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榜艺术价值

封神榜艺术价值

《封神演义》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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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12-613:46:50被阅览数：316次来源：明清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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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封神演义》有许仲琳著，陆西星著及许仲琳李云翔合著三种说法，形成三说鼎立的局面。其大致成书于明隆庆万历年间，具体成书年代难以考定。其艺术价值则是毁誉不一，但诋毁之词占据主流。关于其思想文化蕴藉，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纵观近二十年的研究现状，《封神演义》是一部被人遗忘的古典文学名著。

关键词：作者；成书过程；艺术价值；思想文化蕴藉；文学地位

一、作者的探求及版本情况

关于《封神演义》的作者，近六七十年以来一直存在两说。明万历金阊舒载阳刊本《封神演义》卷二题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由此形成许作说。郑振铎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传统》一文论及《封神演义》时说：作者不详，明万历本子上有许仲琳编的字样，但不太可靠，或者可能经此人编过。由于许生平事迹不详，仅从号“钟山逸叟”也只能推断出许是今江苏南京人或者寓居南京，加上其它卷均无作者署名，所以一些学者对此说持怀疑态度。清乾隆时编撰的《传奇汇考》卷七《顺天时》传奇题解云：“《封神演义》系元时道士陆长庚所作，未知的否”。这就是陆作说的由来。上世纪三十年代，张政烺考证“元时”系“明时”之误，并与胡适交换过看法。（详情可参看《胡适古典文学论集·复张政烺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学者陈三强通过列举《封神演义》一书中的错误、矛盾、雷同、因袭等不合理描叙并将之与张政烺和《陆仲元词稿序》提及的陆西星生平加以对照，认为《封神演义》的编著者为陆西星的可能性极大。[1]柳存仁教授是陆作说的最忠实也是最坚实的支持者，他在1981年第2辑的《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论文《吴承恩陆西星事迹补考》，使陆作说的影响较前扩大。在探索《封神演义》作者的进程中，章培恒曾做过不少的具体的论证。[2]在《〈封神演义〉作者补考》一文中他对柳说进行了全面的检讨：首先论述了明舒载阳刻本《封神演义》的作者署名的可信性不应否定;其次论述最早记载《封神演义》为陆作的《乐府考略》不宜轻信;最后对柳文用以论定《封神演义》为陆作的各项内证逐条加以论说，提出相反的意见。据咸丰年间的《重修兴化县志》卷八“人物志”记载，陆西星(1520—1601?)字长庚，江苏兴化人。少有才华，博览群书，文章书画，冠绝于时。然九试不遇，抛弃儒学，半路从

道，终生参禅。他撰写了数十种有关仙释的书籍，并为《庄子》作注，名《南华副墨》。陆擅长文章，又精通释道，所以有学者考虑到他的修养经历，比较倾向于陆作说。齐裕焜著的《明代小说史》也认为陆氏应该是《封神演义》最合适的作者，但陆作说缺乏

直接的版本依据。明舒载阳刻本卷首李云翔序云：“舒冲甫自楚中重资购有钟伯敬批阅《封神》一册，尚未竟其业，乃托余终其事。”以此为据，章培恒提出与前面的许作说有所不同的观点：《封神演义》由许仲琳、李云翔写定，且李氏是主要写定者，[1]并将这一结论写进他和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下)及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封神演义》的《前言》中，产生了广泛影响。[3]对于章先生此举，学者刘振农认为有失慎重。[2]刘氏通过对李云翔序的不同解读认为章先生的解释站不住脚。虽然章说还被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权威著作采纳，但《封神演义》的写定者究竟是谁，至今仍存争议。

《封神演义》较早的版本有明舒载阳刊本，估计为现存最早版本，现藏日本内阁文库。清代版本较多，有“四雪草堂”刻本、蔚文堂复刻本、经国堂复刻本。

二、成书过程

《封神演义》的成书问题，不仅关系到对其文学史价值的准确认定，也关系到对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发展脉络的认识，意义深远。《封神演义》非文人独立完成，而属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它是若干关于武王伐纣故事经长期流传后的编集、整理和写定，这一点学界普遍认同。有所争议的是《封神演义》在多大程度上是文人创作。刘振农就提出《封神演义》是第一部文人创作的比例远远超过群众创造的作品。[3]齐裕焜认为《史记》中《三代世表》《周本纪》等记载，为武王伐纣故事提供了一个大致的史实框架；《楚辞·天问》《诗·大雅·大明》《淮南子·览冥训》，汉贾谊的《新书·连语》、晋常璩的《华阳国·巴志》、晋王嘉的《拾遗记》、晋李翰的《蒙求集注》等记载了从秦汉到魏晋时代关于武王伐纣的不少民间故事；到了元代，说书艺人根据民间传说、文人的记载，编成一部讲史话本—《武王伐纣平话》，第一次从小说的角度较完整地演述了妲已惑纣王，纣王无道，姜子牙佐武王伐商，纣王妲己伏诛这段殷周斗争的历史故事；明嘉靖、隆庆间人余邵鱼，又按照历史记载，对《武王伐纣平话》进行加工，把改写的内容编入他的《列国志传》，其第一卷的内容，即始自《苏妲已驿堂被魅》至《太公灭纣封国》止，完全是叙述武王伐纣的故事；之后不久，《封神演义》问世。[3]陈三强

在《〈封神演义〉的成书及作者》一文中说，《平话》、《列国志》和《封神演义》三书叙述方式虽有别，却有前后演化的痕迹。虽然《列国志传》与《封神演义》创作时间距离较近，但对《封神演义》起范本作用的还是《平话》，这一点学界也基本达成共识。

在中国小说史研究中，鲁迅最早提出了关于《封神演义》成书年代的判断：“日本藏明刻本，乃题许仲琳编，今未见其序，无以确定何时所作。但张无咎作《平妖传序》，已及《封神演义》，是殆成于隆庆万历间（16世纪后半期）矣。”（《中国小说史》第18篇《明之神魔小说下》）这个论断审慎清晰，所以曾长期被一些文学史采纳沿用。上世纪90年代章培恒发现了鲁迅先生引用资料上的一点失误，即张无咎在泰昌元年为《平妖传》作序时实际上未提及《封神演义》，提及《封神演义》是在崇祯年间重修此序时补加进去的。章先生据此提出逆推断，认为泰昌元年作序未提及而几年后补加了进去，说明《封神演义》应成书或出版于此期间，即天启年内。章先生的论点遭到刘振农的反驳，刘氏认为鲁迅误引资料可以纠正，但章先生的逆推却不符合事理逻辑。

[4]接着刘氏在鲁迅《西洋记》杂窃《封神演义》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封神演义》和《西洋记》两部小说的部分诗文，认为《西洋记》抄袭《封神演义》有铁的内证，从而推出《封神演义》成书应在《西洋记》之前，提出《封神演义》成书早于万历年间。然后刘氏又探讨了《西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