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的发展

漫谈中国文化
——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发展与衍变学院：师范学院班级：B0902 姓名：贾宝龙学号：1313070601
【文章摘要】
佛教起源于印度，自传入中国以来受中国本土文化及社会环境的影响，渐渐产生其特殊性，并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亚洲其他国家的佛教文化，并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并包，显示出其明显的中国特色。

【关键词】发展概况中国文化禅丛林制度三武灭佛
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概况
佛教起源于印度，正式传入中国有史料可考的，当在汉末和三国时期。

汉桓帝时，有安息国沙门安世高来华，月氏国沙门支谶到洛阳，各译佛经数十部，共一二百卷。

①这段时期，由于中国战乱频繁，民不聊生，悲观消极的情绪在民间泛滥，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天堂地狱间六道轮回的传说能够给人民内心的抚慰，因此在民间广泛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慧远大师创立净土宗，使佛教在中国，确定了宗教的精神和形式，在梁武帝和北魏武帝时代，印度佛教的教外别传，禅宗第二十八代祖师菩提达摩，隐居在嵩山的少林寺，面壁九年，这便是禅宗传入中国的开始，自初唐以后，禅宗大兴，使佛教一跃而变为纯粹中国化的佛教。

隋唐时期，由于其开明的政治政策，稳定的社会环境，佛教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状态，玄奘赴印留学归来后，在唐太宗的支持下，集中国内学僧与文人名士数千人，参加佛经的翻译工作。

接着道宣法师极力兴起律宗，佛教戒律的确立，和中国佛教的规范，便从此奠定，基础稳固。

随之而来，三论、俱舍、成实等佛教宗派，也欣欣向荣，争放奇葩，各自发扬它的门庭学系，形成中国佛教的十宗教派：净土宗、律宗、天台宗、成实宗、三论宗、俱舍宗、禅宗、华严宗、法相宗、密宗。

宋元明清时期，中国佛教经隋唐时的繁盛后渐趋衰落，南宋末期禅宗大师们大谈其儒家学理；西藏密宗势力随元朝军事统治力量的推展，普遍渗入全国各地，据有宗教的特权，喇嘛们幻想政教合一的局面，全国各宗派的佛法，都受到极大的斫丧，只有禅宗在丛林制度的卵翼下，尚能存其微弱的传统命脉。

净土宗因其平易近人，始终还能存在，而为民间普遍的信仰；明代承元朝的余绪，作为佛教唯一权威的禅宗，难与理学相抗衡；嘉庆以后，因欧风的东渐，西洋文化思想，随教会以俱来，佛教的命运，也随时势的推移，而大有转变了。

二、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相互影响及结合。

“佛教能够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的深层根源，是其前者的适应性以及
后者的包容性”。

②佛教传入之初，正值中国战乱不断，其思想的特殊性能被民间普遍接受，但作为外来文化，仍被当时的知识分子所排斥，但由于政治环境混乱腐败，儒家等的传统学说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人们的思想趋于消极避世，知识分子普遍逃入玄谈的领域，玄学喜谈本末有无问题，这与般若学之‘空’多有相通之处，且般若学具有较强的理论思辨，其‘不落有无’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比玄学‘以无为本’更玄，思辨程度更高。

这又导致了原来依附于玄学的般若学后来反过来影响了玄学，发展了玄学。

至隋唐时期，开明的政治环境，各派学说蓬勃发展，其中佛教的禅宗思想忽然崛起，在从政的知识分子中极为普遍。

佛教对隋唐思想的突出贡献，在于把心性论推向新的水平，它主要由禅宗文化来完成。

“儒家有效地吸取禅宗思想的精华，以充实自己的学说体系，儒家学者经由禅学文化的启发，提高了自己思维水平的能力，进而发掘《四书》及《周易》等经典中的精旨，把汉唐思想导向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这是禅文化对中国思想史所作的最大贡献。

”③宋代的理学家，接着唐代韩愈、李翱等的启发，经欧阳修等的领导，突然崛起于千余年之后，号称直承孔孟心法，在汉唐的儒学以外，别树一帜，不须讳言，那是受到禅宗的影响，并也渗入老庄思想的成份，这才构成一番宋儒的面目。

宋代的佛教，已由佛而入儒，因禅宗而产生理学，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必然的演变，也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融会的成果。

三、禅与丛林制度
禅宗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相标榜，用通常的口头语，使高深难懂的佛学，完全脱离酸腐的头巾气味，一变而为纯粹通俗的平民哲学。

这种观点强调了作为人的个性上的不同，不以统一的教条禁锢人的思想，所有的修行方式都是指向自己的内心，在哲学的辩证中超越自己，与其说是修佛不如说是修己，充分展现了个性自由自我超脱的思想。

马祖道一禅师，和他的弟子百丈禅师二人，毅然改制，把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规模，一变而为中国式的丛林制度。

以后佛教之所以能够长久传布，却全靠这个制度而存在，其规制的流传，时至今日，并为国内外的佛教寺院所仿行。

而且这种制度，影响后来中国社会，政治体制，都有很大的作用。

中国佛教里所谓的“丛林”，本来是禅宗僧众集团的特称，等于佛经所说的修行大众们，叫做清净大海众一样的意思。

从中可以看出丛林制度是一种集体生活的制度，并以此建立一套管理体制，自上而下的对佛教徒修行的地点即寺院进行管理。

其中，住持和尚职掌全寺的修持（教育）、寺务（行政）、戒律和清规（法律）、弘法（布道）、经济财务等事权，并选请全寺的执事协助其进行寺院的管理。

虽然丛林制度确立了管理制度，但是其却确立了身份平等、集团生活的风规，并没有等级观念，类似学校中学生与教师的相处模式。

丛林制度的产生改变了比丘不自生产，专靠乞食为生或靠人供养的制度，摆脱了对于外部环境的依赖性。

同时，集体式的修行方式有利于佛教典籍的保存与传播，对佛教
思想的传承起到保护作用因此，丛林制度的产生给佛教的发展建立了物质基础，更好的促进了佛教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丛林制度演变至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社会影响层面看，作为非营利组织的佛教组织，它们已能利用自己的经济、社会、精神关怀等资源优势，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这既是弘扬佛教、服务社会，同时也是表达和实践佛教信仰的基本方法。

”④
三、中国佛教的政治性。

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除元明清时期对政治产生一定影响外，并没有广泛的参与到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的政治生活中。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它必定会在植根于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土壤的过程中，不断地加强自身的适应性，其衍变和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必须深深地受到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制约，而中国历代最高封建统治者所竭力维护的君权神授观念，以及中国社会所固有的那种“神权绝对服从于王权”的政治特性，都在表明佛教这一宣扬出世思想的宗教文化，根本无法游离中国社会严苛的具体条件。

历史上曾出现“三武一宗灭佛”事件，这主要与当时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间日益突出的经济利益矛盾有关,也大多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汇相关。

也就是说“三武灭佛”一方面是佛教的发展已对社会经济正常运转产生负面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佛教与中国儒家正统文化和道教文化争夺思想统治权的结果。

因此在经历过种种劫难后，中国佛教为了自身的发展，除北传佛教自古变取得政教合一的特权外，都倾向于依国主，法立事的政治态度。

宗教必须服从王权，必须为封建统治服务。

佛教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曲折地发展，这成为佛教在中国传播的一个显着特点，也成为推动佛教汉化的客观原因之一。

①南怀瑾《中国佛教发展史略》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②吕鲜林《浅议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学术论文网，2009年
③王绍潘《禅文化对中国唐宋时期经济文化的贡献》，2001年
④李向平高虹《人间佛教的制度变迁模式》，《法音》， 2008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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