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文化背景

先秦时期的文化背景
先秦礼乐文明是一整套非常复杂的文化体系，涉及到生活方式、伦理规范范与社会制度。

这一传统涵盖了从典章制度到精神信仰的各个层面，其内涵十分宽泛。

具体地讲，礼乐文明包括“礼”和“乐”两个维度，其中，礼代表了仪式的政治性规定，是规范社会生活的首要原则，主要用来规范个体的行为方式，它具体地涉及了包括人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尊卑秩序以及礼仪规矩等的具体规范，社会运行过程中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政务、宗教祭祀等诸因素皆被纳入到其规范体系中；“乐”则主要指音乐，同时包括诵诗歌舞等，它代表了一种仪式性的心理状态，是践行礼的必要条件与重要辅助。

礼乐并重，相辅相成，是礼乐文明的主要特色。

先秦礼乐文明大致经历了二大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起始于原始巫祭时代到西周初期的原始礼乐文明，此时的礼乐文明尚处于“自发状态”，即与原始宗教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第二阶段为自西周中期始至春秋末年止的周礼时期，此时的礼乐文明在经过周公制礼作乐后实现了对原始礼乐文化的首次突破而进入理性礼乐文明阶段。

中国的礼乐文明由来已久，直可追溯到上古时代。

它的生发也必然与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礼记•礼运》：“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其燔黍捭豚，污尊而士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

”可见礼最初生发自原始状态的饮食、祭祀等日常行为中。

原始之“乐”则与原始巫术天然浑成，古之民以乐舞娱神而求神灵赐福，期间则依稀可见礼之雏形。

及至夏、商、周初，礼乐文明虽有发展却未能从根本上获得突破。

总体上礼乐巫文化仍为一体，尚未突破原始宗教文化之窠臼。

因夏商巫风巫术兴盛，其礼乐文化实质上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自巫祭仪式中发展出来的神秘主义礼乐文化，比如丧祭之礼乐，乡饮酒之礼乐等。

先秦礼乐文明的成型与兴盛是在西周时期。

随着周初分封制的推行，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原始礼乐文明逐渐被取代，到西周中期终获突破达至成熟的理性礼乐文化体系。

周代礼乐文明是在对殷商礼乐因袭基础上建立的，是周公在批判继承虞夏商三代文明的基础上并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的产物。

周代礼乐文明实现了从殷代宗教到人文理性的突破与转变，是一种人道意义上的理性道德文明而非原始宗教文化。

原始宗教文化以娱神为主要功能，周代礼乐则以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为主要功能。

《礼记•表记》中明言：“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至此，先秦礼乐文明已经发展成为一套完备的维护社会秩序的道德体系与伦理规范，并最终成为先秦社会意识形态的中心。

周代礼乐制度包括两大基本内容，一是规定等级的礼；二是伴随礼的乐舞基本是雅乐。

其详尽叙述可参见《仪礼》《周礼》和《礼记》三书，此外，许多当时的文学作品，如《诗经》中亦易寻见周代礼乐文明之印记。

周礼的核心是宗法制度，本质是辨异，即一套完善而系统涵盖了冠、昏、丧、祭、射、乡、朝、聘等方方面面的处理等级社会人际关系的伦理规范。

礼的作用主要是规定政治、社会关系中各种角色的权力与义务及行事规范。

《礼记••昏义》云：“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子之别，而立夫妇之义。

……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

”在此，礼的现实作用得到了具体而清晰的表述。

礼乐之“乐”则处于从属地位，主要作为辅助礼的顺利实现而设置。

它主要为典雅纯正之乐，多用于祭祀、郊社、宗庙、宫廷、乡射、军事大典等重大场合。

乐的主要作用在于培养人的内在情感与素养，使人得以自律，以辅助他律之礼之效果。

任何事物皆历生长衰灭之路。

西周之礼乐文明在经历鼎盛之后，在周末春秋时期开始走向了衰落。

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自西周末年始，社会动荡，加之西北猃狁侵扰，周王朝统治日益衰微。

随之，地方诸候实力渐强，意欲突破周王朝之集权管制。

及至春秋时期，生产力水平提高，分封制度加速解体，各地诸候征战攻伐之事日增，
刚开始礼乐征伐皆出天子，但自周平王东迁以后，天子号令诸候的绝对权威已不复存在，实力强大的诸候开始藐视天子，自行礼乐征伐，终成“春秋五霸”的割据之势。

上层建筑之政治经济基础一旦变化，构建于其上的文化体系则必然产生变化。

在周末春秋这段时期，周代的礼乐文明秩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至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

这一时期，周王礼制为各诸候王所蔑视，日益丧失了其原有的规范之力。

自周桓王后，各诸候王极少去朝贡天子，更不按时祭祀王室宗庙；周天子食九鼎、诸侯亦食七鼎。

诸候国内，大夫的势力日增，把持国政排斥公族，腐败堕落奢侈违礼之事层出不穷。

“礼崩乐坏”虽然造成了社会动荡，却成就了更加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

一方面，上层贵族地位的下降和下层庶民地位上升，各国统治者礼贤下士的风气大盛，社会新阶层——士——开始出现并日益壮大；另一方面，官学的危机与贤能之士流散民间，聚众讲学之风也应运而起，到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面对“礼崩乐坏”的混乱局势，诸子百家针对现实问题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主张，他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射在人性与传统的礼乐制度之上。

以对传统礼乐文明的态度，先秦诸子大致可以分为维护改良派与批判反对派。

改良派以孔子、孟子的儒家学派为代表，他们立场鲜明地维护周礼，成为周礼的践行和守护者。

孔子对周礼持肯定态度，但孔子不是简单地要求恢复周礼，他要求恢复的是周礼中的仁爱精神，他强调以孝悌为轴心的血缘亲情观念，希望以此唤醒当时欲利当先社会中人们尚未泯灭的仁爱之心。

孔子与他的弟子认为，如果能将这种仁爱之心通过礼乐制度进行推广，天下必会大治，他所憧憬的三代之治也就实现了。

孔子十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他认为圣人的境界显现了一种高尚博大的胸怀，闪耀者仁爱的光辉，只有人类才拥有这种超越生物本能的人性。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学说中的人性美，他明确指出人性本善，主张以民为本，施行仁政，以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

而荀子从性恶论出发，强调后天教育的重要，他主张用礼乐约束和教化人的欲念，将礼乐特别是礼上升到国家意志的高度。

批判反对派以老庄墨法为代表。

道家老庄否定儒家所维护的礼乐，认为礼乐扰乱了人的纯朴本性，老庄崇尚自然之道，提倡“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与哲学主张，希望回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社会。

墨子从下层人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出发，希望统治者解决老百姓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提出了“兼爱”、“非攻”的口号，墨子反对儒家礼乐，认为礼乐特别是乐沦为了上层阶级的享乐工具，所以在他的国度里他要将文艺驱逐出去。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也是反对儒家礼乐的，他们主张实行君主独裁，厉行法治，而礼乐等则是推行法治的祸害，对礼乐持否定态度。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诸子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学术高潮，其学术思想遍及经济、政治、法律、哲学、军事、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而诸子学派特别是儒墨道法等有重要影响的几家对礼乐文明的探讨争论，从制度层面深入到人的存在、人性等层面，其成就对后世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及其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