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体现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的体现

摘要：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在翻译中译者是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译者对原语文本、翻译策略、译文风格的选择，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作用。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译文成败的关键。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翻译

一．引言

翻译理论和实践是一个相互渗透、融会贯通的综合体。翻译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形式里的内容重新表现出来的语言实

践活动。在翻译领域中，译者主体性这一的话题越发受到翻译学家的极大关注。译者在文学作品翻译中，始终处于原著，原作者，译著，读者之间。译者不再是传统翻译理论中被大家称作“透明人”的角色。译者是一个具有鲜活思维、文化立场、和价值观的独立个体，其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从选择原语文本、制定翻译策略、追求翻译目的等整个翻译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越是刻意忽略乃至否认译者的主体性地位，翻译理论的研究发展越会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

二．译者主体性

针对文学翻译过程中凸显出来的“究竟谁是翻译主体”这一问题，翻译业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和意见。许均（2003:10）凭借自己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多年的翻译经验将这一问题鲜明地归纳出来，他说：“从目前收集到的国内外相关资料看，何为翻译主体大致有以下四

种看法：一是认为译者是翻译主体，二是认为原文作者与译者是翻译主体，三是认为译者与读者是翻译主体，四是认为原作者、译者与读者均是翻译主体。针对这些说法各异的阵营，笔者同意第一个观点：赞同译者在翻译中是具有主体性地位这一说法。简言之：译者是翻译主体，原文作者是创作主体，读者是接受主体。主体性是作为哲学概念有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的，他认为人的主体能动性是人类所有知识、活动和存在的中心。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他所承载的具体翻译行为就是即将作品从源语转换为目标语的活动。我们较笼统地把翻译过程分为理解阶段、表达阶段和校对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译者的主体性功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译者一方面扮演读者的身份，在阅读理解原著文本时对原著进行分解、填充和具体化；另一方面译者又扮演创造者的身份，并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视野和程度，最终在新的文化环境里赋予了文本新的形式。使之与译文读者进行文化交流，在另一个文化氛围里延续了原作的生命。

译者在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同时需要把握好尺度。我们常把文学翻译家比作是在戴着镣铐跳舞

——又要舞姿优美，又难免时时受到羁绊。因为文学翻译被归结为一种艺术再创造。但译者的创造必须在原著设定的界限里进行，必须忠实地再现原著的意和形。再则译者还要受到译文读者的制约，顾羁他们不同的接受能力，所以会出现同一时代为迎合不同接受能力和兴趣爱好的读者群，出现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的现象。忽视这两种限制的其中之一，译文都难以获得成功。总之，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必须在不损害原著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的前提下进行。

三．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

（一）译者主体性对译本风格的影响

—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

《爱玛》是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代表作之一。中国文学翻译中出现了很多对该文本的译作。其中张经浩教授和孙致礼教授对原作《爱玛》的翻译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意识。

众所周知，译者不同的翻译目的、翻译动机和审美标准都会在译本中呈现迥然不同的翻译风格。就拿英国19世纪最有影响的经典小说之一简·奥斯汀的《爱玛》来说。对于这部精典之作，国内有两个译本极具代表性。其一是孙致礼教授的《爱玛》译本，改译本通顺流畅、用词精确、忠于原著，异化色彩浓厚，具有浓郁的异国情调“洋味”十足，在翻译中体现了准确而完整的再现原作这一翻译准则并展现以“异化为主”的翻译思想。其二是张经浩教授的译本，该译本简洁流畅，行文自由随性，对译文句式进行了大量的创造性改造。针对特殊的潜在读者，译者采用了中国特色的语言形式，译文中带有明显的归化痕迹。两位教授的译文风格大相径庭，充分展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翻译思想。以下这段文字就是很好的例证。如《爱玛》第一章第二段：she was the youngest of the two daughter of a most affectionate, indulgent father; and had, in consequence of her sister’s marriage, been mistress of his house form a very early period. he mother had died too long ago for her to have more than an indistinct remembrance of her caresses; and her place had been supplied by an excellent woman as governess, who had fallen little short of

a mother in affection.(jane austen: emma, ch.1)

孙译：爱玛有个及其慈爱的父亲，对两个女儿十分娇惯，而爱玛又是他的小女儿。由于姐姐出嫁的缘故，爱玛小小年纪就成了家里的女主人。母亲去世的太早，她的爱扶只给爱玛留下个模模糊糊的印象，而取待母亲位置的，是个十分贤惠的女人，她身为家庭女教师，慈爱之心不亚于做母亲的。

张译：她父亲极为慈祥，对女儿百依百顺，而她又是一对千金小姐中的小的一个。姐姐出嫁后，她小小年纪就成了一家之主。她母亲去世早，关于母亲的爱抚，她的印象早已模糊了，可是她的家庭女教师是个贤德女人，待她如同慈母。

从这一段的译文可以看出，孙致礼教授的译文通顺流畅，用词精确并具有明显的异化风格，洋味十足。尤其是把

“in consequence of her sister’s marriage”译成“由于姐姐出嫁的缘故”；将“and her place had been supplied by an excellent woman as governess…”翻译成“而取代母亲位置的，是个十分贤惠的女人，她身为家庭女教师…。”完全符合孙教授一贯的翻译风格：尽量传达原作的异域语言形式。张经浩教授的译文采用了非常地道的中文表达方式，在用词方面他选择了汉语式的词语，比如千金小姐、贤德、慈母等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与张经浩教授惯用的归化翻译风格不谋而合。

（二）译者主体性在文化语境中的体现

在文学翻译中，不同文化环境的译者在翻译作品时会不自觉地融入本族文化的行文习惯。在对一些特定词语的翻译，译文会带有浓厚的本族文化特色。对我国古典文学奇葩《红楼梦》的翻译，属杨宪益夫妇的译本和霍克斯先生的译本最具代表性。在《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中，对称谓和建筑名的翻译能充分体现译者文化语境的不同在翻译中的体现。比如说：怡红院（是贾宝玉的住所），杨译：the happy red court,而霍译：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贾宝玉的别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