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司马迁的生死观

010813341 张蕾
从《史记》浅析司马迁的生死观
每一个生命都是历史的传承，高贵、低贱、正直、邪恶、伟大、平庸……生命存在的意义在哪里，这是每一个处在历史长河中的人们用毕生的实践所探讨的问题。

培根说：“史鉴使人明智。

”作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塑造了一个个富有悲剧色彩的历史人物。

而司马迁本身就是一个悲剧英雄。

从《史记》中太史公对历史人物的塑造和分析，我们可以探寻到太史公超然的生死观，从而鞭策仍在人生道路上迷茫的人们……
古往今来，追问生死是几乎每一个圣贤哲人不断探索和不懈追寻的主题。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庄子说：“死生亦大矣。

”屈原亦云：“亦余心之所惩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

”作为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不朽巨著，《史记》自然无法回避生死的问题。

司马迁，作为一位学识渊博、身经磨练的旷世文学家、史学家，更是有着卓越的生死观。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这是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句震惊烁今，洞彻生死的精辟警句。

司马迁写下这句为无数后人所奉行，彪炳千古，震响史册的警句时，他已因“李陵之祸”而被施以宫刑，“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重为乡党所笑，以侮辱先人”，任安也因戾太子事件被判为腰斩，即将行刑。

由此可见，这个阐明人生意义的罕见的譬喻，是司马迁从自己独特悲惨的命运中感悟得出的。

对于生死，司马迁看重的是生的价值，死的意义。

倘若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死亦有何惧！司马迁认为举事成名，为国而死是值得的。

“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

”司马迁憎恶暴政，同情被压迫人民，希望人们能够顽强抵抗。

所以司马迁对陈胜和吴广起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为天下唱”，更是将陈胜的地位同“汤武”，“孔子”等“圣武”，“圣人”相提并论。

可见司马迁对为反抗暴政举事而死的赞赏态度。

在大义面前，为义捐躯，舍生忘死。

司马迁对历史上那些不畏强暴，敢于主持正义，舍身取义的英雄敬仰之至。

《荆轲列传》里的荆轲为助弱小的燕国免遭亡国之祸而只身去刺杀强暴的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赵世家》中公孙杵臼和程婴主持正义，誓死救孤存赵，伸张大义。

此外，司马迁十分敬佩那些出淤泥而不染，宁死也不愿与小人同流合污的高尚之士。

伯夷叔齐坚持大义，“义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

司马迁为其立传颂扬，将《伯夷列传》列为七十列传之首。

在司马迁看来，死应该重于泰山，应当和值得为其死的，就要“不自重其死”，勇于献身，以死明鉴。

这是司马迁生死观中对于死的认识。

司马迁赞扬志大功高者，也欣赏隐忍就功名的志士，并尽力歌颂他们不死小义，成就大业。

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强调：“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所不勉焉。

”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

如果现在死了没什么价值，则要避免无谓的牺牲，以求日后做出更大的功业。

韩信忍受胯下之辱、季布为人奴而不死、伍子胥乞食江上，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亦总结道：“西伯幽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也。

”这些都是忍辱发愤的著名例子。

司马迁自身在这方面也有极其深刻的体会，屈辱受宫刑，“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匆匆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

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为的正是著书立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因此他绝不是提倡怯辱苟活，而是考虑让这仅有一次的生命发挥出它的更大能量，创造出更大的人生价值。

总之，我认为有意义的生，有价值的死正是司马迁生死观的基本内涵。

这是一种非常进步的生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