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与文化系统的一致性

美国人类学家艾伦·P.梅里亚姆曾经在他的《人类学与艺术》中指出:“从某种人类学观点来看，艺术研究的未来，取决于艺术不被看成是作为对个别的社会文化行为或体制的简单反应的文化的孤立片段，而是被看作其本身即是进行中的(ongoing)社会文化子系统(social and cultural subsystems)的程度。在社会文化范围内，艺术不是被动的，恰恰相反，它们是形成行为规整行为和引发行为的动作系统(action systems)，也是高度有效地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symbolic systems)，是知识、价值和表现多方面人类特性的极为丰富的宝库。”艾伦·P.梅里亚姆:《人类学与艺术》，郑元者译，《民族艺术》，1999年第3期

朱狄先生就曾认为:“从发生学上来考察，艺术的产生和祭礼仪式有一种共生关系，正是在这种关系中，艺术开始了它选择某种超出信仰目的的审美倾向。”34朱狄:《信仰时代的文明—中西文化的趋同与差异》，第7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如前所述，朱狄先生认为艺术和仪式之间存在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具体

体现在两个方面:38

就艺术对仪式的作用而言，祭礼是一种社会性的集体敬神仪式，其目的在于

借驭神进而驭民，而艺术便是最早的驭神工具。祭礼仪式往往是音乐、舞蹈、诗

的朗诵等艺术手段的结合，祭礼严格的时间程序要由这些艺术形式来加以控制。

譬如，古代祭礼仪式最普遍的形式是舞蹈，舞者将注意力集中在由节奏、韵律、

动作、重复的词等等所组合起来的框架上。在这个被狭窄化了的幻想的世界中，

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把来自外部世界的感觉阻断在这个幻想世界的外面，对神的恐

惧被化解成一个舞蹈的圆圈，世间的种种烦恼被暂时搁置。又比如，在祭礼仪式

中祭师如果不按照惯例朗诵神话史诗，则常常性命难保。仪式的神圣性正是靠这

种严肃甚至恐怖的气氛来维持。总之，仪式中各种艺术手段组合在一起构成一种

社会性非常强烈的文化结构，它们不仅作为传递神意的工具使祭礼的意义变得更

清晰、更容易接受，同时也在神的名义下强化社会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

就仪式对艺术和审美活动的影响而言，祭礼仪式的各种组合要素中，有一些

要素被后人称为“审美”因素，在它的基本形式中，人类的审美经验开始表现为

对新奇、多样性、行为型式、韵律和节奏的连续所产生的愉快反应。在仪式精确

的执行过程中，审美因素渗透进愉快的效果。韵律、节奏以及一切悦耳的声音都

有助于神话的一记诵，和审美愉悦有关的身体的动作、话语和咒语的韵律在时间中

对整个祭礼仪式速度的控制和操作，对祭礼仪式的道具在色彩和型制上的视觉快

感以及歌唱和乐器所带来的听觉上的愉快，所有这些祭礼仪式物质上的因素和情绪上的满足，都对原始审美经验产生强烈影响。而这些最初的审美反应似乎可以

称为“人类普遍性的审美原型，正是在这种原型的基础上，后来的文化和文化行

为所需要的全部技巧才能增枝添叶。”39

正是有感于仪式和艺术的远古牵连，朱狄先生才认为“如果撇开祭礼的宗教

内涵，那么它就是一种把各种艺术进行重新编织的时间结构。”40而哈罗德·罗森事实上，从仪式出发来探讨艺术的起源和本质并不是什么创新之举。早在

20世纪初，受弗雷泽影响而形成的“剑桥学派”，就曾从仪式角度探究古希腊文

化的起源。3”其中的赫丽生(Jane Ellen Harrison，又译哈里森)就曾在她的《古代

的艺术与仪式》(1913)中指出36，希腊文“戏剧”(drama)和“仪式”(dromenon)

两个词之间的相似性绝非出于偶然。人们习惯认为，仪式是僵死不变的规则程式，

而艺术则属于自由想象的天地，二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然而，这是一个由来己久的误会。其实，“这两个分家了的产物本出一源;去掉一个，另一个便无法了解。一开始，人们去教堂和上剧院是出于同一个动力。”37这种情形，在古希腊

盛大的新春庆典期间所举行的狄奥尼索斯(即酒神)仪式演出中表现得格外分明。

当时的雅典市民整日陶醉在剧场中观看表演，这既是一种敬神行为，也是一种社

会义务。看戏的费用由政府出，这和现代观众在晚饭后步入剧院去寻求消遣大不

一样。赫丽生又借助弗雷泽《金枝》所提供的丰富材料，从古希腊的宗教演出上

溯到埃及的奥息里斯神祭仪和巴比伦、巴勒斯坦的塔穆斯神祭仪，并比照了黑柯

尔印第安人的太阳崇拜仪式。在此基础上她推论说，古代的艺术和仪式相辅相成，

源出于同一种人性冲动，那就是通过模仿行为来表达主体情感意愿的强烈要求一

一让死的自然能够复活。

就艺术对仪式的作用而言，祭礼是一种社会性的集体敬神仪式，其目的在于

借驭神进而驭民，而艺术便是最早的驭神工具。祭礼仪式往往是音乐、舞蹈、诗

的朗诵等艺术手段的结合，祭礼严格的时间程序要由这些艺术形式来加以控制。

譬如，古代祭礼仪式最普遍的形式是舞蹈，舞者将注意力集中在由节奏、韵律、

动作、重复的词等等所组合起来的框架上。在这个被狭窄化了的幻想的世界中，

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把来自外部世界的感觉阻断在这个幻想世界的外面，对神的恐

惧被化解成一个舞蹈的圆圈，世间的种种烦恼被暂时搁置。又比如，在祭礼仪式

中祭师如果不按照惯例朗诵神话史诗，则常常性命难保。仪式的神圣性正是靠这

种严肃甚至恐怖的气氛来维持。总之，仪式中各种艺术手段组合在一起构成一种

社会性非常强烈的文化结构，它们不仅作为传递神意的工具使祭礼的意义变得更

清晰、更容易接受，同时也在神的名义下强化社会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

就仪式对艺术和审美活动的影响而言，祭礼仪式的各种组合要素中，有一些

要素被后人称为“审美”因素，在它的基本形式中，人类的审美经验开始表现为

对新奇、多样性、行为型式、韵律和节奏的连续所产生的愉快反应。在仪式精确

的执行过程中，审美因素渗透进愉快的效果。韵律、节奏以及一切悦耳的声音都

有助于神话的一记诵，和审美愉悦有关的身体的动作、话语和咒语的韵律在时间中

对整个祭礼仪式速度的控制和操作，对祭礼仪式的道具在色彩和型制上的视觉快

感以及歌唱和乐器所带来的听觉上的愉快，所有这些祭礼仪式物质上的因素和情绪上的满足，都对原始审美经验产生强烈影响。而这些最初的审美反应似乎可以

称为“人类普遍性的审美原型，正是在这种原型的基础上，后来的文化和文化行

为所需要的全部技巧才能增枝添叶。”朱狄，98页。

正是有感于仪式和艺术的远古牵连，朱狄先生才认为“如果撇开祭礼的宗教

内涵，那么它就是一种把各种艺术进行重新编织的时间结构。”96页。40而哈罗德·罗森伯格则说“艺术是一种礼仪的产物，如果把艺术的概念框架和它的物质材料都忽

略不计的话，那么艺术就只是一种原始风尚的活动。”

这种“由个人的不确定和痛苦引起的那种反复的、定期的、正式的

个人置换活动，一旦进一步被苦心经营和塑造，就可以变成共同的危险或混乱场

合中的群体dromena‘一件做了的事情’—引者注)。; 460这便是仪式产生的心

理动因。人生中变幻与转折不断地出现，由此也常常引起人的焦虑和紧张，而仪

式正是为缓解或消除这些紧张情绪而来。但又因为缓解的具体手段常常采取审美

的形态，并且由审美的苦心经营来加以完成，于是艺术便由此发生。所以埃伦认

为:“在产生仪式庆典的场合中寻找人类特有的艺术特点，在行为学上似乎是合

理的。，，47

艺术与仪式之间不仅有发生学上的相近，也有形态学上的相似。当代学者薛

艺兵在他的《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中，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