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鲁迅、海明威的死亡哲学与生命哲学(一)

试析鲁迅、海明威的死亡哲学与生命哲学(一)
提要：生活中诸如病与死这样一些普遍遭到排斥和拒绝的反面经验，一旦以迷人的形状从作家的笔下走出，竟带来了一种神秘的美感与难以抑制的兴奋。

这其中又都透出了一股让人深思的气息，这对我产生极大的震撼，我不知道这种震撼是来源于他们的经历还是来源于想象。

本文试通过对海明威和鲁迅部份作品的阐释，来表述我所能理解的他们的死亡哲学和生命哲学背后那种对社会的责任感、对人民命运、对国家命运的高度关注。

主题词：海明威死亡哲学鲁迅生命哲学
弗洛伊德有这样的分析：在人的无意识的心理中，存在着两种相反的本能动向。

一种是生的动向，一种是死的动向，当某一种动向占上风时，心理就追随它而发挥主导性功能。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许多艺术家的心理结构中，这两种动向有时强烈地对峙和交织。

死亡在他们看来更是具有美学性质的，具有神秘的诗意内涵，因此他们在心理上更加迷恋死亡，在艺术创造中偏爱描写死亡和表现死亡，揭示死亡和生命的神秘意义和情感丰富性，赋予它强烈的美学色彩。

这里一个是美国小说家、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另一个是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

他们以文学共同耕耘在那个天地里，思考着人类统一的困惑，诸如死亡、寂寞、疾病、痛苦、生与死的搏斗、光明与黑暗的挣扎。

所谓“生命哲学”、“死亡哲学”都主要是一种范围上的限定。

一种可以作为世界观的哲学,不仅仅包括对社会历史、自然史、精神史的理解，更应是对人自身存在状况的领悟；在海明威的作品中几乎篇篇都谈论到死亡或与死亡有关的情节内容。

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之中也多有病、死、鬼这样的字眼，固执地一再重复地出现吃人、死亡、坟墓、鬼魂、杀头、丧仪这些毛骨悚然的东西。

海明威的死亡哲学和鲁迅的生命哲学是他们各自对于生命和死亡的一种感悟，对生命的一种哲学态度。

一、“生”与“死”的哲学
1、海明威
对死亡问题的哲学思考源远流长。

在人类发展的最初阶段，死亡是以原始宗教、神话以及与之相结合的原始艺术、礼仪等形式反映的。

死亡哲学作为哲学的一部份，是要对人类死亡现象和死亡事实进行总体的、全方位的、形而上的考察，也就是说，它以理论思维形式表现出来的关于死亡的形而上学说。

在创作上，海明威一生最偏爱的主题是战争、死亡、男子汉气概和爱情。

特别是“死亡”和“男子汉气概”，贯穿于他的全部创作中，成为他作品的主要风格特征。

在他小说中所涉及的已不是零星的死亡现象。

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光是每篇前面所附的1924年出版的同名速写集中就写了各种各样的死亡事件：枪毙内阁大臣、任意枪毙路人、绞刑、斗牛士惨死等。

还有濒死的感觉、战斗中的求生祈祷、雨中溃退等。

更不用说其中描述的妇女生子、丈夫自杀、怨敌之争、情人变心、恋人分手、对婚姻的恐惧、夫妻淡漠的生活、流浪者打斗、战后精神迷惘颓废、赛马作弊致死、斗牛士之死等用战争、疾病、情感和各种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死亡。

在自传色彩很浓的“尼克·亚当斯”系列故事中，海明威讲述了自幼年以来就对死亡所产生的恐惧、困惑、焦虑、渴望、漠视、直面等复杂的情绪和心态。

可以这么说：只要能将阅读深入到海明威的作品中去，就几乎可以感觉到它们实际上可以算作是一部“死亡学”的详尽注解。

生命个体是一个易逝的、必然毁灭的、终有一死的存在者。

这就是人无法相逆的命运。

《永别了，武器》中，蚂蚁逃离火海的故事，说明死亡是生命的本质属性，它或早或晚是要到来的。

海明威认为，人的本质是追求生命的意志，可是由于生命是一种永不满足的挣扎和冲动，因此，生命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痛苦”。

不管大自然做了什么，不管命运如何安排，不管人们的社会角色怎样，构成人生本质的痛苦总是摆脱不了的。

这些“痛苦”促使生命最终要导向
“死亡”。

海明威如是说：“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在乎；人只能死一回；咱们都欠上帝一条命；不管怎么样，反正今年死了的明年就不会死。

”⑴莎翁说，这是支撑他生命的看法，只有明白了人是注定要死的，才能正视死亡，而不是消极回避，他正是看到了生命的有限性，才会有生活的紧迫感，才会格外珍惜并利用自己的生命。

他说：“一定要找出新方法来为我们寻求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空间。

让你的精神受到新思想的鼓舞……过一过这种充实的精神生活吧。

”这就是他创造的打不垮的“硬汉子”精神。

这种精神内蕴育着一个生机盎然、奋发进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就是积极筹划有限人生，使它更加紧张、热烈、深刻、充实。

海明威提出了“死自是一种美”，“活着，则勇敢地活下去”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提倡以“硬汉子”精神来面对死亡。

他再三地写到死亡，他作品的主要人物大部份必然以死亡告终，但这些人物，在失败或死亡之中往往设法保存了些什么东西，他们确实维持着本身的一种理想：该怎样做人的一种原则。

塞涅卡说：“一个人没有死的意志就没有生的意志。

”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子”就具有无畏的死亡意志和顽强的生存意志。

由于死与生是对立统一、密不可分的，海明威的死亡哲学名为谈死，实为谈生，明显地具有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意义。

《打不败的人》中曼努埃尔被牛抵成重伤以后，仍奋力把牛杀死，临死前也不失“优雅风度”。

《在异乡》中的少校以“准则英雄”式的风度默默地承受新婚妻子病逝和自己身为剑术家却残了手臂的悲剧。

《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在83天未捕到鱼的逆境中勇敢地面对厄运，终于捕获了一条大马林鱼，并为保护既得成果单枪匹马与追踪而来的成群鲨鱼搏斗，几次遇险而生。

在此人已不再是自己命运的奴隶，而是努力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的人生也不再意味着忍耐、受苦、消极无为，而是被自己筹划得生气勃勃，轰轰烈烈，奋发有为。

海明威说：“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

你尽可以消灭他，但就是打不败他。

”人在自然界，在命运面前始终是无能为力的，和他们做斗争徒劳无益，改变不了人的悲剧性的命运。

但问题在于怎样面对人的这种境遇。

人的肉体可以被消灭，但不能从精神上被打败，要在“重压下”努力保持“优雅风度”，弘扬个性，歌颂个性，以找回被死亡阴影所掩盖的人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2、鲁迅
一个世纪之前，在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出现了“生命哲学”流派，一种试图用生命的发生和发展来解释宇宙，甚至解释知识,或经验基础的唯心主义学说或思潮。

德国的狄尔泰作为创始人，首次使用“生命哲学”一词。

生命哲学是对19世纪中期的黑格尔主义和自然主义对唯物主义的一种反抗。

他们夸大生命现象的意义，把生命解释为某种神秘的心理体验，从而使这种观点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特色。

而鲁迅先生的生命哲学却不同于他们。

他的生命观，跟宇宙论毫不相关，而是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合理的尖锐的抗议和批判。

鲁迅先生小说的基本结构就是“个人”被“社会”吃掉的结构。

他的小说“反复表现出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不但以自己的内容杀人，还以自己的僵硬的存在方式杀人，以它造成的保守、守旧的社会习惯心理杀人。

”他以人吃人的大恐惧《狂人日记》为总纲，在大大小小的人肉筵宴中编排了无数被扼杀吞噬者的剧目：孔乙己的穷死（《孔乙己》）、陈士诚的病死（《白光》）、阿Q的被枪毙（《阿Q正传》）、夏瑜的被砍头（《药》）、宝儿的夭折（《明天》）、子君的忧郁而逝（《伤逝》）、魏连殳的自戕（《孤独者》）、祥林嫂的冻毙（《祝福》）……鲁迅的大量的杂文中，更是刻画了无数明的死与暗的死、屈死与冤死、自杀与谋杀、甚至常常戏言阴间的有趣来揶揄人间的乏味。

读鲁迅先生作品时的感觉，那不只是一种情绪、一种氛围、它们仿佛像一张神秘的网，有一种惊异的美，使人兴奋。

那些对人类困境的执着思考，那些对自身历史境遇的真切体味，那些对生命的悲哀而又乐观的哲学感悟，形成了一种意识上深刻的紧张，造就了热狂与冷峻、
痴迷与理智、生与死、人与鬼、光明与黑暗、人间与地狱的无比奇丽的挣扎。

鲁迅先生1926年出版了一个古文与白话的杂集，取了一个阴森的名字——《坟》。

这在他自己，“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就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

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无从管了。

”⑵而对于读者，他说：“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

待若干岁月后又化为烟埃，并为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成了。

”⑶人的希望，人的确证，无需外求，就在这些生的当下的反抗之中。

人向死而在，向坟而反抗。

坟，这小小的丘陇虽然是死的标志，同时也是“曾经活过”的证明。

“坟”表明鲁迅一方面仿佛是以故意的虚无状否定旧我，另一方面又对旧我怀着隐秘的珍惜和爱恋。

坟墓是表明灵魂不灭的一种形式，这无疑是与死亡相连的，而鲁迅的作品从来就不畏惧任何“死”的暗示与明宣。

鲁迅《两地书》中记着：“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只觉得‘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有很多偏激的声音。

”他的作品之中也多有病、死、鬼，他在《野草》中这样说道：“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

”
我们与其说《野草》是一部散文诗，到不如说它是鲁迅先生的一部“生命哲学”。

在其间，生与死几乎是一条贯穿的中心线索，二十四章散文诗中有十八章谈论到生与死。

但是，尽管在《野草》中许多篇章都写到死亡，然而那是诗人希望在死亡中得到生存，这种写法也许可以称着“置之死地而后生”。

为生而直面死亡，这恰是鲁迅大无畏的民族精神的体现，这是诗人对同时代进步青年敢于反抗压迫、抗击黑暗的战士精神的讴歌，也是诗人对青年一代的迫切希望的情感的显现。

其实，在写作《野草》时，五四运动以后革命阵营内部存在的好些问题对他的影响仍然很大，那时候阵营内部出现了将牺牲精神绝对化的倾向，甚至很多人在思想上已发展到“轻死”的地步，蔑视人的生命价值。

鲁迅对这种麻木而盲目的牺牲观念深表担忧。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鲁迅不得不这样呼吁：“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以血的洪流淹死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

”他认为真正的改革者绝对不能“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

他近而大声疾呼：只有“会觉得死尸的沉重”的民族，“先烈的‘死’”才会换来“后人的‘生’”。

可见在生与死中，鲁迅是何等的看重生。

为此很自然地，将自己对生命的价值取向注入了《野草》的创作中，向死而生，诗人一直都在努力寻求一条生存的道路，为他自己，更为一个民族。

二、意识的形成
1、家庭经历。

这个问题我想着重谈谈鲁迅先生。

许多艺术家在童年时期都有目睹自己家庭不幸的经历，尤其是亲人的亡故，对他们稚嫩的“白板”一般的心灵产生强烈的情感印记。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这句话说尽了他幼小心灵的全部辛酸。

鲁迅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

1893年秋天祖父因科场舞弊案被捕入狱，押在杭州府狱内。

为免受牵连，他与二弟周作人一起，被送往亲戚家避难。

1894年冬天父亲吐血病倒。

他身为长子，便挑起了生活的重担，除读书外，还要出入当铺和药房，领受冷眼和侮蔑。

1896年10月12日父亲病逝。

家境急剧衰败，甚至招致亲戚本家的欺侮。

他妹妹因天花而死，他四弟因肺炎而夭折，尤其是父亲的病为庸医所误；他没有神力救他们于病痛和死亡的魔爪下。

这一切，形成了他意识深处的负疚感。

这种有罪意识和赎罪意识使他前赴日本学医，使他终生以一个医生的潜意识来认识世界，解剖自己、他人与社会，从而产生了“疗救”的使命感；1924年他翻译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使他有意识地力图窥视自己的潜意识，从而
陷入内心黑暗无以超越的痛苦和一定要超越的挣扎；在对个人和社会的剖析中，他对中国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特点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和深刻的把握，因而在力图超越个人精神危机的同时，他决心不遗余力地为探索民族新生之路而奋战到底，这种使命意识和批判意识就是“鲁迅风骨”、“鲁迅精神”在实际生活中的体现。

不幸的家庭经历孕育了艺术家极度敏感的生存与死亡的体验，也驱使他沉湎于生与死的艺术意境，从而绽放出夺目璀璨的美学奇葩。

家庭是感性个体得以理解人生和社会的最初和最敏感的对象，也是“创伤性经验”重要来源之一，家庭经历对艺术家的心理结构和艺术创作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例证使我们领略到：体验过家庭的疾病与死亡的艺术家更偏爱表现生存与死亡这个永恒的精神所渴望的主题。

在鲁迅晚年，病魔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他。

1924年3月1日鲁迅前往日本人开设的山本医院就诊。

此后一个月内，接连往该医院就诊十三次，都是治疗发烧、咳嗽及吐血之类的肺病症状。

1934年8月9日发烧，自觉“胁痛颇烈”，肺病相当严重了。

1936年5月31日史沫特莱请当时上海最好的一位肺病专家来作诊断，诊断结果是认为鲁迅的病症非常严重，“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

相对鲁迅先生来说，海明威的家庭经历较为简单和幸福快乐得多。

他出生于1899年7月21日，他的童年没有什么创伤，父亲和母亲教会他许多的东西，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中学时就表现出了自己的文学天赋，常常发表文章。

但是海明威却遗传了父氏的躁郁。

他在小的时候离家出走，传说也是其家庭气氛紧张造成的。

海明威晚年患多种疾病，精神十分抑郁，经多次医疗无效，身心备受折磨。

海明威的生活经历充满了紧张与压力，他的内心经受着剧烈痛苦而复杂纷呈的变化。

他企图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摆脱与逃避沮丧与焦虑的情绪，如不停歇地旅行冒险，寻求女人与烈酒的刺激，他像只被凶恶老雕穷追不舍的猎物，被追得走投无路、无处躲匿。

他在身体上企求生存，而在心理上却渴望死亡。

荣获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老人与海》，其主人公桑提亚哥在海上与鲨鱼搏斗的经历与内心活动诠释了这一矛盾的心态。

尽管老人失败了，但“你尽可能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老人的内心独白，简直是海明威一生的写照。

作家诺曼·迈勒在文章中曾入木三分地剖析道：“海明威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之真正的根源是他的一生都在跟恐惧和自杀的念头作斗争。

他的内心世界犹如一场噩梦。

他的夜晚是在同死神的搏斗中度过的。

”在1961年7月2日，他终于用子弹结束了顽强拼搏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