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闺怨诗的美学特质与根源探析

唐代闺怨诗的美学特质与根源探析摘要：唐代闺怨题材诗歌中男性诗人采用吟咏闺阁愁怨的方式含蓄表达了对当政者既含期待又有哀怨的复杂心态，故闺怨诗显现出哀伤意象的比兴手法和具有含蓄蕴藉的内在寄托的美学特质，此特质是在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积极用世的人生哲学、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综合作用下逐渐形成的，对当代社会中知识分子定位自身价值坐标可以有重要参考作用。

关键词：闺怨投射美学特质

闺怨诗是吟咏闺中人哀怨的诗歌，唐代闺怨诗是指唐朝（公元618年～907年）诗人抒写闺中女子的悲伤与哀愁的诗歌，这种闺阁的愁怨常常投射着士子不遇的哀愁，在这种复杂心态的作用下，唐代闺怨诗表现出哀伤的比兴意象与含蓄蕴藉的内在寄托的美学

特质，其根源来自于传统文化、封建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的综合作用。整个唐代闺怨诗的作者包括李白、王昌龄、白居易、王建、刘禹锡、张籍、李商隐、杜牧等，总量近百首。

一、主题意象与情感投射

（一）主题意象

闺怨诗与山水田园诗、边塞诗、送别诗一起，系唐诗的常见题材。唐代流传至今的闺怨诗，感情深挚含蓄，颇多佳作。品读唐代的闺怨诗，发现其吟咏的主题意向多是丈夫或者情人外出经商、宦游，女子在家中孤单愁闷，伤心红颜易老，担忧爱人离心一类。如李白《怨情》一诗中的“美人卷珠帘，深坐蹙蛾眉。但见泪痕湿，

不知心恨谁？”表达了恋人离弃，美人独坐，怅恨不已的情态；王缙的《古别离》也是如此：“高堂秋静日，罗衣飘暮风。谁能待明月，回首见床空。”丈夫远去，孤身一人在秋日的暮色中，罗衣生寒，独守空房。

（二）情感投射

心理学中，投射作用，是指个体依据其需要、情绪的主观指向，将自己的特征转移到他人身上的现象。审视唐代闺怨诗的创作主体与内容，就能发现主题意象所投射的复杂情感。

关于闺怨诗，通常的说法是爱情生活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爱而不得，憾恨与惆怅凝结成了美丽的诗歌。可是审视唐代闺怨诗的作者，却发现大多为男性，而且就其吟咏的初衷来看，虽然不乏真正以独守空闺的女子的口气来写女性惆怅情怀的作品，如：李商隐的《为有》（“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李益《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金昌绪《春怨》：“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等等，但多数是有所寄托的。男性诗人怀抱理想，尝试投身济世治国大业，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束手无策，失落与惆怅的情绪郁积于心，有感于闺阁女子的哀伤与自身不遇的重合，通过闺怨诗来表达自己的哀怨、悲伤、有所期待又不乏失落与愁苦。这种哀怨如白居易《琵琶行》中所表达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样一种感觉，即当男性作家移情于带有依附性的、受压抑并有所期求的闺阁女性时，其心目中的“良人君子”多是有一位高高在上的当权者。借女性对于年华抛掷，爱人离弃的怅恨，投

射士子无法获得君王青睐，成就功业实现理想的失望或哀怨。

二、美学特质与根源分析

（一）美学特质

1.哀伤的意象比兴手法

唐代闺怨诗一般构思精巧，善用比兴，多用“寒露、秋风、黄叶、冷月”和“梦、泪、落花”等意象，无论是苏颋《山鹧鸪词》中的“寒露湿青苔，别来蓬鬓秋”还是上官婉儿《彩书怨》里的“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徐。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都是以凄清寂寞的意象来比兴自身的孤独和哀伤，在此种哀伤孤单背后有强烈的对“良人君子”的思念与期待。再如沈如箔的《闺怨》以“雁尽书难寄，愁多梦不成”写对梦的渴望与期盼，相对照的现实的凄清和感伤只在文字之下隐隐浮现，没有直抒胸臆的表达，而刘方平《春怨》的“纱窗日落渐黄昏，金屋无人见泪痕。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却又是写出黄昏时节的少妇独处空庭，百无聊赖却又无从派遣的怅恨，这种怅恨、期盼背后都有诗人作者自己的影子。

2.含蓄蕴藉的内在寄托

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认为诗缘情言志，对人有教化作用。尽管诗可兴观群怨，但在人的情感表达方面儒家经典《论语八脩》又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以《毛诗序》中又有“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说法，认为诗歌应委婉含蓄，是人的行为趋向“中和”、“中庸”。朱熹进而认为诗歌应该“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故在唐

代闺怨诗中，士人吟咏着闺阁中女子的美丽愁怨，伤怀着自身怀才不遇的遭际，意近而旨远又含蓄蕴藉的内在寄托本身是抒发着自己的人生追求。比如戴叔伦的《长门怨》中，女主人公“空将旧时意，长望凤凰楼。”一句就用女子的“空”“长望”表达出男性诗人自己对治国平天下，达成理想人生的期待，当然，也流露出现实中自己的困窘与凄凉。

（二）根源分析

唐代闺怨诗的美学特质，只因它含蕴着唐代诗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究其根本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原因的，大致有：传统文化、社会制度、经济制度这几个方面。

1、传统文化。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儒家传统思想体系中，知识分子的价值导向是入仕为官，大济苍生——诗人杜甫在作品《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中明确表达了这一价值指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儒家文化从政治思想到伦理思想，乃至人生哲学，无不体现着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以个人道德实践为基础，从小到大，由个体家庭到国家天下，符合知识分子的追求。杜甫作为唐代知识分子及诗人的代表，其政治理想代表了多数诗人的想法，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得到皇帝的垂青，忠臣明君，开三代之治。无论是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希望投笔从戎，还是李白的“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希望干谒权贵获得赏识，都是进入儒家正统知识分

子道路的一种方式，儒家道德传统对唐代知识分子形成对封建皇权的依附心理、期待藉此获得归属感的惯性心理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闺怨诗的形成构建了心理基础。胡河清《论钱钟书的人文思想》中就有精确的表述，他认为，儒家的温柔淳厚出于畏惧，是对于天命君权的敬畏。儒家传统缺乏自在自为的意志力量和精神信仰。知识分子只有积极用世，进入官僚体系才能自我实现，体认自身价值，这样一种思想传统通过历代统治阶级的宣传与修正，便固化为知识分子心中的价值导向，进而通过诗歌表现出来。

2、社会制度。

春秋时期管仲在《管子·小匡》中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准确阐明了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士大夫为中心社会，在“士农工商”四大类的等级分层中，士大夫阶层是最高等级，影响也最大。古代社会通过科举制度从社会中选拔精英，提供了社会层级之间有序流动的通道，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整合和稳定。士大夫阶级组成的官僚体制是国家和社会相互联系的中枢。他们在朝为官，在野为绅，或为吏执法应差，或开馆聚徒授业。以士大夫阶级为纽带，古代中国的社会各阶层浑然一体，表现出有机的整合。另外更重要的功能是将文化、经济与政治结构紧密联系起来，其维系与作用则具体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

开皇七年，隋文帝规定采用考试方法选拔官吏，即通过科举来选拔人才，开创了科举考试制；唐代丰富了这一科举制度，并且有所完善，纵观唐代，科举录取人数约六百余人。唐朝科举制度中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