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研究综述
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6期[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王杰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2008级博士研究生冯建辉] 发布时间：08-12-15 14:43:22 477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与其中的儒学的关系问题，是学者们长期关注的理论热点。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这一问题多有讨论，亦有梳理总结。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新一轮“国学热”的兴起，国人的民族文化认同意识进一步增强。

学术界再次把研究的视野聚焦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上。

针对近年来国内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本文进行梳理总结。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上个世纪90年代，有学者总结当时学术界的3种认识[1]：对立说、并存说和融合说。

近年来，对立说和并存说日渐式微。

而融合说，学者们对此达成共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相结合，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与儒家文化相结合。

至于两者如何融合，则见仁见智。

从总体上看，在先前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

（一）时代性更加突出
不少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精华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他们认为，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具有3种价值：作为文化载体的符号价值、实现现代化的互补价值、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价值[2]。

儒家的和谐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种思想基础，应该尝试着运用古代儒家的和谐思想来协调各种关系（如“天”人、人人、身心等）[3]。

把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结合起来，应该从主体性向度、价值论向度、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等4个方面挖掘儒学的独特价值，并且给出恰当的当代阐释[4]。

（二）对比研究有了新的视角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们多从时代、地域、阶级、文化的背景和社会的功能等方面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不同，也有少数学者着眼于哲学世界观、政治思想和大同社会理想等方面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相同[1]。

近年来，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同构”观念及其对个人的影响，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革命集体主义似有所形[5]；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警示与儒学对逐利的鄙视[6]，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儒家“知行”观[7]，也有相似[6][7]。

解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7]。

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异同，重要的是看到，这“异”是“同中之异”，这“同”是“异中之同”，必须在同和异的辩证统一中把握其真谛[8]。

二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组成的。

近年
来，学术界研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土化、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现代化）的问题上。

有学者强调，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需要引用中国哲学的“语录”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概括中国哲学的内涵。

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需要继承中国哲学的有益精神，吸收中国哲学的合理内核，借鉴中国哲学的发展经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的内容、中国的作风和中国的气派[9]。

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历史证明，无论排斥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还是固守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都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

不是儒家学说、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中国现当代革命的胜利使儒家学说、传统文化避免了像近代中国那样，走向衰败[10]。

为什么我国学术界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集中到哲学层面进行研究呢？究其原因，有学者作出分析：在改革开放深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的今天，已经不再提阶级的社会矛盾问题，不再争论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问题。

而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基础所发生的变化，愈加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地位。

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理论根据。

因此，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更加突出地演变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关系[11]。

有学者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层面区别。

科学社会主义仅仅研究人类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共产主义主义社会形态，而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整个人类社会。

混淆层面，会带来逻辑错误[12]。

三
有学者指出，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功能论强化、儒学功能论弱化。

90年代，意识形态变弱，学术争论变强[11]。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和政治儒学方案的提出，学术界的研究凸显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张力。

一方面是重现意识形态之争，另一方面是区分研究与宣传、学术与政治。

（一）重现意识形态论争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多数学者就已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最初作为外来的哲学和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实现的结合，只是历史的和实践的。

而学术界更注重学理结合[1]。

有学者认为，与从前相比，当前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总体变化表现为悬置功能论与确立学理论，具体变化就是从意识形态争论过渡到学术争论[13]。

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出发，评析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思潮抬头，强调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存在“守土有责”的问题。

与文化保守主义势力抬头相比，在学术界很难看到马克思主义积极回应文化论争。

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重要学术领域，马克思主义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14]，值得人们高度警惕。

也有学者深入分析大陆新儒家的背景、立场及其所面临的理论问题，指出大陆新儒家具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性。

他们提出立儒教为国教，主张将儒学道统写入宪法，恢复其“王官学”的地位，就是把儒学当作国家的意识形态，企图以此对抗和取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心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这种主张与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大势相违背，无益于社会进步，也有害于儒学发展[15]。

不少学者认同这种看法。

有学者强调，振兴历史文化，倡导国学包括研究儒学，汲取其精华用以丰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本身无可非议，但不等于要以儒学作立党立国之本[16]。

同时，不少学者也肯定当前儒学研究的主流。

有学者指出，当今的“儒学热”、“国学热”，主流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不论评价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其中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儒学研究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主张“以儒学取代马列主义”、“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的，只是极少数人。

只有划清了这条界线，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才能坚持正确方向，实现健康的发展[15]。

（二）区分政治与学术
有学者认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必要把一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区分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

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已经取得重大成果，学术层面的中国化则明显落后，亟待加强[17]。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想，需要结合实践、通过探讨来推动进一步发展。

同理，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关系，也可以从学术层面展开[18]。

有学者提出，要区分和把握意识形态层面的宣传和学术层面的研究：学术研究是在没有说法的地方找说法，意识形态宣传是放大理论，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具体解说理论、纲领、路线、政策。

当前，学者们在宣传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时候，不应该忘记和淡化学术研究[19]。

区分学术与政治，能够直接体现到具体的儒学研究之中。

有学者提出，将儒学或儒家传统划分为3个层面：政治儒学（制度化儒学）、思想儒学（成文儒学——文献典籍及其理论阐释）与大众儒学（不成文儒学——沉积于风俗习惯中的儒学价值观）。

其中，政治儒学不可能、也不应该被恢复[20]。

还有学者从3个不同角度区分儒学：政统的儒学、道统的儒学、学统的儒学。

政统的儒学存在较多的历史问题。

道统的儒学难免会有排他性，压制不同思想。

只有“学统的儒学”（传统的儒学思想），才值得挖掘和弘扬。

因此，儒学研究最好回归于学术[21]。

四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在哲学研究层面，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本土化和儒家哲学的现代化。

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沿着这样两个分支展开的研究，有区分，也有交融。

（一）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
有学者指出，我国哲学界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已经形成3种较为成熟的研究思路：“文本解读”法、“比较对话”法、“结合现实”法。

其中，“文本解读”法主张，通过真实解读马克思的第一手文献，做到与马克思的历史语境相交融。

“比较对话”法认为，传统哲学教科书遮蔽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之间的总体性关系。

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哲学话语，实现二者之间的“视界融合”，才能从中凸显和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并且彰显其当代价值。

“结合现实”法认为，哲学界应当少构造抽象思辩的哲学体系，多关注时代和社会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注重以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和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

实际上，围绕着重大现实问题，近年来，已经涌现出文化哲学、人学、交往哲学、生存哲学、发展哲学等创新理论[22]。

（二）实现儒学的现代化转型
有学者认为，从学统的角度挖掘儒学的现代价值，要有文化主体意识，在交流中不断地吸纳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挖掘古代思想家们思考文化（哲学）问题的启示意义，充分认识儒学的局限性，合理诠释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粹[21]。

对待儒学要一分为二：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如“三纲六纪”等，决不可能让它在现时代全面“复兴”，而是需要继续进行深入的批判；作为中华文化载体的儒学，则要把它当作民族文化的瑰宝，进行深入研究、批判继承、综合创新[14]。

有学者认为，面对国学热的兴起和政治儒学的提出，我们需要冷静而理性的思考。

当今，儒学复兴的可能是建构时代儒学的可能，绝不是重回“儒学时代”的可能[23]。

着眼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相互关系，儒学的未来走向是培育良好的民族文化意识，回归传统以建立民族文化认同，重建儒学传统与社会、与民众生活的联系，形成具有文化主体性和当代意义的儒学形态[24]。

儒学发展的现状说明，儒学的转型需要从哲学—知识的话语中走出来，回归经学传统（读经、体认、践履），而不是构建理论体系。

儒学应该承认其他文明的独立性和合法性，通过积极对话，通过生活实践，证明自身的优越性[25]。

（三）主张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
有学者从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价值与传统价值呈现二元并行的发展趋势入手，考察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实际关系：中国现阶段的基本价值体系应当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国家意识形态，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二是民族主体价值，即经过改革的儒学和传统主体宗教。

前者决定着社会制度、国家体制、大政方针；后者规范着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维系着民族认同[26]。

对此，有学者质疑“儒学是中国‘民族主体价值’”的说法，认为无论在语言表述还是在事实论定上都存在问题。

就目前而言，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思想已经被时代化。

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上，首先是必须承认差异的宽容胸怀、求同存异的民主态度；其次要认识到两者关系不是既定不变的形态，而是不断建构的过程。

在承认前一点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建构起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27]。

有学者从“马中西”汇通与融合的广义视角入手，考察哲学的未来走向：在哲学精神方面，未来的中国哲学，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为基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过程中，实现西方哲学的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文精神的有机结合；在哲学方法方面，未来的中国哲学，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批判精神为基础，把西学的分析方法与中学的综合方法结合起来；在哲学与世界的关系方面，应该理性地解释世界（西学）、理性地适应世界（中学）、理性地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到三者的融会贯通；在哲学的现实价值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昭示的实践精神和批判精神，已经使中国人民“站起来”，并将继续使中华民族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西方哲学所昭示的科学精神，已经并将继续陶冶着中国人民的科学理性，促进中国完成现代化建设，使中国人民“富起来”。

中国传统哲学所昭示的人文精神，经过现代化改造，必将增强中国文化在当代世界的影响力，提升中华民族的“软实力”，真正使中国人民“强起来”[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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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晓中)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