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明的摇篮

三文明的摇篮

浩瀚的海洋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人类海洋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巨大而厚实的基础。海洋文明在整个人类文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海洋文明程度的高低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密切相关，对整个人类的进步具有深远的影响。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看，远古时期的文明大多发祥于几大河流域，而在此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则呈现了鲜明的海洋特征。

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450年乃至更早的年代，位于爱琴海的克里特岛上的皮拉斯基人创造了程度较高的古代海洋文明，并使当时的克里特成为海上霸主。它很早就能建造高头低舷的快速远航船，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曾控制过爱琴海的海上贸易，强迫周围的民族向它称臣纳贡。据记载，古代埃及新王国的法老图特摩斯三世曾租用克里特人的船从黎巴嫩向埃及运输木材。现代考古工作者在克里特岛发掘出新王国时期埃及的黄金、象牙及工艺品，证明了当时克里特海上商业之发达。

在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繁荣时期，地中海地区曾在人类文明史上大放异彩。以地中海为中心，古代希腊、罗马的文明曾影响到广大的周边地区，南至撒哈拉，东南至红海地区，

东北至黑海地区，西出直布罗陀海峡，北至高卢与英国，时间长达几个世纪，因此，被人们称为“地中海时代”。古代希腊的工商业城邦雅典由于拥有曲折的海岸线和比利犹斯

等良港，为其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中叶，雅典的比利犹斯港是古代希腊最大的贸易集散地，这里有来自地中海各国的商船、操不同语言的商人。港内有旅馆、剧院、仓库、商品陈列室和银钱兑换所等设施。通过中介贸易，不仅商业奴隶主获得巨利，雅典政府也抽得2％的关税。历史学家色诺芬在谈到雅典商业时说，雅典的航海贸易最使人向往，它有风平浪静的商港，还有到处可以通用的银币，所以它成了地中海乃至世界最大的商业中心。

以大西洋为中心的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近代文明的最

杰出的代表，被称为“大西洋时代”。航海技术的进步、新航路的开辟“大西洋时代”的发端。l3世纪，中国人民的伟大发明——指南针，经阿拉伯人传人欧洲，到14世纪，欧洲人已普遍使用，l5世纪又制造了载重千吨的快速多桅帆船，航海技术进步很快。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地理知识的进步，地圆学说在欧洲也日益流行，这些都为新航路的开辟创造了有利条件。l5世纪末到l6世纪初，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辟了从欧洲不经过地中海，直达东方的航路和横渡大西洋前往美洲的新航路，完成了第一次环球航行。著名航海

家哥伦布(1451—1506)是开辟新航路的主要人物。l492年8月3日拂晓，哥伦布率领88名水手，分乘3艘帆船，从西班牙南端的巴罗斯港出发，经过69天的艰苦航行，于l0月12日到达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哥伦布命名为“圣萨尔瓦多”)，1493年3月16日，哥伦布返回西班牙。在此之后，哥伦布又3次西航至美洲，先后发现了牙买加、波多黎各、多米尼加等岛，并到过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巴拿马以及南美洲大陆北岸，为西班牙的殖民扩张打下了基础。继哥伦布等人的探险之后，葡萄牙人麦哲伦(1470—1521)率领的船队经过3年时间的艰苦航行，成功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使地圆学说在实践上得到了证实。

虽然新航路的开辟带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掠夺、扩张、殖民的深刻烙印，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但是新航路的开辟对欧洲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新航路发现以后，欧洲商人的贸易范围迅速空前地扩大了，世界市场开始形成。欧洲和亚洲、非洲、美洲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商业往来。原来局部的、孤立的地区，从此卷入了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系。新航路的开辟，也使世界的主要商路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使大西洋沿岸的许多城

市成了世界贸易的中心，同时，也使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经济机构如证券交易所、股份公司、航运保险公司等逐渐发展了起来。

中国自古以来是个农业国，以农业为特色的中国西北部文明，在中华文明中占主导地位。虽然如此，海洋为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华民族的进步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考古学表明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北方的龙山文化、红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等，都具有极其浓烈的海洋特征。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长方形偏刃石锛被考古学家认为是一种专门用来加工舟船

的工具。在渤海海峡庙岛群岛上发现了一些具有龙山文化特征的文化遗址，说明这里的早期文化是越海传播而来的。那么我们可以想像，古人以庙岛群岛为中介，通过航海活动使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文化进行了相当规模的交流、融合。在考古发掘中，辽宁丹东发现有距今6 000年前的舟形陶器，在与丹东隔海相望的长海县也发现了舟形陶器，在山东荣成发现有属新石器时代的独木舟一艘，可见北方海域的航海活动广泛存在着，龙山文化得以传播有着坚实的航海基础。同样具有海洋色彩的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 000年，主要分布在我国浙江以南的各省沿海及其岛屿，并向东太平洋传播。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6只独木舟的船桨是我国至今发现的最有说服力的航海文物。

依据考古发现来追溯史前海洋文明，含有一定的不确凿性。但通过文字记载，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把握华夏海洋文明的脉络。

英国学者李约瑟说：“在人类利用风力来推进船舶的多项主要成就中，中国的平衡式梯形斜帆确是名列前茅的。”可见，我们祖先在帆的发明及应用方面确有独具匠心之举。虽然古埃及人早在5 000多年以前就发明了帆船，但其单横帆只能顺风而行，而我国发明的平衡式梯形斜帆是古代性能最好的帆，能巧使八面来风，行船中的“调戗使斗风”的逆风行船术更令西方人望尘莫及。

《管子·禁藏篇》载：“渔人元人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说明2 000多年前我国的船只、网具和捕捞技术已发展到较高的程度。战国时期的齐国地处今山东沿海地区，由于“通鱼盐之利，国以殷富，士气腾饱”而成为“海王之国”。

公元lll7年成书的《萍洲可谈》中第一次记载了我国航海者“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可见，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早已在古代航海活动中应用了。这是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结晶，对世界海洋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元代国际大旅行家马可·波罗从我国回到意大利后，第一次向西方人讲述了他在东方海域所乘的船上具有中国人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