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山先生的人格风范(一)

象山先生的人格风范(一)

摘要]象山先生的人格风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为义为公，痛恨为利为私的小人。消除腐败、追求实行“圣人之政”；2、忧国忧民，痛斥“官”、“吏”相互勾结、祸国殃民，大胆揭露“贪吏害民”的卑鄙伎俩；3、不顾个人安危，无私无畏，带病知政荆门。

关键词]人格风范；为义为公；忧国忧民；无私无畏

象山先生就是荆门老百姓所尊敬的陆夫子，南宋光宗二年秋九月（公元1191年10月）知荆门军，光宗三年十二月（公元1193年1月）卒于荆门知军任内。八百多年来，象山先生为义为公、忧国忧民、无私无畏的人格风范，一直影响着荆门人的后代子孙，培育着荆门人的高尚人格。

一、为义为公，痛斥小人

象山先生童年时代，庄敬自持，不爱玩耍，勤于思考，喜欢发问。眼望苍穹，总想知道天有多高；漫步大地，总想知道地有多宽。十馀岁时，读古书读到“宇宙”二字，古书解释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突然间明白，宇宙原来无穷，“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1]482-483“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间。须是做得人，方不枉。”2]276于是提起笔写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1]483。十五六岁，读三国六朝史，逐渐认识到南宋社会的腐败，他为“秦汉以来，学绝道衰”1]14深感不安。成人之后，两次中举，三十四岁进士及第。他痛恨官场腐败，为世风日下忧心如焚，然而他并不逃避现实，他反对佛家的出世之说，主张入仕。他当过地方官，也当过京官，并不在意仕途的升迁，“无富贵之念”1]88。他的大部分时间在从事教育工作，他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2]282；他希望通过教育使大多数人“识义利公私之辨”，“理明义精，动皆听于理义，不任己私”2]26；他以传尧舜之道，续孔孟之统为己任，他说“道义之在天下，在人心，岂能泯灭”2]326？他对消除腐败、实行“圣人之政”充满希望，消除腐败、实行“圣人之政”是他一生的追求。

象山先生为义为公，痛恨为利为私的小人。

南宋孝宗淳熙八年（公元1182年），象山先生访朱元晦（朱熙）于南康，登白鹿洞书院讲席，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对当时那些身居要职的所谓“名儒巨公”，提出了严厉批评，他们虽然都由“科举”出，由于“科场”腐败，“场屋（科场）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2]333因此这些所谓“名儒巨公”，“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乡，则有与圣贤背而驰之者矣”2]334。他们虽然也读《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然而却不能“切己观省”2]323，他们“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根本不把“国事民隐”放在心上，他们所从事的、经历的、讲习的，不是“义”，而是“利”，他们是一些“喻于利”的小人2]333。

象山先生胸怀报国之志，他希望当朝皇帝远追尧舜，近效唐太宗，任用贤良，励精图治，洗雪靖康之耻，收复失地，统一祖国。

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公元1185年），象山先生在敕局为献官，上殿轮对五剳，大胆直谏，指出孝宗“临御二十馀年，未有太宗（唐太宗）数年之效。版图未归，仇耻未复，生聚教训之实，可为寒心。”1]221象山先生认为孝宗“临御二十馀年”而成效甚微的主要原因，是作为人主的孝宗不能知人善任。象山先生说：“事之至难，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人主诚能知人，则天下无馀事矣。”1]222“人之知识若登梯然，进一级则所见愈广。上者能兼下之所见，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见。”1]223有人问：“先生见用，以何医国？”象山先生回答说：“吾有四物汤。”什么是“四物汤”？象山先生解释说：“任贤、使能、赏功、罚过。”1]496“任贤”是“医国”的第一“物”。“使能”是“医国”的第二“物”。所谓“任贤”，就是任用贤人。所谓“使

能”，就是重用能人。“贤人”，有德行的人。“能人”，有聪明才智的人。“贤”与“不肖”相对。“能”或曰“智”与“愚”相对。

如何知人？一要观其行，二要明其心。观其行，辨识贤良；明其心，辨识君子。辨识贤良是浅层次地知人；辨识君子是深层次地知人。

象山先生认为：“人生天地间，气有清浊，心有智愚，行有贤不肖。”2]324什么是“不肖”？“乖争、陵犯、污秽、邪淫之行，常情之所羞者所恶者，乃或纵情甘心而为之，此所谓行之不肖者也。”什么是“贤”？对于“乖争、陵犯、污秽、邪淫之行”，“有所不敢为，有所不忍为，有所不肯为，而每求是者、正者、善者为之，虽未必是、必正、必善，而其志则然，日履之间，盖与向所谓不肖者背而驰也，是亦可谓行之贤者也。”2]324一般来说“贤者心必智，气必清；不肖者心必愚，气必浊。”然而“行之不肖者，则或耳聪目明，心意慧巧，习技艺则易能，语理致则易晓，人情世态，多所通达；其习书史者，虽使之论道术之邪正，语政治之得失，商人品之高下，决天下国家之成败安危，亦能得其仿佛。彼固不能知其真，得其实，诣其精微，臻其底蕴，而其揣摩傅会之巧，亦足以荧惑人之耳目。”“行之贤者，则或智虑短浅，精神昏昧，重以闻见之狭陋，渐习之庸鄙，则其于慧者之辩，浑然曾不能知。”更谈不上判别“道术之邪正、政治之得失、人品之高下、天下国家之成败安危”因此，“所谓清浊智愚者，殆不可以其行之贤不肖论也。”1]81

观其行以辨识贤良只是浅层次地知人。真正知人，还须明其心以辨识君子。如何明其心以辨识君子？象山先生认为：“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为人，而与禽兽草木异焉者也”2]200，而“心当论邪正”2]202，“为善为公，心之正也。为恶为私，心之邪也。为善为公，则有和协辑睦（团结合作）之风”，“为恶为私，则有乖争陵犯（你争我夺）之风”，“和协辑睦，人所愿也。乖争陵犯，人所恶也”。2]204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是重“义”还是重“利”，是为“公”还是为“私”，“义利公私之辨”2]26是辨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只有那些“共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2]334的人，才是君子。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不能以“官资崇卑”、职称高下区分。象山先生认为“大概论之，在于为国、为民、为道义，此则君子人矣；大概论之，在于为私己、为权势，而非忠于国、循于义者，则是小人矣。”2]332君子重“义”、为“公”，是人格高尚的人，小人重“利”、为“私”，是人格卑下的人。“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2]337，“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2]337。“不问在人在己，当为而为，当言而言”2]334，“闻善而慕，知过而惧，皆君子之徒也。若乃亲善人、闻善言而狼狈自若，无所忌惮，慧黠奸慝，常有毁伤善类之心，此所谓志夫邪恶之小人。”2]333

二、忧国忧民，针砭时弊

南宋偏安小朝庭，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庭之一。对南侵的金人，小朝庭除了屈辱求和、割让土地以外，别无能耐。在南宋偏安小朝庭的统治下，“郡县能以民为心者绝少，民之穷困日甚一日。抚字之道弃而不讲，掊敛日以益滋。”2]303当时的郡守和县令，能想老百姓之所想、急老百姓之所急的，非常少；老百姓生活没有出路、困苦不堪，一天比一天严峻。南宋初年，地方官吏“虽诚心未格于丰穣，然拙政每存抚字。”（陆游《戊申严州劝农文》）虽然没有把精力放在发展生产上，然而施政却每每存有对老百姓的安抚和体恤。南宋孝宗以后，“抚字之道弃而不讲”，大肆搜刮民财，老百姓“十室九空”，“掊敛日以益滋”。面对如此腐败的“郡守”和“县令”，象山先生目不忍睹，大声疾呼：“甚哉，其不仁也。民为邦本，诚有忧国之心，肯日蹙其本而不之恤哉？财赋之匮，当求根本。不能检尼吏奸，犹可恕也，事掊敛以病民，是奚可哉？”2]303-304

南宋孝宗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象山先生赴部调官，授迪功郎、隆兴府靖安县主薄，上书（陆九渊集卷五：与辛幼安）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辛弃疾，以“言宽仁”。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是南宋有志之士的杰出代表，曾作《美芹十论》上于孝宗，主张充实国力，积极备战，实现国家统一。象山先生在《与辛幼安》缘起中说：“窃见近时有议论（言宽仁）