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的发展过程及金庸武侠小说的地位

武侠小说的发展过程及金庸武侠小说的地位

环资系水净化3111 魏恩典

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尚武习武，一些人因勇力与武艺脱颖而出，在先秦时形成“士”的阶层。初期的“士”是文武双全的，随着这个阶层的成熟与壮大，文武开始分途，各自沿着自己的模式向“儒”与“侠”发展。“侠”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中国武侠小说的文化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东汉末年出现了最早的武侠小说——根据荆轲刺秦的史实创作的《燕丹子》。

唐朝时期市民文化渐渐兴起，武侠小说渐成雏形，出现了《昆仑奴》《虬髯客传》等比较成熟的武侠小说。宋元时期的话本中也有不少武侠小说。至明代，产生了中国武侠小说的第一座丰碑——《水浒传》。

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随着新闻报业的发达，稿费制度的建立，武侠小说作家蜂拥而起，作品遍地漫天。

武侠小说是华人世界特有的文学现象，武侠小说的传播是与中华文化语境分不开的。第一个文化语境：“任侠尚气”的游侠传统。先秦时期“侠客”作为“士”，其“侠气”主要体现在“为知己者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以武犯禁”等方面。第二个文化语境：“英雄崇拜”的心理需求。中国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社会方式，使“江湖”渐渐与“庙堂”对立起来。人在社会中的“茫然”、“无奈”形成了国人极端的膜拜英雄、向往超人的心理结构，这种心态助长了人们“消费英雄”的欲望，这些心理与“侠文化”一拍即合，形成了专门面向民众的通俗的武侠小说。中国式的“江湖文化”从此与“庙堂文化”分道扬镳。第三个文化语境：“逐渐下移”的庙堂文化。自宋以后尤其是明清时代，儒家的仁义进取精神、道家的羽化隐逸思想和佛家的慈悲因果学说在民间都有了广泛的传播。民间的文化心理结构复杂了起来，不同人对“侠”有了不同的需求，“侠”内心的冲突也多了起来。于是，武侠小说开始分流：忠义侠盗小说，武侠公案小说，儿女英雄小说……

武侠小说与其他通俗小说最大的不同在于它虚构了一个完整的源于现实又与现实对立的乌托邦——江湖。江湖中没有那些琐碎的生活小事，少了尘世间的烟火。在江湖中，尘世间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所以，武侠小说的这种兼容性，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足够大的纵横驰骋的空间。

武侠小说大致可分为三大类。1、传统武侠小说，秉承了更多的传统文化的劣根，其意义也多是体现民众盲目自大、自欺欺人的心态和超现实的社会理想。其中充满着“刀枪不入”、“彰节烈”、“风流艳遇”等愚昧思想。这些因素都使传统武侠小说成为新文学攻击的靶子。2、现代武侠小说（20-40年代），在保留传统武侠小说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正统”的启蒙文学营养，表现出了“与时俱进”的现代性，更贴近了现代生活，使武侠小说前进了一大步。3、新派武侠小说，直接继承了现代武侠小说的精神，并求新求变，将武侠小说推向了高潮。其中贡献最大的就是金庸。

金庸武侠小说彻底改变了旧武侠小说以情节为中心，使人物形象脸谱化的弊病，讲究情

节与性格互动，重点塑造人物形象。金庸小说尤其注重在复杂的环境中展现人物性格，塑造了一批性格迥异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彻底抛弃了旧式武侠小说“威福、子女、玉帛”的价值观念和“快意恩仇、任性杀戮”的行事方式，迸发着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将侠义精神从单纯的哥们义气提升到文化意义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高度。同时，金庸还成功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次要人物，并用现代心理分析解剖人物，相当有深度地写出了人性。象李莫愁、慕容复、康敏等这些人的形象，个个让人惊心动魄。在金庸小说里，“江湖”成了一个微型的社会，现实中的真假、善恶、美丑、欲望都有。它就是一个现实世界的缩影，是一个舞台。这是传统武侠小说不可能做到的。

金庸的武侠小说，在语言上，以白话为主，偶尔间以通俗典雅的文言词句，形成了既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民族特色的语言风格；在结构上，采取了传统章回的形式，但弃用了两句对称的结构，采用七言对句或四字句或词或单言散句，显示了自由开放的品格；在叙事上，摈弃传统小说从全知全能的角度连贯叙事的方式，更多地是从“限制叙事”的角度“交错叙事”，增强了情节的动态感，使故事曲折动人；在创作上，是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典范，金庸从浪漫主义走向象征寓意，使作品的内涵更深沉、意蕴更丰富。

金庸还开拓了武侠小说的广度和深度。“情”是金庸武侠小说的一大亮点，其重要性不亚于武侠小说的“武”，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不爱“武”的女性喜欢金庸的原因。他的小说将“党派武侠小说”发展到了极致，各江湖门派（少林、武当等）在金庸小说中更是具备了深刻的文化内涵。

金庸既是一个有着独立批判精神的政治家，又是一个有着强烈正义感的新闻学家，然后才是一个写“娱乐性读物”的武侠小说作家。他通过《笑傲江湖》的“寓言”来表达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正是其人格独立的最好体现。金庸在写作盛年时就封笔（出生于1924年，于1955年至1972年间创作了15部武侠小说），在封笔后又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整理自己的作品，足以显示金庸对文学的真诚态度。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金庸是一个奇迹。金庸的武侠小说超越了“雅”、“俗”的界限，在各个行业、各种层次的读者中间广为流传，市民读，学生读，教授读，官员也读。数学家华罗庚、陈省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都是金庸的读者。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必定有金庸小说。作家李陀甚至说：“中国人如果不喜欢金庸，就是神经有毛病。”

武侠小说历来被看作是通俗文学，登不了“大雅之堂。过去，武侠小说“汗牛充栋”，却很少有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但“学者”金庸的作品则不同，他把鲜明的现代意识寓于古雅、准确、简洁的语言之中，一洗传统武侠小说的晦涩、荒诞神怪、陈词滥调的颓势，并且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深刻合理的人物精神分析、诗化的意境、准确而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把武侠小说推向了一个高峰。他的小说既是人类古老的英雄梦在现代社会的延续，又是羁萦于世俗社会中的现代人试图超越具体限制的梦境。金庸所书写的武侠梦，为我们制造了一个童话的江湖世界，展现了英雄童话美。在90年代，随着武侠小说的公开发行，在一批文学家（如严家炎、陈平原等）的推动下，金庸的作品从“通俗”走向了经典，以往难登大雅之堂的武侠小说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宠爱，金庸也当选为20世纪仅次于鲁迅的“文化偶像”。金庸的武侠小说获得了学院体制的隆重接待，甚至被选入了教科书，而且研究金庸的作品也层出不穷，形成一门“金学”。

从传统武侠小说的“通俗”到金庸武侠小说的“经典”，体现了金庸对一个文类品格的提升；而经典能从“阳春白雪”到广泛流行，更体现出金庸对经典文学大众化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