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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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大讨论
回顾:张炜参与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 【1995年11月,持续约已两年之久的“人文精神讨论”达到高潮,成为全国关注的“媒体事件”】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浪潮和社会现实变化带来的冲击,对于人文精神丧失的忧虑,使得知识分子开始“自我审视”,引发了一场文化领域“人文精神大讨论”。
近日,“人文精神大讨论” 发起人之一,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晓明、同济大学教授张闳等人回述了讨论的前后经过和来龙去脉。
1993年第6期的《上海文学》发表了《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提出文学和人文精神危机的问题。
此后,《读书》、《东方》、《十月》、《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也相继发表争鸣文章,吸引了从人文学者到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学者纷纷参与讨论,持续3年之后进入尾声。
笔谈批王朔“痞子文学”张艺谋商业电影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文化界处于低迷期。
1992年小平南巡,使得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整个中国。
社会世俗化、商品化加深,物欲主义盛行,拜金主义风气弥漫,国民道德出现滑坡,文化领域呈现新的动向,使得知识分子开始面临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
1992年初夏,《上海文学》杂志“批评家俱乐部”栏目打算恢复。
计划借助华东师大,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大等几处批评重镇,以对话的方式开始针对当下文学和文化现状,发表看法。
华东师大的几位经常聚在一起,观点又比较接近的青年学人决定加入,约定的成员有王晓明、徐麟、崔宜明、陈福民和张闳。
在张闳的记忆中,王晓明当时认为,文学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此时,作家王朔和电影导演张艺谋在文艺界独领风骚。
此前,张闳写过一篇批评王朔的文章,陈福民正好写过一篇关于张艺谋的文章。
1992年下半学期开学之后不久,此事又重新提上日程。
对话就在徐麟的9舍625室进行,毛尖做笔录。
原计划中的陈福民却迟迟没有返校。
正在这时,张柠走进来了。
徐麟说,来得正好,就让张柠补上。
张柠于是参与讨论。
在讨论中,参与者批评了两种当时比较流行的文化:一是王朔的痞子文学,二是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商业倾向。
认为当前文学已出现危机,“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人文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
这篇对话体后来命名为《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经由《上海文学》编辑蔡翔之手,发表在1993年6月的《上海文学》上。
文章发表之后,十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讨论。
参与者收到许多读者来信。
张闳一人就收到二十多封来信。
大多是鼓励支持的,也有商榷性的。
有一位偏远省份的读者提供了一份“黑名单”,列举了当时一系列文化界的名流,要求参与者逐一批倒批臭,“定点清除”。
张闳还收到一位福建某干休所的老革命寄来的信,他说,看了文章后,他激动得一夜没睡。
张柠也收到一二十封信。
甚至有一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老华侨,来信不仅表达了他远在天涯海角的激动心情,而且对张艺谋“利用电影给祖国抹黑”的“无耻行径”,进行了“字字血声声泪”式的控诉。
《读书》将讨论扩大,经济学家参与其中
“人文精神大讨论”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给人文精神领域带来的冲击和震荡,在知识分子中的反映。
它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中国社会是否存在“人文精神”的失落或危机,市场经济导致人文精神的丧失,还是促进人文精神的生长,需要提倡什么样的“人文精神”,
有的人认为,应用人文精神这种精神文明来抵制物欲横流的倾向,有人则将市场经济中产生出来的东西肯定为“新的人文精神”,强调理想、信念、精神要与现实生活相协调。
1993年冬天,华东师大召开了全国文艺理论学会年会,地学者来了一二百位。
白天正常开会,晚上,王晓明等人就约在一起,集中进行讨论。
讨论地点就是华东师大的教室。
张闳作为学生(在读博士),在会务组工作,听到了一些小组讨论。
他记得,王晓明、张汝伦、朱学勤、陈思和一字排开,在前排就坐,张汝伦居中,临时赶来的许纪霖打横。
这次讨论是要检讨当下中国社会人文精神缺失问题。
在这之前,王晓明写信把这事情告诉了当时的《读书》主编沈昌文。
他就和编辑吴彬来上海参加这一晚的讨论,一声不响地坐在角落里听,然后就回去了。
回北京的第二天,吴彬就写信告诉王晓明,说他们支持这个讨论,准备在《读书》上连续发表6期讨论稿。
随即,王晓明等人在上海分了五组,在南京分了一组,分别讨论,然后根据录音整理成文,陆续寄给《读书》,并在第3期至第8期发表。
主要观点大致是,当时的文化状况非常糟糕,处在严重的危机当中,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人格萎缩、批判精神消失,艺术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维方式的简单和机械,文艺创造力和想象力匮乏等。
持续的讨论文章在《读书》发表后立刻引起热烈的反应,此次讨论的影响由此被推向了全国并很快成为一个“媒体事件”。
国内外报刊广泛转载,日本的报纸也做了报道。
在持续两年的过程里面,不断有学者加入这个讨论,仅王晓明个人看到的文章就超过了一百篇。
许多报刊,如《光明日报》、《文汇报》还开辟了专栏。
到1995年,人文学界以外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加入,王晓明现在还有印象的是经济学家樊纲,也参加进了讨论。
1995年11月,在《中华读书报》就有一个很大
的标题:“人文精神,经济学家发言了”。
这些经济学家中,有基本赞成的,有分析的,也有批评的,各种各样的声音。
回想其当时的讨论,王晓明认为,“在整个讨论过程中,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核心议题。
而且,大家往往是‘短平快’的互相回应,并没有深入,都是你一言我一语的论战,一年多的时间发表了几百篇文章,不少文章写得相当激烈尖锐,笔战的刀光剑影引人注目,对一些问题的讨论停留在表面,反而把真问题给忽略了。
”
文人笔战:人文精神讨论中的三个插曲
在人文精神讨论的过程中,出现过三个小插曲,即“王朔现象”、“二王之争”(王蒙与王彬彬)和“二张共鸣”(张承志和张炜),这是人文精神讨论的大合唱中格外引人的声音。
在《旷野上的废墟》一文中,几位讨论者曾举例提到“王朔现象”,认为“王朔
,从“王朔现象”和“玩文学”派深受欢迎的背后,更说作品总的基调是调侃”
明“重建人文精神”价值取向的重要性。
这种看法得到知识界较广泛的认同。
但王朔不以为然,1994年,他在《新民晚报》发表《王朔脱离文学界启事》,指责“假崇高道德主义理想主义者”。
王蒙曾在1993年第1期《读书》上发表《躲避崇高》一文,为“王朔现象”辨护。
随后,王蒙对“人文精神讨论”进行了批评,引发了王彬彬与王蒙的论争——“二王之争”。
王彬彬是最初参加人文精神讨论的学者之一。
因为他写了《过于聪明的作家》一文批评王蒙,王蒙则以《黑马与黑驹》一文回应。
王彬彬不甘示弱,索性以“黑驹斋”自许,连发两篇文章以更激烈的言辞反驳。
作家刘心武于1995年在《当代作家评论》第2期发表《高长虹的湮灭》一文,“劝告某些年轻人不要重蹈高长虹
的覆辙,以骂名人成名。
”王彬彬又于6月14日在《中华读书报》撰文反驳刘心武。
紧接着,董大中、张扬也先后在该报发表文章,批评刘心武不应该这样对待敢于“犯上”的年轻人。
关于“二王之争”,张志忠认为,双方都不够冷静,属个人意气之争,非学问之争。
王朔在《北京青年报》1995年8月26日,9月7日《文化导刊》四版分期登载《读书人王朔说文坛风云》,指责王彬彬、张承志、张炜等人,使得已趋平静的“二王之争”又起波澜。
“二张共鸣”是这场讨论的第三个插曲。
张承志在1993年《十月》发表《以笔为旗》一文,张炜在1993年3月21日《文汇报》发表《抵抗的习惯》一文,共同表现出对文学现状的不满和忧虑,倡导树起精神大旗,张扬理想与信仰。
此后,张承志又发表《撕名片的方法》、《清洁精神》、《撕了你的名片》等文,张炜又发表了《忧愤的归途》、《夜思》、《独语》等,与此同时,韩少功、李锐等作家也纷纷发文呼应。
这批作家围绕“道德理想主义”进行了探讨,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
三四百封读者来信,支持讨论继续下去
10余年来,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议论非常多,而最初一批参与者却很少发言,甚至沉默。
在张闳看来,这是因为当初的参与者在一些问题上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而且,此后的发展及其效果也超出了最初的预料,甚至偏离了初衷,所以日渐平静下来。
两年中,“人文精神”逐渐成为一个流行词。
王晓明记得,当时有人告诉自己,说上海陕西南路靠近淮海路的一家商店开张,商店经理照例要说一些套话,其中也有“发扬人文精神”这样的话。
“我还接到了三四百封读者的来信,支持我们继续将‘人文精神大讨论’进行下去。
”
1996年,上海和北京两地同时出版《人文精神讨论文选》。
到这个时候,人文精神大讨论已经基本接近尾声,最热闹的时候已经过去。
在知识界,它以一种文化批判延续着,直到今天。
王晓明受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影响比较大,他由之前的文学研究转到文化研究上,就跟这个讨论有关。
大概是在1998年,《上海文学》有过一次关于“市场意识形态”的讨论,可以说是“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延续之一,话题是围绕“成功人士”这个流行符号展开。
人文精神大讨论过去十多年了,王晓明感觉,通过“人文精神大讨论”,近些年知识界的共识已经越来越多了。
“回过头来看,是‘人文精神讨论’第一次迫使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对现实的隔膜,也是这一场持续的讨论,以一种强烈的方式,把人文精神恶化的问题,提到了公众的眼前。
人文精神’,就是希望我们的社会在人与人的王晓明说,其实,大家当年讨论‘
利益平衡之外,还能有一种价值认同上的维系。
中国这么大一个社会,要是没有精神的根据,都是被利益追求主导着,那就稍有风吹草动,就要出乱子,非常脆弱,抗不了风险。
(2008年11月5日《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