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版)谈晋商发展史

中国商业史
——谈“晋商”的发展
学院：金融学院班级：13金融4班
姓名：王冰玉学号：20130362
我们所说的晋商指明清500多年间（公元1368到公元1912年）的山西商人，晋商不仅在商业上有突出的成就，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

同时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比如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李家大院、王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

八国联军向中国索要赔款，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政府就向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

晋商的经济实力可以从这件事体现出来。

谈到晋商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则天之父。

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的政权。

建国后，武氏被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

可以想象李氏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其后还孕育里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

这种有远见的投资不得不令人称赞，也让我想到了秦国的成功商人吕不韦。

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杰出的代表人物有乔致庸等。

乔致庸，字仲登，号池晓，山西祁县人，乔家第四代当家人，人称“亮财主”。

他在家族生意存亡的关键时刻，弃文从商接手生意。

在他的不断努力下，生意日渐兴隆，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

在国弱民贫的清朝，晋商能够走向全国，实属不易。

在他执掌家务时期，乔家的事业应属鼎盛阶段，成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户。

其下属复子号称雄包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

另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遍布中国各地商埠、码头。

乔致庸的确人如其名，他待人和善，一生颇多善行，经常救济贫民百姓。

民谣有“光绪三年，人死一半”的说法，当时乔致庸曾开仓赈灾，对此光绪八年《祁县志》有记述。

他不只为己取财，还很有爱国思想，当时海防，西征，他都为朝廷分担开销。

他经商讲求诚信，管理思想进步，提出股份制改革，所用人可以参股，已非常先进。

由于他的善行，中日甲午战争中多了一艘军舰。

他：儒商有“道”为富有“仁”，“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乔致庸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资本愈见雄厚，他并不沾沾自喜，反而急流勇退，将商务全权委任长子长孙，休闲家居，闭门课子。

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世要以“信”为重，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放在首位。

乔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让人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

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子孙要注重节俭，不可贪图安逸。

而“在堂”后来败落的直接原因是战争爆发。

1938年，大片国土沦陷，“在中堂”自然在所难免。

乔致庸是晋商的代表人物，也从他身上反映出好多晋商精神，它包括进取
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意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进取精神：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动力。

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他们商业上不断进取的精神力量。

开拓精神：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

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当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敬业精神：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

榆次富商常氏，不轻视商业，而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

常氏家族弃儒经商的弟子很多。

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

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

他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变通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

常氏家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业群体。

由于他们吧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值繁盛。

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

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的很紧。

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

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

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的目的。

一次水只有融入大海才能泛起浪花，晋商同样如此，他们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

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

讲帮靠，调解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业群体。

其次，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

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

正因如此，晋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在商界绵延了500多年的繁荣，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

其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日本、东南亚、俄罗斯、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堪舆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媲美。

到清朝中叶，晋商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商业向金融业发展。

咸同时期，山西票号几乎垄断全国的汇兑业务，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从晋商中产生的金融机构票号，执晚清中国金融牛耳百余年，号称“汇通天下”。

直至民国时期，晋商才被宁波帮后来居上，取而代之。

清朝是晋商的“黄金时期”，马克思有句名言，如果有50%的利润，他们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100%的利润就会疯狂。

有200%的利润就敢于践踏一切原则，有300%的利润就敢发动战争。

用此形容晋商虽说夸张，但也不无依据。

明末，后金崛起，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

晋商甚至干起了“里通外国”的勾当。

史载，后金的火药、八成对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全部由晋商提供。

可以说，晋商为颠覆明末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清王朝建立后，顺治帝接见了介休范氏最著名的八大晋商，并御封为内务府的皇商，山西商人实现了从晋商到“皇商”的质变。

除了宫廷贸易，晋商还为清廷筹办军饷、丁粮、厘金、赋税、官府财政周转等，包括康熙征讨葛尔丹、雍正征讨准格尔都是由山西商人提供粮草军需。

庚子之变，撤离北京前，慈禧太后甚至向北京的票号借银50万两，在西逃途中又向晋商乔致庸借银50万两。

为了实现政治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晋商甚至干起了帮官员销赃的勾当，成了中国历史上官商勾结的典范。

袁世凯向李鸿章行贿，就是在三晋票号精力的精心下实现的。

从晋商到皇商，山西商人搭上了权贵的列车，迅速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商帮，但晋商的好日子也随着清朝的“脱轨”而到头。

政府欠款无法偿还、国外银行的冲击、军阀的军费摊派、天下大乱导致商路中断等等一系列因素加速了晋商的衰亡。

不得不说晋商的发展波澜壮阔，谱写了华美的商业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