銷量，從其平均只有十年左右的壽命看來，應該不會是太好的。

這也證明了它們在這期間的迅速發展，背後如果沒有一個特定和明確的動機，是很難如實際情況般吸引到這麼龐大的投資。

而它們的曇花一現亦說明了一則事實，那就是1860以後它們逐漸失去了讀者和財主的支持，這亦意味著中產階級傳統家庭道德觀的沒落的開端。

傳統道德觀念在十九世紀中、後期沒落固然是不爭的事實，但在此之前這類家庭讀物在利用家庭觀念去宣揚中產階級主義思想，以及兩種
4按Catherine Waters對Waterloo Directory of Victorian Periodicals的研究，在這段時期出現的雜誌中，直接牽涉到「家庭」（family）的便有超過40種。

詳見Catherine Waters, Dickens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Family,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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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中間所不約而同地出現的共通點，對研究十九世紀英國文化觀念的轉變都是不容忽視的。

首先，由1850到60年期間，這類讀物的主要銷售對象雖然是一些中、上階級家庭的婦人，5然而它們的影響力不僅不為此所限，反而因而得以擴散。

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閱讀乃是十九世紀的主要消閒娛樂，婦人在購買刋物後通常都會在茶餘飯後拿出來和家人一起閱讀裡面的文章；而當中一些道德觀念較重的章節，甚至可以用來對僕人訓話之用。

這些刋物的內容也因為這樣而得以向社會各階層傳播開去，其影響力基本上是不為銷量所限的。

至於文章當中的內容，涉及柴米油鹽醬醋茶等日常家庭瑣事的固然佔大部份；但是一些宗旨明顯是要宣揚家庭道德，甚至把傳統家庭觀念和帝國主義扯上關係的，為數亦不少。

例如一本刋於1849年的雜誌，就詞正聲嚴地指出「家才是真正能夠主宰世界的地方，因為在那裡，大丈夫所學到的足以讓他們在社會上有一番作為」（“Home Power”129）。

話雖短，但是十九世紀家庭觀念和帝國主義的關係卻是一針見血地道出來了。

因為所謂「社會上有一番作為」，指的無非是傳統英國男性，也就是紳士（gentleman）在一般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而這個形象來自「家」的說法則指名道姓地道出了家庭和紳士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紳士的高尚和受人敬仰，乃是一脈相承自家的純潔無垢形象的。

至於家之能夠「管轄」世界，原文所用的並非「統領」（rule）、「運營」（run）等比較常用的字眼，而是用了「管轄」（govern）這個帶有強烈殖民主義，令人容易聯想到殖民統治這一意象的詞；其對帝國主義的認同當時的讀者大概不會聯想不到。

十九世紀既為大英殖民主義的全盛時期，社會和經濟的穩定，跟殖民主義的發展都有莫大的關係。

因此對一般讀者而言，任何有關殖民主義的言論，都很容易被理解成為對當時社會文化狀況的直接評論。

這類刊物對殖民主義的宣揚，無形中也就是說男子漢大丈夫之能夠在因殖民主義而欣欣向榮的社會上有一番作為，全賴傳統中產階級家庭道德觀念
5見Margaret Beetham, A Magazine of Her Own?: Domesticity and Desire in the Woman's Magazine, 1800-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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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正確」思想和理念。

這點和前文所說有關這類讀物在十九世紀中期的迅速冒起，主要是針對當時社會地位正逐漸倒退的中產階級家庭道德觀念的說法，是一脈相承的。

為了更深入地了解由1800至1900年維多利亞文化的成熟到衰落，對這時期的質疑中產階級傳統家庭道德觀念的看法，作進一步探討是有必要的。

其實社會對這套沿自艾諾的中產階級觀念的懷疑，早在1840年左右的一些讀物中便可以看出當時人對這項「定論」或多或少的不認同。

以40年代大行其道以孤兒為主題的小說（orphan novel）為例，如狄更斯的《孤雛淚》（Oliver Twist）、《老古董店》（The Old Curiosity Shop）、勃朗特的《簡愛》（Jane Eyre）等，當中大都帶有很強烈而與傳統家庭觀念背道而馳的訊息。

其中《老古董店》中小妮爾（Little Nell）的被迫四處流浪到最後客死異鄉、《簡愛》中女主人翁小時候在家中所受的苦、及其愛人的家園最終被大火毁於一旦等，更是充分地展現出這些作家對傳統完美家庭思想的一些不認同。

現代學者彼得絲（Laura Peters）亦指出，孤兒小說的成功本身其實就是對傳統家庭觀念的一個挑戰，因為它們所象徵和意味的，乃是「家庭的各項傳統定義，包括正統性、民族性和國家性，正面臨崩塌」（1）。

1850年以後，隨著時代步伐加快，對「家」這個傳統完美觀念的質疑也相對提升了。

一方面，家庭刋物在這期間的快速出現，在對抗這種反思想的同時無疑亦敗露了主流思想正在改變的這個不爭的社會現象；另外，在同期的小說作品中，亦可看得到一些大膽地偏離（甚至質疑）有關家的傳統完美思想的情節。

就以狄更斯為例，雖然在當時讀者眼中，他的形象是較保守和能夠貫徹「家」的傳統中產階級形象的（一名十九世紀的學者就曾經毫不猶豫地形容狄更斯「擁有對家的一顆無窮無盡、慈悲溫暖的心」〔Ward 539〕），然而細讀狄氏的作品，不難發現這項說法的疑點其實是頗多的。

不錯，在狄更斯的作品中，涉及家或家庭的情節十分之多，然而題材上與家有關並不就代表他是這個傳統的支持者，相反地，除了前述的《孤雛淚》可能跟他當時的家庭親善形象不大吻合外，其它作品很多對家的描寫也不完全是正面的。

例如在《大期待》（Great Expectation）裡，雖然韋彌克（Wemmick）曾將家比喻為他夢寐以求的「城堡」，但實際上就如同評論家高韓（Monica F. Cohen）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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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彌克經常掛在口邊的城堡歸根究底不過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夢幻空間，而這個空間更是男主角畢比（Pip）命中的一根刺，因為理想的家是他由始至終都無法獲得的（79）。

再者，狄更斯在後期的小說中還往往大花筆墨地描述人們對傳統觀念的「家」之疏離。

例如1853年的《荒涼之家》（Bleak House），小說的名字不僅己暴露了作者對家在中產階級傳統上扮演的道德角色提出質疑；情節上，小說中的喬（Jo）不但無法將「幸福」與「家」畫上等號，更可悲的是他對家之概念，不再是好壞之分，而是根本連聯想一下的空間也沒有；對他每天在城鎮中的流離、無家可歸的經歷，作者就有過以下的描寫：
他繼續地走，漫無目的地朝布萊克福利亞斯橋（Blackfriars
Bridge）走去。

他在橋上的一角席地而坐，邊吃邊望著聖保羅
教堂上的十字架。

十字架在層層微微泛紫的紅煙中閃閃發光。

男孩的神情彷彿訴說著，對他而言神聖的十字架象徵著城市的
謎題。

城市美好的一面，猶如燦爛的十字架，高高在上，遙不
可及。

他停留在橋上，望著日落、橋下急促的流水、身邊往往
返返的路人，一切的脈動都似乎正有目的地朝著同一個結果行
進著。

他望著望著，直至有人搖了搖他，呼喚他離開。

（1951: 270-71）
由此可見，狄更斯在十九世紀讀者心目中捍衛「家」的傳統觀念的形象，不過是某些讀者一廂情願加諸其身上的而已。

原因大概是欲借助狄氏的名氣來扭轉日趨微弱的家和中產階級道德觀念的聯繫。

然而狄更斯筆下那冒著「層層微微泛紫的紅煙」的城市（暗示工業時代的降臨），卻無庸置疑地透露了他對「家」的理想的幻滅。

喬徘徊在「偉大而混亂城市」中，孤身隻影，所缺乏的正是一個傳統且理所當然的家。

這亦意味傳統思想中家溫暖及單純的形象已成為一個伊甸園般無法挽回的理想國，取而代之的乃是工業社會帶來的冷漠與孤寂。

再比較一下1850年前後狄更斯對孤兒的描寫的改變，從1837年的《孤雛淚》中奧利華（Oliver Twist）雖然淪落為小偷，但仍能對家充滿憧憬，到1859年喬的絕望和悲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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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所反映的正是當時社會逐漸對傳統的「家」失去信心的事實。

除了狄更斯的作品以外，在1850年以後的其他作家的小說中，對家的描寫往往也會透露出或多或少的疏離感。

例如在夏綠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的《維萊特》（Villette）裡面，女主人翁露絲便由始到終都無法得到她想要擁有的家，最後只得低頭接受缺乏家庭溫暖的孤單人生。

這點和《南與北》（North and South）中瑪格麗特（Margaret Hale）所無法確切地形容出心中理想的家的無奈，只能對人表示：「我無法形容我的家，家就是家」（Gaskell 14）是殊途同歸的，因為彼此都恰當地反映了當時某些人心目中理想的家的無法實現和不切實際。

類似的例子還多不勝數。

除了狄更斯、勃朗特和格斯歌夫人（Mrs. Gaskell）外，在特洛普（Anthony Trollope）、喬治‧艾略特和瑪格麗特‧歐麗梵（Margaret Oliphant）等人的同期作品中都不難找到這方面的佐證。

這些作品的共通點是反映出了十九世紀中期英國人開始不再寄託一生的幸福於追逐一個理想的家的現象。

然而有正便必有反，當時社會對傳統家庭道德觀念的日趨悲觀，除了引發先前提及到的那股家庭雜誌創辦潮外，有些小說家則採取了「以毒攻毒」的辦法，欲以自己的小說來積極地為理想的家作辯護，而且都語重心長地反反覆覆向讀者宣示傳統的家對英國社會和人民道德的重要。

這方面的代表作，除了較為人熟識的楊葛（Charlotte Yonge）的《瑞里夫的繼承人》（The Heir of Redclyffe）外，還有凱利（H.
F. Chorley）的《洛加貝勒》（Roccabella）和克雷（Dinah Mulock Craik）的《高潔人生》（A Noble Life）。

他們的共通點是以極其渲染的筆觸，去一面倒地宣揚家庭傳統道德的高尚。

評論家史託洛（June Sturrock）對楊葛在這方面的評價，其實對這些同類型小說是一概通用的。

她認為楊氏的作品，出發點都是從一而終地要讓讀者從小說中學習待人處事之道，並向他們灌輸家乃是道德行為的守護所的這個概念（98）。

不過，這些嚴守著中產階級傳統家庭觀念的作者，是否真的能如其所願地傳達了她們的觀點給讀者，倒是令人質疑。

例如，在當時以家庭為主題的雜誌《家庭格言》裡，就曾經出現過以下一段語帶嘲諷的文章，描寫著一位僅閱讀這類小說的少女：
134中外文學．第33卷．第6期．2004年11月
有一位妙齡少女，以往經常光臨私人圖書館，可惜的是，幾年
前她不幸讀了一本以道德教訓為主題的小說。

從此她只是反覆
地閱讀此書，不再閱讀其他刊物。

（Stone 622）
跟據史頓（Harry Stone）的考證，這篇文章乃是出自韋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的手筆，經狄更斯批改後再行刋出的。

此少女的事蹟是真是假，現已無從考究；但是它的重點並非這名少女是否真有其人，而是筆者諷刺和不屑的語氣（關於狄氏對50年代家庭道德觀念的看法，前文已有提及；至於柯林斯對中產階級文化思想的批判，則請參閱後文），因為這足以反映十九世紀中期英國普及文化中所出現對傳統中產階級家庭道德觀念的不認同。

如前所述，中產階級所信奉的傳統道德理念，自艾諾以來便是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文化的基礎；因此它的不再受到尊重，無疑是亮起了這套文化傳統的紅燈。

這種現象也可以從另一類大眾文學的興起看出端倪。

煽情小說（sensation novels）興起於1850年代，大多以連載方式登刊於家庭性雜誌，並於短短的10年內成為廣受歡迎的文體。

6煽情小說的目的與道德性家庭小說背道而馳，時時刻刻找機會對傳統家庭作出負面的描寫。

在這類的小說裡，家庭不再象徵溫暖與安全，而是常與各式各樣的不道德扯上直接關係。

談到煽情文學，已退休的英國文學教授艾廸克（Richard D. Altick）就認為：
煽情小說給1860年代的英國讀者帶來和鬼魅小說（Gothic
novel）相對的刺激和恐懼，題材不外乎是貝格芙廣場（Belgrave
Square）隱藏的駭人秘密或郊區別墅（country house）裡發生的
殺人事件。

（77）
6關於煽情小說和當時家庭刋物之間的關係，可參閱Deborah Wynne, The Sensation Novel and the Victorian Family Magazine。

煽情小說如此大膽露骨地將貝格芙廣場7及郊區別墅做為故事的場景，把這些容易令對英國地理有所認識的讀者聯想到「家」的週遭描述為不道德事件發生的地方，其用心是十分明顯。

在這種文體興起前，作家對於「家」的描述一般都是正面地代表著快樂的園地或是道德守護所。

雖然在19世紀前期的《咆哮山莊》（Wuthering Heights）或一些鬼魅小說中，基於劇情需要，恐怖的事情還是無可避免地在家庭的週遭發生了；但是有異於後期的煽情小說，這些早期的「家」都是千遍一律地位於遙遠的地方，例如蘇格蘭或義大利（雖然作者都是英國人）；對於讀者而言這就不會像貝格芙廣場來的熟悉，讀者也較不會將這些地方與家聯想在一起。

相較之下，煽情小說不僅抨擊理想的家的存在，甚至於質疑這個家在傳統中所象徵的道德，從而直接地由對家的抨擊否定了中產階級價值觀在維多利亞文化身份認同上所扮演的地位。

舉例來說，在《歐德莉夫人的秘密》（Lady Audley’s Secret）中，作者布萊登（M. E. Braddon）便借題發揮地表示：
我們常聽說郊區某處發生了謀殺案——殘暴、背叛性的謀殺
案；殺手使親人慢慢死於劇毒，生不如死；以橡樹樹枝為凶器，
殘忍地突擊被害者（諷刺的是，橡樹的樹枝圍成的樹蔭象徵和
平）。

曾經有人帶我到一片草原，這片看似寧靜的草原是一樁兇
案曾經發生的地方：在某個夏天的週日，一個農夫殺死了愛他、
信任他的姑娘。

即使如此，至今這片草原仍保有安寧的面貌。

在這種甜美、鄉村、寧靜的地方，曾發生過像七面鐘地區（Seven
Dials）的殘酷命案，但是我們仍以悠悠的目光凝視這片鄉村草
原，嚮往它象徵式的安寧。

（54）
7艾廸克所引述貝格芙廣場和煽情小說之間的關係，靈感大概是來自1871年吉伯特（W.
S. Gilbert）在音樂劇《煽情小說》（A Sensation Novel）中以貝格芙廣場作背景來諷刺該文體千篇一律的劇情；至於今天的貝格芙廣場外國使館林立，容易讓人聯想到家庭觀念、帝國主義和維多利亞文化身份的進一步關係，筆者認為這純屬巧合，因為在十九世紀中期該處並不存在任何外國使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