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明清经济史研究综述(一)

2003年明清经济史研究综述(一)

有关中西比较和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近年来在中西方学术界都引起热烈讨论，其中主要是对明清经济的再评价。美国学者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中西方学术界都引起了讨论。彭慕兰针对黄宗智的反驳，发表长篇回应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除修正若干数据外，重申他的观点(历史研究4)。张家炎《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述评了2002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次讨论会中争论双方的主要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国内学者也参加了这一讨论。吴承明认为，从传统经济到现代化的转变，至少有两条普遍规律，一条是经济上起于市场扩大，由商业革命导致工业革命，另一条是理性化，现代化即理性化，包括思想、经济行为、社会组织、政治法律制度的理性化。中国在16世纪也有了现代化的萌芽。有清一代生产增长，市场繁荣，18世纪达于高峰。但由于理性主义中断，中国在科技和制度改革上已经落后于西方。这时英国的经济比江南的小农经济更接近于新古典主义原则。方行指出经济史学界缺少对服务业的整体研究，论证了服务业在封建经济中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认为服务业所形成的市场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市场。姜锡东认为中国传统经济的高峰在唐宋元时期，以宋代为最高峰，明清时期虽有发展，但主要是总量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未提高，这是整个社会经济陷入停滞的主要标志。李根蟠认为从经济向广度和部分向深度发展看，从经济总

量增加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看，明清可以与战国秦汉和唐宋并列为我国封建经济的高峰之一，但从发展的势头和速度看，从劳动生产率是否相应提高看，明清的“高峰”逊于前两个高峰。他认为尽管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呈下降趋势，但传统农业创造的剩余仍足以支撑颇大的商品经济规模，同时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条件或机遇。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没有如西欧那样导致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是其缺陷之一。曾雄生认为明清农业总量确有发展，但劳动生产率和人们的生活生产水平有所下降。刘秋根认为15一18世纪早期银行机构已经形成并对工商业的运行产生巨大影响，但相对于西方各国，资金市场发育表现出迟滞的特点。赵凌云认为15世纪的中国不仅止步于工业革命的门槛，还止步于市场经济的门槛，导致中国传统经济未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原因是传统经济中市场发育遇到了传统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制约(“传统经济的再评价”笔谈／中国经济史研究1)。魏金玉认为，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在清代前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但从更广泛的范围看。当时的生产与交换以家庭劳动为基础，落后于以雇用劳动为基础的生产与交换的经济，落后于近现代社会，落后于资本主义(高峰、发展与落后：清代前期封建经济发展的特点与水平／中国经济史研究2)。方行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出发，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现代经济因素的出现，论证了清代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并对清代粮食劳动生产率有所降低和农业生产工具缺乏改进等问题作了解释

(再论清代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中国经济史研究3)。近年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引起各方面的质疑，有学者提出不要再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江太新认为这一问题仍需讨论，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准是自由雇工的出现，明清时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最根本的原因是受地主制经济的制约(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二三事／中国经济史研究3)。徐晓望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有其合理的内核，这就是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研究。明清时期广泛存在的资本主义企业，在工业化因素的推动下，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国轻工业发达、重工业落后的经济构成，与明清时期已经形成的传统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合理内核与中国近代化问题／学术研究1)。刘秋根认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既要重视与之相关的“资本流通”暨资金市场等制度性因素的探讨，但其主题仍只能是对生产方式变革的研究(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资金市场的几个问题／文史哲3)江南经济史一直是学术界倍受重视的领域。李伯重多年来致力于“多角度看江南经济史”，并于本年以此为题将他有关江南经济史的论文结集出版(三联书店)。他考察了明清江南教育及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明清江南教育的普及造就了大批能够自主地进行商业化生产的小农场主和小作坊主，这是与西方发展经历非常不同的现象。明清江南教育的普及和进步，对于日后江南经济成长模式的形成，也起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张海英《明清江南与华北地区的经济交流》认

为清代区域经济交流具有共同性特点：一方面，江南手工业品明朝时独树一帜的销售局面被打破，另一方面，得益于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实际上已突破了异地经济交流中单纯的互通有无的互补性，两地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经济交流(历史教学问题2)。任放考察《明清湖北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认为其发展水平不可高估(湖北大学学报1)。黄志繁认为清代赣南山区人口、土地和土地利用方式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这样的生态和生计现实才是山区商品生产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而不能用落后的封建势力的压制来解释(清代赣南的生态与生计／中国农史3)。叶显恩论述《清初李士桢抚粤政略与广东社会经济复苏》，肯定李士桢的有关措施，尤其是恤商政策、创立十三行等措施，对海上贸易的发展，意义尤为重大和深远(《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林仁川论证清代台湾转型前的社会与大陆闽粤社会都属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19世纪80年代在国际现代化潮流影响下，台湾社会既不是走向“内地化”，也不是走向“土著化”或“双向化”转型，而是逐步转向现代化社会(论清代台湾社会的转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梁四宝、燕红忠《清代边疆开发的经济动因及其影响》认为边疆开发在取得一系列经济绩效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中国经济史研究3)。财政高寿仙考察了明代京城和通州粮仓的设置、管理、储粮数额，指出明代中叶以后由于折银数额和冗食人员增多，京通二仓储粮数额大幅下降，只有万历初期一度回升。京通仓米主要用于发放在京卫官军月粮，有时也调拨部分粮米充实边镇军粮，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